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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1894年3月28日，因策动甲申政变（1884年）而逃离朝鲜的士人金玉均，被朝鲜政府的刺客洪钟宇暗杀，地点位于上海公共租界日本人经营的一家旅馆。[19]根据当时租界的法律，该事件由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警察局长担任检察官，经由领事裁判部门的预审，由中国方面负责判决与执行。中国最终决定将案件移交朝鲜。金玉均的尸体被送还后，随即被朝鲜处以凌迟斩。事件传到日本后，日本举国激愤，一致认定是中国的阴谋，意在侮辱“日本的国权”，结果，“甲申事件以来十年的排清感情”猛然爆发。据记载，这一事件最终促使陆奥“决意对清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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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普通事件所蕴含的心理能量及巨大的危险，远非当时的中国士人所能理解。不过，从“决意”开战到真正开战，还需要一系列的政治过程。明治日本所处的时代状况，为这一政治过程的成熟提供了充分的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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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894年，围绕与欧美各国修订不平等条约的问题，日本政坛发生激烈斗争，伊藤博文内阁被迫宣布解散议会。3月27日，陆奥在致驻英大使的信件中说，“国内形势紧迫，日甚一日”，因此“不管成败如何，政府若不表明正在做一件会让人感到震惊的大事，将无法挽回此番人心之纷乱……虽内政关系催促外交成效，有些本末倒置，但时势就是时势，实不得已而为之……因不能无故发动战争，故唯一目的只在于修约”。[20]6月3日，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协助戡乱，平定“东学道”领导的“东学党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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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奥等人得知中国出兵的消息后如获至宝，发动战争的理由已然出现。日本的国家意志，在其他列强的眼中也已昭然若揭。比如，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在1894年7月1日致外交大臣吉尔斯的电报中说道：“显然中国希望避免战争，而日本却似有意寻求战争，深以为胜利非己莫属。”[21]朝鲜东学党的起事，成为点燃战争的导火索，但日本对华开战意志的形成，则有着更为久远的精神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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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事态的发展完全按照陆奥的谋略展开。1894年6月5日，日本内阁决定派重兵赴朝，并设置战时大本营。7月12日，陆奥指令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等人制造战争口实：“只要在不招致外间过分非难的范围内，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随后，他担心大鸟不理解这一指令，在外务省参事官本野一郎赴朝之际，特别交代他转达大鸟：“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务之急，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一切责任有我负之，该公使丝毫不必有内顾之虑。”[22]7月16日，英国确认签署修订后的《英日通商航海条约》，“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清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英国金伯理勋爵语）；[23]翌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华开战；23日，日军攻入朝鲜王宫，将“五百余年中国所赐之御物悉数掠去”；25日，甲午大战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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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定开战时，伊藤与陆奥担心作为第三方的欧美各国出现“支持一方和反对一方的情形”，所以决定的方针是，“除非事势万不得已外，必须把事态严格地局限在中日两国之间，应极力避免和第三国发生纠葛”。[24]这种决策基于两种考量。一方面，与他们对国际形势的把握有关。由于英国在中国特殊的贸易利益与俄国对朝鲜利益的特别关切，加之欧美各国对中国相对高的好感，“默认朝鲜为中国属邦”，陆奥认为，如果引发列强的干涉，日本可能处于寡助的一方。[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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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局势紧张的时刻，日本除了顶住来自俄国、美国与英国的外交压力与忠告外，还积极展开宣传攻势。1894年11月底，日军因旅顺大屠杀而引发欧美各国（尤其是美国）的高度关注与批判。为此，日本展开了活跃的外交粉饰与宣传工作，并取得了成效。[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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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陆奥等人认为，尽管中日两国实力此时表面上不相上下，但日本实际上将稳操胜券。陆奥的这种判断，以及他将局势严格限制在中日两国之间的策略，首先建立在对华内政外交的把握之上。关于决策过程，陆奥事后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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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看到日本从明治17年（1884年）以来，在朝鲜的势力有些衰退，又看到日本在明治23年（1890年）宪法实施后，政府和议会之间经常发生冲突，认为我国政府决不可能作出派兵出国这样重大的决策，便想乘机扩大中国在朝鲜的势力；另外，驻我国的中国公使汪凤藻，也因看到我国官民的争执日益加剧，便错误地断定日本决没有对外生事的余力，两人都向中国政府提出不谋而合的意见，这可能就是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将彼我形势判断错误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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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陆奥认为，“日本政府最初虽居被动地位，但在万不得已时则有断然采取最后手段的决心；而中国徒知在形势上威吓日本及朝鲜，缺乏在中日两国纷争一旦不能和平解决时，最后诉诸武力的决心。……中朝两国政府虽然陷入如此错误的境地，然直到平壤、黄海战役结束时，尚毫未醒悟，确是令人无可奈何！”[27]而在战事正酣时期，朝廷重臣对李鸿章的多方掣肘，更被陆奥嘲笑为中国采取了“自杀政策”。[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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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陆奥等日本政治家准确地把握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外交方面，中国参与世界竞争所必不可少的国家意识、国防力量与国家利益观念，或付诸阙如，或有名无实；内政方面，传统官僚体制的封闭与腐败旧态依然。一位日本作家在战争刚结束时撰写的战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观察：“清国近五十年来内外交迫，百难丛生，上下乖离，民心灭裂，纪纲废弛，风俗坏乱，千疮百孔，莫可防补。其中腐败日甚一日，遂至于此。而内部政府威信扫地，政权不一……既有内忧外患，视之漠然，安望其上下中兴此帝国哉！”[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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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当时日本人对中国的偏见。事实上，前面提到的布兰德就以痛惜的口气一再指出了中国失败的原因：中国事实上的最高军事统帅“对国家利益漠不关心”，他们只是“准备从祖国的困境中获取个人利益”。不过，这种指责并非仅仅指向特定个体，因为“李鸿章只是一个人，但在他背后却站着全中国的官僚群体，他们关心自己的阶级特权，远胜于关心帝国的名誉和安全”。他进一步批判道：“官僚阶层的贪污是既成传统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官场的文过饰非和夸饰摆谱也是如此。……每个中国臣民都心照不宣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全部行政艺术在于精心编造的欺骗，在于制造一个巨大的幻觉，还在于利益的分配。”[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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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2月19日，《纽约时报》在报道北洋舰队司令官及两位将军自杀殉国时，刻意指出了一个事实：“大清国官员一贯的行为准则就是：为了金钱可以出卖国家，同时保证自己不受伤害。”[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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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传统官僚制在近代声誉不佳，可在多种历史文献中找到证据。在事关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战争上，这种制度的致命性最终显现了出来。不过，我在这里要强调并不是这一点，而是布兰德等人以尖锐的笔触刻画的这些事实，包括陆奥宗光、伊藤博文、李鸿章等在内的战争当事者们，皆心知肚明。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日本连战连胜，固然有很多原因，但陆奥等人对中国政治体制弊端的准确洞悉，无疑为胜利的天平倒向日本增添了极为重要的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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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在这里谈到的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并不构成它发动战争的正当理由。而战争对日本自身的影响，更非陆奥等人所能认识与把握。精神在一定的状况下可以转化为力量，这一点在日本近代史上尤其容易观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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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知识界的战争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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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爆发后，日本舆论界一致认为这是有着“大义”的战争，是日本发动的“正义”战争。比如，福泽谕吉就率先宣布“日清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而日本的目的仅仅是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扫除障碍。为此他高声呼吁：“官民宜忘却政治恩仇”，“日本臣民在事成之前不宜批判政府的政略”，“我们的目的仅仅在于胜利；战胜之后，我国国权将得到伸张，我日本同胞将在世界上一展腰身，想来那是何等愉快……”[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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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1882年发表于《时事新报》的《究竟该如何制定东洋政略》中，福泽谕吉就曾慷慨激昂地宣称：“吾等亦是日本人，有朝一日定发扬日本之国威，制服印度、支那两国之士人。吾等不仅要学习英人，还要让他们遭受痛苦，将东洋权柄掌控于吾等手中。”[33]明治日本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战争的启蒙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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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基督教思想家内村鉴三（1861—1930）在战争爆发后，一改自己“非战论”的立场，用英日两种文字发表题为《日清战争之义》的论文，指责“支那是社交规矩之破坏者，是人情之大敌，是野蛮主义之保护者”。保守主义政论家陆羯南（1857—1907）则主张，清国为“东洋的一大野蛮国”，“王师的一大目的就是将跋扈于东洋中央的野蛮人驱逐出去”。以倡导“平民主义”闻名的作家德富苏峰（1863—1957）在《征清之真意义》一文中写道，清国是“文明之敌”，战争乃“文明之正义战争”。[34]这些说法与陆奥对战争是“西欧新文明与东亚旧文明的冲突”的定位完全一致。[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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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这种将中国视为“野蛮”的言论，虽然与当时流行的“正义”战争话语有关，但其背后流淌的更是其特殊的心理意识。在19世纪80年代，日本欧化主义大行其道，认为日本只有通过欧化才能提高国际地位。然而问题是，因欧化被视为手段，文明被视为工具，它无法解决日本如何与世界相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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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富苏峰将这种异常曲折的心态表达得淋漓尽致：欧化不仅会危及到自身的认同，欧美是否会恰当地认识日本的欧化更不得而知。显然，这种心理认知构成了他的世界认识的基础。他在文章中继续说，1853年美国舰队佩里司令官强迫日本开国，是相当于“强奸”的屈辱，“直到今日，我们站在世界诸强国面前时膝盖仍无法站直，正因有此污点之故”。日本被迫开国后，“轻侮”随之到来，“世界”认为日本人“只是接近猿猴的人类”，或者是“接近人类的猿猴”。欧美人非但不认为日本与自己平等，甚至还认为日本比不上清国。于是他宣称，日本若能取胜，在地位上不仅会超过中国，还能恢复被伤害的自尊心。因而，此战最大的战利品将是“大日本国民的自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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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这种认知的奇妙之处就显示了出来：日本获得自信力的根本在于欧美对日本的认知和承认。在这个意义上，他继续论述说，这场战争不是“暗室”内的格斗，而是在“世界面前”的决战，“在战胜清国的同时，我们战胜了世界。世界知道了我们。因此，世界会敬重我们、畏惧我们。我们正在获得恰如其分的待遇”。[36]日本对华开战的另一意图是对欧美的开战，此战不仅仅是在“世界面前”的决战，在深层心理层面更是对“世界自身”的决战。这种极其曲折的心理认知，显然不是德富苏峰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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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面前”进行决战，这一点并不仅仅是言论界的看法，而且是日本政府意图的一部分。这表现在一些细致、具体的安排上。比如，1894年中日两国黄海海战激烈展开之际，日本大本营就批准了英国、法国、美国和俄国的七名武官现场观战；另外，日方还批准十七名外国记者随军报道。[37]在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陆奥宗光评论说：“这一胜利，不仅宣扬了我国军队的赫赫武功，同时也表现了我国人民是如何地具有采用欧洲文明而加以运用的能力，这实在可以说是我国人民扬眉吐气的快事。”同时，他又留下一段话：“现在日本人不断受到世界各国的羡慕赞誉，今后究竟应如何正确估价自己，这也属于将来的问题。”[38]这种对华战争中包含的强烈的欧洲与世界意识，在日本随后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得到了自我实现。陆奥自述道：“若误用战争的结果，有时会使战胜者比战败者陷于更危险的地步。”[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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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历史进程不幸被陆奥言中。战后日本提出了极其苛刻的对华和约，双方最终签订《马关条约》。但割让辽东半岛的条款打破了西方列强在远东的均势，尤其是俄国对中国东北觊觎已久，日本的作法让它大为光火。于是，俄国联合法、德，对日本的政策进行“劝告”，实质上是逼迫日本放弃辽东半岛，这就是著名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日本经历了一番本可以避免的“屈辱”，结果进一步强化了与世界的对立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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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注意的是，日本对华提出的割让辽东条款，并非基于一时的冲动，而是它长久以来的大陆政策或者说大陆欲望的结果。但这种欲望和意识在世界强权政治面前遭遇了挫折。“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发生后，日本并未反思它的世界政策是否正当，相反，日本为政者与知识精英随即将这种耻辱的心理意识转化为自强的意志。这种从观念到现实的转换，在激发国民竞争的效果上，虽然出类拔萃，但它的负面效果，也足以让人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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