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263470
1702263471
日本这种将中国视为“野蛮”的言论，虽然与当时流行的“正义”战争话语有关，但其背后流淌的更是其特殊的心理意识。在19世纪80年代，日本欧化主义大行其道，认为日本只有通过欧化才能提高国际地位。然而问题是，因欧化被视为手段，文明被视为工具，它无法解决日本如何与世界相处的问题。
1702263472
1702263473
德富苏峰将这种异常曲折的心态表达得淋漓尽致：欧化不仅会危及到自身的认同，欧美是否会恰当地认识日本的欧化更不得而知。显然，这种心理认知构成了他的世界认识的基础。他在文章中继续说，1853年美国舰队佩里司令官强迫日本开国，是相当于“强奸”的屈辱，“直到今日，我们站在世界诸强国面前时膝盖仍无法站直，正因有此污点之故”。日本被迫开国后，“轻侮”随之到来，“世界”认为日本人“只是接近猿猴的人类”，或者是“接近人类的猿猴”。欧美人非但不认为日本与自己平等，甚至还认为日本比不上清国。于是他宣称，日本若能取胜，在地位上不仅会超过中国，还能恢复被伤害的自尊心。因而，此战最大的战利品将是“大日本国民的自信力”。
1702263474
1702263475
这时候，这种认知的奇妙之处就显示了出来：日本获得自信力的根本在于欧美对日本的认知和承认。在这个意义上，他继续论述说，这场战争不是“暗室”内的格斗，而是在“世界面前”的决战，“在战胜清国的同时，我们战胜了世界。世界知道了我们。因此，世界会敬重我们、畏惧我们。我们正在获得恰如其分的待遇”。[36]日本对华开战的另一意图是对欧美的开战，此战不仅仅是在“世界面前”的决战，在深层心理层面更是对“世界自身”的决战。这种极其曲折的心理认知，显然不是德富苏峰独有。
1702263476
1702263477
在“世界面前”进行决战，这一点并不仅仅是言论界的看法，而且是日本政府意图的一部分。这表现在一些细致、具体的安排上。比如，1894年中日两国黄海海战激烈展开之际，日本大本营就批准了英国、法国、美国和俄国的七名武官现场观战；另外，日方还批准十七名外国记者随军报道。[37]在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陆奥宗光评论说：“这一胜利，不仅宣扬了我国军队的赫赫武功，同时也表现了我国人民是如何地具有采用欧洲文明而加以运用的能力，这实在可以说是我国人民扬眉吐气的快事。”同时，他又留下一段话：“现在日本人不断受到世界各国的羡慕赞誉，今后究竟应如何正确估价自己，这也属于将来的问题。”[38]这种对华战争中包含的强烈的欧洲与世界意识，在日本随后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得到了自我实现。陆奥自述道：“若误用战争的结果，有时会使战胜者比战败者陷于更危险的地步。”[39]
1702263478
1702263479
随后的历史进程不幸被陆奥言中。战后日本提出了极其苛刻的对华和约，双方最终签订《马关条约》。但割让辽东半岛的条款打破了西方列强在远东的均势，尤其是俄国对中国东北觊觎已久，日本的作法让它大为光火。于是，俄国联合法、德，对日本的政策进行“劝告”，实质上是逼迫日本放弃辽东半岛，这就是著名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日本经历了一番本可以避免的“屈辱”，结果进一步强化了与世界的对立心态。
1702263480
1702263481
这里要注意的是，日本对华提出的割让辽东条款，并非基于一时的冲动，而是它长久以来的大陆政策或者说大陆欲望的结果。但这种欲望和意识在世界强权政治面前遭遇了挫折。“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发生后，日本并未反思它的世界政策是否正当，相反，日本为政者与知识精英随即将这种耻辱的心理意识转化为自强的意志。这种从观念到现实的转换，在激发国民竞争的效果上，虽然出类拔萃，但它的负面效果，也足以让人惊心动魄。
1702263482
1702263483
在扭曲的国耻话语与心理构造中，世界被建构为怨恨的对象，日本陷入了更危险的地步。这种因误解世界而产生的尖锐的怨恨心态，构成了日本知识分子认识世界和文明的基础。然而，一旦文明被理解为富国强兵的工具，它也就丧失了对国家的约束力量。这种心态以及基于这种心态的世界认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败北，其致命的危害性才完全显露。
1702263484
1702263485
四、庶民的战争体验与认识
1702263486
1702263487
由于战胜了中国这个当时让法国、俄国等强国也多有顾虑的“老大帝国”，日本一跃成为当时“东洋的最强国”。这次战争除了使日本获得与“欧美先进列强”对等的地位外，还促进了日本立宪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落实和确立。然而，这些内政外交上的丰硕成果，却导致日本的“军国主义”“官僚主义”进一步得势，日本军国主义由此确立。在军国主义确立的过程中，明治天皇的御驾亲征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702263488
1702263489
在1894年7月对华开战的初期，日本民众并未表现出特别高涨的战争热情。这种状况导致言论领袖们心急如焚。8月23日，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撰文，将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了上层的大名与华族（贵族），批评他们对战争态度冷淡。然而，随着明治天皇9月13日动身赴广岛设置行营，发挥统帅权的亲裁权力，日本各个阶层皆为之一变。
1702263490
1702263491
据记载，当时“东京民众为凤辇送行，从江户城到新桥火车站的路上人山人海，包括从帝国大学的大学生到小学校的儿童在内的各种学校的学生、各个村镇的实力人物、普通市民……下榻之地的名古屋、神户自然不用说，列车通过的各个车站以及铁道沿线，均为人群所掩埋”。[40]天皇抵达广岛后，旧广岛藩主、福山藩主等出迎，德川家达、岛津忠义等实力派大名与华族纷纷前往拜谒。日本各个阶层通过天皇建立了普遍的联系，近代国家所必要的“国民”诞生的同时，“军国之民”亦由此形成。据记载，当时“自车夫、马丁、贱婢、奴仆，上至王侯将相、缙绅豪族，仗义投财……至贵妇人及平等妇人，或进或自为看护妇……皇后亦亲慰问伤病将士，或赐物焉”。[41]
1702263492
1702263493
作家、诗人国木田独步（1871—1908）在1902年发表的小说《酒中日记》中的一段文字，将当时军国的氛围如实呈现了出来：
1702263494
1702263495
日清战争接连取得胜利，人们高喊着军队万岁。军人以外的所有人，日夜庆贺，自己的妈妈和妹妹也堕落了。……是“作为国之干城的军人”不好，还是妈妈和妹妹不良，事已至此，无需再提了。只有一件事确凿无疑，那就是，家里有闺女的人家，无论是贵族、富豪、官吏还是商人，大家都渴望招个军人做女婿。甚至自家未出阁的闺女找军人当情夫，似乎都成了光荣的事儿。[42]
1702263496
1702263497
民众自发参与到军国体制中，正是现代军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日本，将获得的巨额战争赔款进一步用于陆军和海军的军备扩充，这愈加强化了国家的暴力性格。可以说，甲午战争后，日本进一步明晰了此后的国家战略。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1923—1996）在谈论日俄战争时，有这样一段说法：“战争会让败者非常悲惨，但有时也会让战胜国发生变质，其中最糟糕的事例就是日本。”其理由是，日本战胜俄国后变成了“帝国主义国家”。[43]其实，甲午战争胜利后，现代军国主义国家的出现才是日本的根本性“变质”。
1702263498
1702263499
这种“变质”并非仅仅是人类史上军国主义的再现，而是意味着一种新型军国主义的成立。在急速形成的军国主义内部，国家的性格与国民的性格发生了高度的相互塑造。其中，国民的“自觉”，亦即对军国主义观念和政策的支持，从长远来看，成了“胜利者的悲哀”。[44]结果，军国主义不再只是统治集团的权力意志与政策倾向，而且在人类史上首次获得了总体性的国民支持。这也是所谓的“总体战”的社会基础。这种战争形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完全成熟。
1702263500
1702263501
顺便提及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爆发，日本就动员驻欧洲各国的武官和观察官员对大战进行调查和研究。1915年12月，时任参谋次长、其后出任陆军大臣、最后在1927年登上首相宝座的田中义一，就开始大力宣传“总体战”的思想，提出“军队国民化”与“国民军队化”的军国主义目标。[45]如果说军国主义是近代殖民帝国必然结出的恶果，那么日本则对这枚恶果进行了积极主动的培育。这也是日本近代精神史走入歧途的结果。
1702263502
1702263503
另外，这场战争还在日本国民心中造成了一个特殊的心理效果，那就是蔑视中国。对华蔑视乃至厌恶的态度，在战前就作为煽动开战意志的一环得到了广泛的强化。其中，福泽谕吉等舆论旗手扮演了积极的角色。日本的全胜强化了这种态度。这个心理效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为日本此后长期对华的错误认识奠定了民意基础。
1702263504
1702263505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近代日本国家的特征：普通国民成为战争的重要支持者。这种支持并不是简单的意识形态动员的结果，而是有着日本民众特殊的认知基础。如前所述，天皇在这一体制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因为天皇是人们忠诚的自然对象，这种忠诚的“自然”属性与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相辅相成，最终形成了事实上封闭的政治意识。
1702263506
1702263507
也因此，日本丧失了对世界文明大势的洞察与把握。
1702263508
1702263509
五、小结：与世界的和解之路
1702263510
1702263511
明治日本对东亚传统的“华夷秩序”的独特感受，源于历史的积累。不管怎样，其中的压抑与怨恨因1895年的辉煌胜利而得到了释放与升华。接下来，他们以同样的心理认知模式，开始面对另外一种“世界”——欧美率先开创的近代世界秩序与世界文明。日本试图以东方文明担纲者的身份挑战西方文明；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之所以被塑造为黄种人对白种人的战争，原因正在于此。
1702263512
1702263513
早在1878年，福泽谕吉就在其《通俗国权论》一文中写道：“身处禽兽世界，最后可诉诸之手段唯有必死之兽力”，“百卷的万国公法不如几门大炮，数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46]这种认识虽然把握到了当时世界秩序中弱肉强食的一面，然而这些极富煽动性的说法也将文明视为了虚无。这种世界与文明认识，最终在现实历史进程中表现为1941年的对美宣战。日本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先后完成了对三大强国的挑战，纵览世界史，无出其右者。
1702263514
1702263515
日本的这些国家行为并非仅仅是后世人们所说的以国运相赌的冒险，而是有着特定的心理机制与逻辑基础。从国家理性的角度来说，近代日本的历程正是东亚世界的精神帝国向世界的政治帝国转变的过程。从明治中期出现的“亚洲主义”到20世纪40年代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描绘出了一条清晰的有着强烈心理与精神印记的轨迹。
1702263516
1702263517
1945年日本的最终战败，将其逻辑中的致命错误暴露了出来，那就是日本政治精英并未认清19世纪至20世纪世界文明变迁的大势：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绝非世界政治的本质，文明有着文明所固有的普遍而坚不可摧的内核。日本政治家近卫文麿（1891—1945）曾说过，虽然“以英美为主的和平主义”带有欺骗性，但试图用以日本为主的“东亚新秩序”取而代之，从国际上看更缺乏正统性。这种说法很值得琢磨。日本政治学者就此评论说：“日本在亚洲和世界同时丧失了支持者，在不断地叫嚷‘美英等国包围圈’和外交孤立中，日本帝国投入到‘与世界为敌’的战争中。”[47]
1702263518
1702263519
富有戏剧性的是，1945年8月30日，麦克阿瑟抵达日本，开始了事实上对日本的统治。这种“亡国”状态一直持续到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约》正式生效为止。明治开国以来举国上下一直担忧的亡国危机，竟然变为现实。这可以说是“预言的自我实现”（Self-fullfilling Prophecy）这一著名社会学命题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案例。
[
上一页 ]
[ :1.7022634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