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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日］芝原拓自等編，《日本近代思想大系》，岩波書店，1988年，第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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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转引自［日］松本三之介：《吉野作造》，東京大学出版会，2008年，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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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日］丸山真男：《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区建英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224—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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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当然，我这里描述的是精神史视角下的近代日本的法治化过程；在现实的政治过程当中，这个走向法治、走向文明的过程绝非一帆风顺的坦途，而是包含着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但万变不离其宗，当事者之间的“斗法”过程，无法脱离当时明治日本“文明化”的国家意志。明白了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文明进程的真实情况。关于明治日本立宪派的一种简洁叙述，可参见［日］坂野润治：《未完的明治维新》，宋晓煜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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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日］中江兆民：《中江兆民全集》（第10巻），岩波書店，1983年，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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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林启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0—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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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日］松本三之介：《近代日本の中国認識》，以文社，2011年，第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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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一般的看法是，日本试图提出美国无法接受的人种条款，换取美国在涉及山东问题上的让步，参见唐启华：《巴黎和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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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关于北一辉的思想和理论，我在本书的第四章中还将从其他角度进行分析；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在北一辉宏大的世界革命方案当中，有对国家“道义性”——比如保护人权与个人自由——的要求，这是一种面向普遍主义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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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参见［日］岡本幸治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観》，ミネルヴァ書房，1998年，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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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关于京都学派的世界史论，我将在下一章讨论。这里要提前指出的是，人们多从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这些论述，但这种视角并未充分注意历史事实；只有在日本精神史展开的脉络中，我们才能获得恰如其分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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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关于这一点的详细论述，请参见本书第七章及其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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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桑兵：《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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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桑兵：《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7—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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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与会者除了南京汪伪政权和伪满洲国的代表外，还包括菲律宾、泰国的傀儡政权以及日本扶植的“自由印度临时政府”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已经呈现败象，此时召开“大东亚会议”，可以说是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所能达到的最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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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这些经常被提及的政策与宣传口号，转引自［日］藤原彰的《日中全面戦争》（小学館，1982年）等书籍，相关页码不再一一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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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参见拙文：《从“天下”到“世界”：东亚儒学秩序原理的过去与未来》，载《新天下主义》（“知识分子论丛”第1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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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日］酒井直树：《東亜共同体論と普遍性をめぐって》，载酒井直樹、磯前順一編《近代の超克と京都学派——近代性·帝国·普遍性》，以文社，2011年，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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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日］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4巻），筑摩書房，1981年，第294—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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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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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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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与近代日本世界认识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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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亚世界史中的甲午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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