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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日］松本三之介：《近代日本の中国認識》，以文社，2011年，第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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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一般的看法是，日本试图提出美国无法接受的人种条款，换取美国在涉及山东问题上的让步，参见唐启华：《巴黎和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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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关于北一辉的思想和理论，我在本书的第四章中还将从其他角度进行分析；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在北一辉宏大的世界革命方案当中，有对国家“道义性”——比如保护人权与个人自由——的要求，这是一种面向普遍主义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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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参见［日］岡本幸治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観》，ミネルヴァ書房，1998年，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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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关于京都学派的世界史论，我将在下一章讨论。这里要提前指出的是，人们多从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这些论述，但这种视角并未充分注意历史事实；只有在日本精神史展开的脉络中，我们才能获得恰如其分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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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关于这一点的详细论述，请参见本书第七章及其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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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桑兵：《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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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桑兵：《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7—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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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与会者除了南京汪伪政权和伪满洲国的代表外，还包括菲律宾、泰国的傀儡政权以及日本扶植的“自由印度临时政府”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已经呈现败象，此时召开“大东亚会议”，可以说是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所能达到的最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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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这些经常被提及的政策与宣传口号，转引自［日］藤原彰的《日中全面戦争》（小学館，1982年）等书籍，相关页码不再一一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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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参见拙文：《从“天下”到“世界”：东亚儒学秩序原理的过去与未来》，载《新天下主义》（“知识分子论丛”第1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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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日］酒井直树：《東亜共同体論と普遍性をめぐって》，载酒井直樹、磯前順一編《近代の超克と京都学派——近代性·帝国·普遍性》，以文社，2011年，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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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日］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14巻），筑摩書房，1981年，第294—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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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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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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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与近代日本世界认识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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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亚世界史中的甲午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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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日本国家演化史上，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占据了特殊的地位。重新审视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近代日本的精神与历史世界相互作用的特殊机制和具体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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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后世的评论家与学者们普遍认为，这场战争是东亚史乃至世界史上最重要的战争之一。这场战争的军事技术与军事过程、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等层面的诸多问题，虽早已得到高度复原，但时至今日，其政治意义，尤其是在世界政治史上的意义仍有待探索。[1]那么，为什么要从这种世界政治的角度重新探讨这场战争？对于近代日本帝国的走向，这场战争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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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从东亚世界秩序变迁的角度进行探讨。这个角度的设定，有如下两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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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这场战争从根本上颠覆了东亚的传统国际秩序，对交战双方此后的成长过程与性格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甲午战争前的三十余年间，中国通过史称“洋务运动”的近代化实践，形成了关于世界秩序的比较准确的认知。[2]中国与世界的交往，获得了来自当时的主要大国，尤其是英国的一系列正向激励，可以说走上了健康的发展道路。[3]这条道路，从本质上说，就是融入以法治为理念的近代文明与世界秩序，而反过来，来自外部世界的法律（国际法）的压力，逐渐转化为国内法治化的动力。晚清的司法改革，就是这一进程的结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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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甲午战争结束了这一历史进程。早在1917年，曾在中国海关工作多年的布兰德就指出，“这场战争的结果把中国降低到了长久落后的地位”。[5]这仅仅是现象，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这场战争的战败者走上了暴力革命这一艰难险峻之路，从否定自身开始，最终试图否定整个旧世界。这是一种彻底的自我革命与世界革命的精神气质。与此相对，战胜者成为东亚世界的大国，进一步激发了自身的帝国欲望，并逐渐开始挑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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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历史认识的层面上，多数研究落脚在战争性质的讨论上，诸如这场战争是不是“侵略战争”、是不是“正义战争”等。不过，这种历史认识依赖于民族国家体系自身，而后者的历史正当性在全球化的时代正在衰退，甚至成为有待克服的问题。过于强调战争正义与否的问题，无益于我们清理战争留给后世的真正遗产。如同我前面指出的，这场战争对人们意识结构的改变，对此后历史进程产生了更为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因此，我们要去探讨只有在长时间段内才逐渐显现的结果。这是因为，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实际进程与世界秩序之间有着复杂的相互生成、彼此制约的关系，战争的当事者不容易把握这种关系的演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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