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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正酣的1894年下半年，明治政府最重要的战争指导者、外务卿陆奥宗光（1844—1897）撰写了一部回忆录，题名《蹇蹇录》。这部回忆录的撰写是出于“蹇蹇匪躬”[8]、记录“经营苦心之所存”的心志，至今仍被日本学者认为是关于甲午战争最重要的文献。根据这本书的说法，包括陆奥在内的当时的日本政治家普遍认为，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为伸张国权，一直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是清国皇帝权威下的华夷秩序的压力，二是西方列强强迫日本签订的通商条约。前者具体是指最终解决琉球王国的归属问题，后者旨在废除治外法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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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选择对华开战，被陆奥等日本政治家认为是“不得已”采取的手段。事实上，通读《蹇蹇录》，我们会发现陆奥反复使用“不得已”的字样，这固然有着他为发动战争寻找大义名分的考虑，但也反映了此间日本世界认识的固有性格。如果把《蹇蹇录》中的说法仅仅看作“狡辩”与“发动侵略战争的自供状”，我们有可能会丧失一个接近历史真实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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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日本的世界认识的性格，在明治天皇的宣战诏书中清晰地呈现了出来。1894年7月25日，日本未经宣战即开启了战端，丰岛海战打响。8月1日，日本天皇发布《对清宣战诏书》，要求“百僚有司”在不违“万国公法”的前提下，尽一切手段达成国家目的。诏书指责清国“动辄视朝鲜为属国，或明或暗干涉其内政”，为其侵略行为辩护。不过，其更大的用意却指向了世界，日本是完全遵守国际法的“文明”国家，是欧美列强的“对等国”。从中我们容易看到，这一诏书显示了强烈的自我定位意识——日本是新晋的文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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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强调的是，日本进行自我定位的参照系首先是中国，或者说是中国主导的东亚世界秩序——“华夷秩序”。与后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的行为进行对比，我们会更容易看到这种自我定位。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内阁设立了专门的委员会，研究是否发布对华宣战布告。该委员会经过仔细权衡后，决定不发表宣战书。据说，当时驻华大使谷正之的下述意见起到了决定作用：中国不是日本的“对等国”，因而无发表宣战布告的必要。[10]这是一种令人震惊的中国认识。从这个角度看，1894年的《对清宣战诏书》反而表明日本视清国为“对等国”，试图通过战胜中国，进入当时由中国与欧美列强组成的世界大国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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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明治日本政治家将中国视为战争对手、瓦解中华世界秩序的意图，在甲午战争前已是公开的秘密。比如，时任参议的山县有朋（1838—1922）在1883年6月发表的《对清意见书》中，就有如下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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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国自长毛贼叛乱以来，海陆军制为之一变，仿西洋方式，雇洋师，购洋舰，已达百余艘之多。近来，更委托日耳曼造铁甲战舰，坚固无比。故此，若清国再出现斗志勇壮之兵卒与威猛熟练之士官，当可称雄宇内。我国自与彼缔约以来，从出兵台湾、琉球处置到朝鲜事变之办理，虽说皆我国不得已而为之，究其实则凌驾于其势之上，大杀其威风。彼对我国抱有不平之意，已非一日。乘彼武备充实、内治稍修之机，或有人起而献策，称霸东洋，问罪我国，实不可测……如今内阁决议，确定以下军机之要。（1）前日议定之铁甲战舰，宜迅速竣工；（2）加速港口炮台之建设，布设水雷，以供内海防御之用；（3）万一不幸，彼开启战端，我国必举全力战而胜之，为此必制定非常政略，终止土木建设，禁止酒席宴会，凡奢华靡费无用之事，一概杜绝，上下一致，勇往直前，鼓动天下之大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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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论述中，山县表达了日本持有的一种非常特异的危机感：中国对双方缔约以来日本的行为不满，实力强大时将对日本进行报复。中国主政的士大夫们诚然对日行为感到不满，但山县未意识到的是，日本自身对条约的不满、对中国的抱怨以及伺机寻求报复的心理，更符合此间日本政治家的对华认识。这种认识的源流，产生于东亚世界秩序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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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的东亚世界史叙述中，人们会注意到一些特定的事实。比如，663年，中日两国在朝鲜半岛爆发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冲突。当时日本派遣两万多人的军队入朝，不惜与唐王朝的军队直接交战。战争最终以日军惨败告终，这就是历史上的“白村江之战”。日本战败后，大和王（当时由“中大兄皇子”主政）担忧遭到中国的报复，甚至进行了迁都。[12]同样，发生在1592年到1597年间的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战争，实质上是日本与明王朝之间的战争。日本最终的失败，进一步强化了它在东亚世界秩序中的某种困境意识。它试图挑战中国，甚至取而代之，但无奈实力不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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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中国的特异认知，潜藏在日本国家意识的底层。明治日本对华政策的展开，实际是在日本获得了新的国家力量后，这种意识的再次发动。此外，由于洋务运动的顺利展开，日本认为有必要利用自己率先实行“文明开化”的成果，与中国展开竞争，在中国取得成功前实现自己的“中华”欲望，获得与中国平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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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精神史的视角，我们会看到历史进程的另外一面。比如，1871年9月13日，中日双方缔结《清日修好条规》，这是中日两国自主订立的第一个近代平等条约。今天的人们不容易想象的是，日本最初订约的目的竟然是获得“日清同格”，以便要求朝鲜开港通商。此前，日本在递交给朝鲜的国书中使用了诸如“皇”“敕”等宗主国清国的专用词语，朝鲜以不敬、不符合传统礼制的理由拒绝了日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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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条约的成功订立意味着日本实现了它最初的一个外交目的。不过，日本并未实现它最初的全部目的。事实上，日本提供的条约原案是以1861年中国和德国签订的《中德条约》为基础拟成的，它包含了英、法等国在华获得的全部特权，尤其是片面最惠国待遇与内地通商权。这种条约草案当然遭到了清政府的断然拒绝，日本自认为没有达成目的。因此，《清日修好条规》虽然最终在1873年4月30日生效，但此后十数年间日本一直要求修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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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日本从未认真对待这一条约。1874年5月，日本以琉球人被害一事为口实，悍然出兵台湾。经过外交折冲后，这一事件最后以中国赔款告终，但中日关系也由此急转直下，进入多事之秋。1875年7月，日本内务大臣到达琉球，胁迫琉球国王断绝与中国的册封朝贡关系；同年9月，日本军舰“云扬”号在朝鲜沿岸进行挑衅。至此，中日条约的“保和”与“相互提携”精神完全成了空谈。1879年4月4日，日本“废琉置县”后，两国为此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交涉。[13]由于宗主国中国不承认日本的琉球政策，日本在为此感到不安的同时，怨恨之念更是日甚一日。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双方终于围绕朝鲜的控制权发生了尖锐的对立。1885年4月双方签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又称《中日天津条约》）后，中国在国际法的层面上交出了部分宗主国的权利。[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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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难看到，日本保持了1871年以来对华交涉的优势。不过，此时世界各国大致认为，日本在国力和军事实力上仍无法与中国抗衡。这种外交与军事上的某种错位，成为一种推动日本展开大陆政策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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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正是如此。我们在历史进程中看到的是，对华备战的紧张步伐与日本政治家的这些不平以及怨恨同步而来。早在1871年日本派遣谈判代表来华前，参议江藤新平（1834—1874）向右大臣岩仓具视（1825—1883）提交了《对外策》，其中提到，“若清国失礼于我国，可问其罪，或联合俄国，合力出击；或策动俄国，使其保持中立。我国独力进攻，一举征服支那”。[15]第二年，根据参议西乡隆盛的建议，日本陆军派一名少佐和一名少尉，外加一名翻译，装扮成商人，到中国东北地区进行地理环境、军事装备等情报调查。[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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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后，时任陆军卿山县有朋提出的《外征三策》以及右大臣岩仓具视提出的《意见书》，均为对清开战的方案。日本政府甚至连《支那征讨敕命》都准备妥当。1879年琉球归属问题一出，参谋本部管西局中佐桂太郎立即提交了《斗清策案》，其中提出了“进攻福州”“攻占北京”等方略。1887年，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制定了极为周详的《清国征讨策案》，将割让辽东半岛、舟山群岛、台湾等列为战争目标，并确定开战日期为“清国军队改革完成之前”或者“欧洲各国获得远征东洋的实力之前”。[17]值得留意的是，“欧洲各国”的要素此时已被纳入开战理由。对日本而言，对华开战前的这段时期，正是战争意志等待战争实力与时机成熟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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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政治家的对华认识与政略，就是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一种摆脱岛国限制从而建构“大陆国家”的构想。这一构想在山县有朋、田中义一（1864—1929）等日本陆军核心人物的努力下，在1907年的《帝国国防方针》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达。[18]经过当时蓬勃发展的新闻媒体与民间团体（所谓“右翼团体”）的鼓动，这种政略很快均质化为一般国民的观念。这种举国一致的对华认知的政治效果，随时可能因偶然事件而表达为具体的政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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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1894年3月28日，因策动甲申政变（1884年）而逃离朝鲜的士人金玉均，被朝鲜政府的刺客洪钟宇暗杀，地点位于上海公共租界日本人经营的一家旅馆。[19]根据当时租界的法律，该事件由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警察局长担任检察官，经由领事裁判部门的预审，由中国方面负责判决与执行。中国最终决定将案件移交朝鲜。金玉均的尸体被送还后，随即被朝鲜处以凌迟斩。事件传到日本后，日本举国激愤，一致认定是中国的阴谋，意在侮辱“日本的国权”，结果，“甲申事件以来十年的排清感情”猛然爆发。据记载，这一事件最终促使陆奥“决意对清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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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普通事件所蕴含的心理能量及巨大的危险，远非当时的中国士人所能理解。不过，从“决意”开战到真正开战，还需要一系列的政治过程。明治日本所处的时代状况，为这一政治过程的成熟提供了充分的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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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894年，围绕与欧美各国修订不平等条约的问题，日本政坛发生激烈斗争，伊藤博文内阁被迫宣布解散议会。3月27日，陆奥在致驻英大使的信件中说，“国内形势紧迫，日甚一日”，因此“不管成败如何，政府若不表明正在做一件会让人感到震惊的大事，将无法挽回此番人心之纷乱……虽内政关系催促外交成效，有些本末倒置，但时势就是时势，实不得已而为之……因不能无故发动战争，故唯一目的只在于修约”。[20]6月3日，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协助戡乱，平定“东学道”领导的“东学党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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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奥等人得知中国出兵的消息后如获至宝，发动战争的理由已然出现。日本的国家意志，在其他列强的眼中也已昭然若揭。比如，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在1894年7月1日致外交大臣吉尔斯的电报中说道：“显然中国希望避免战争，而日本却似有意寻求战争，深以为胜利非己莫属。”[21]朝鲜东学党的起事，成为点燃战争的导火索，但日本对华开战意志的形成，则有着更为久远的精神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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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事态的发展完全按照陆奥的谋略展开。1894年6月5日，日本内阁决定派重兵赴朝，并设置战时大本营。7月12日，陆奥指令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等人制造战争口实：“只要在不招致外间过分非难的范围内，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随后，他担心大鸟不理解这一指令，在外务省参事官本野一郎赴朝之际，特别交代他转达大鸟：“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务之急，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一切责任有我负之，该公使丝毫不必有内顾之虑。”[22]7月16日，英国确认签署修订后的《英日通商航海条约》，“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清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英国金伯理勋爵语）；[23]翌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华开战；23日，日军攻入朝鲜王宫，将“五百余年中国所赐之御物悉数掠去”；25日，甲午大战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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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定开战时，伊藤与陆奥担心作为第三方的欧美各国出现“支持一方和反对一方的情形”，所以决定的方针是，“除非事势万不得已外，必须把事态严格地局限在中日两国之间，应极力避免和第三国发生纠葛”。[24]这种决策基于两种考量。一方面，与他们对国际形势的把握有关。由于英国在中国特殊的贸易利益与俄国对朝鲜利益的特别关切，加之欧美各国对中国相对高的好感，“默认朝鲜为中国属邦”，陆奥认为，如果引发列强的干涉，日本可能处于寡助的一方。[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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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局势紧张的时刻，日本除了顶住来自俄国、美国与英国的外交压力与忠告外，还积极展开宣传攻势。1894年11月底，日军因旅顺大屠杀而引发欧美各国（尤其是美国）的高度关注与批判。为此，日本展开了活跃的外交粉饰与宣传工作，并取得了成效。[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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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陆奥等人认为，尽管中日两国实力此时表面上不相上下，但日本实际上将稳操胜券。陆奥的这种判断，以及他将局势严格限制在中日两国之间的策略，首先建立在对华内政外交的把握之上。关于决策过程，陆奥事后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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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看到日本从明治17年（1884年）以来，在朝鲜的势力有些衰退，又看到日本在明治23年（1890年）宪法实施后，政府和议会之间经常发生冲突，认为我国政府决不可能作出派兵出国这样重大的决策，便想乘机扩大中国在朝鲜的势力；另外，驻我国的中国公使汪凤藻，也因看到我国官民的争执日益加剧，便错误地断定日本决没有对外生事的余力，两人都向中国政府提出不谋而合的意见，这可能就是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将彼我形势判断错误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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