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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提及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爆发，日本就动员驻欧洲各国的武官和观察官员对大战进行调查和研究。1915年12月，时任参谋次长、其后出任陆军大臣、最后在1927年登上首相宝座的田中义一，就开始大力宣传“总体战”的思想，提出“军队国民化”与“国民军队化”的军国主义目标。[45]如果说军国主义是近代殖民帝国必然结出的恶果，那么日本则对这枚恶果进行了积极主动的培育。这也是日本近代精神史走入歧途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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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这场战争还在日本国民心中造成了一个特殊的心理效果，那就是蔑视中国。对华蔑视乃至厌恶的态度，在战前就作为煽动开战意志的一环得到了广泛的强化。其中，福泽谕吉等舆论旗手扮演了积极的角色。日本的全胜强化了这种态度。这个心理效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为日本此后长期对华的错误认识奠定了民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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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近代日本国家的特征：普通国民成为战争的重要支持者。这种支持并不是简单的意识形态动员的结果，而是有着日本民众特殊的认知基础。如前所述，天皇在这一体制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因为天皇是人们忠诚的自然对象，这种忠诚的“自然”属性与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相辅相成，最终形成了事实上封闭的政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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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日本丧失了对世界文明大势的洞察与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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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结：与世界的和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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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日本对东亚传统的“华夷秩序”的独特感受，源于历史的积累。不管怎样，其中的压抑与怨恨因1895年的辉煌胜利而得到了释放与升华。接下来，他们以同样的心理认知模式，开始面对另外一种“世界”——欧美率先开创的近代世界秩序与世界文明。日本试图以东方文明担纲者的身份挑战西方文明；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之所以被塑造为黄种人对白种人的战争，原因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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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78年，福泽谕吉就在其《通俗国权论》一文中写道：“身处禽兽世界，最后可诉诸之手段唯有必死之兽力”，“百卷的万国公法不如几门大炮，数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46]这种认识虽然把握到了当时世界秩序中弱肉强食的一面，然而这些极富煽动性的说法也将文明视为了虚无。这种世界与文明认识，最终在现实历史进程中表现为1941年的对美宣战。日本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先后完成了对三大强国的挑战，纵览世界史，无出其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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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这些国家行为并非仅仅是后世人们所说的以国运相赌的冒险，而是有着特定的心理机制与逻辑基础。从国家理性的角度来说，近代日本的历程正是东亚世界的精神帝国向世界的政治帝国转变的过程。从明治中期出现的“亚洲主义”到20世纪40年代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描绘出了一条清晰的有着强烈心理与精神印记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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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的最终战败，将其逻辑中的致命错误暴露了出来，那就是日本政治精英并未认清19世纪至20世纪世界文明变迁的大势：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绝非世界政治的本质，文明有着文明所固有的普遍而坚不可摧的内核。日本政治家近卫文麿（1891—1945）曾说过，虽然“以英美为主的和平主义”带有欺骗性，但试图用以日本为主的“东亚新秩序”取而代之，从国际上看更缺乏正统性。这种说法很值得琢磨。日本政治学者就此评论说：“日本在亚洲和世界同时丧失了支持者，在不断地叫嚷‘美英等国包围圈’和外交孤立中，日本帝国投入到‘与世界为敌’的战争中。”[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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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戏剧性的是，1945年8月30日，麦克阿瑟抵达日本，开始了事实上对日本的统治。这种“亡国”状态一直持续到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约》正式生效为止。明治开国以来举国上下一直担忧的亡国危机，竟然变为现实。这可以说是“预言的自我实现”（Self-fullfilling Prophecy）这一著名社会学命题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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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异的是，这一次，面对这种噩梦般的巨变，日本举国上下几乎未表现出特别的屈辱。日本是否最终克服了支持其百年战争的独特心理与世界认知状况？我们还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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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学者有关甲午战争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可参见戚其章：《走进甲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另外，同书的附录《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提供了有关甲午战争相关研究文献的详细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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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夏东元：《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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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54—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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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国际法在清末时期的引入及其在教育与外交实践中的应用，参见林学忠：《从万国公法到公法外交：晚清国际法的传入、诠释与应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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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英］布兰德：《李鸿章传》，王纪卿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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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日］原田敬一：《日清戦争》，吉川弘文館，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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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深谷博治：《日清戦争と陸奥外交》，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39年，第63页；另外，请注意“世界国家”这个说法的特殊性，它表明了此时日本帝国的自我认知。关于“世界国家”意识的出现，请参见本书绪论第三节以及第一章第二节中的相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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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语出《易经》，指为君国忠直谏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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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藤村道生：《日清戦争前後のアジア政策》，岩波書店，1995年，第vii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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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相关叙述，参见［日］藤村道生：《日清戦争前後のアジア政策》，岩波書店，1995年，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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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转引自［日］大江志乃夫：《東アジア史としての日清戦争》，立風書房，1998年，第221—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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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这次战役是东亚世界体系重组过程的一环。655年，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联合侵入新罗，新罗向宗主国求援，唐王朝随即出兵；660年，百济灭亡。日本出兵朝鲜半岛，既与百济复国运动有关，也与日本对朝鲜半岛南端小国“任那”的领土要求有关。关于这段历史的一个简洁叙述，可参见［日］吉田孝：《日本的诞生》，周萍萍译，新星出版社，2019年，第100—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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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日］西里喜行：《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胡连成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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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双方围绕朝鲜的角逐，参见［日］冈本隆司：《属国与自主之间：近代中朝关系与东亚的命运》，黄荣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4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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