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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远东的作家普遍把重点放在将来会威胁世界的不可思议的和让人畏惧的过程——“中国的觉醒”。这些关于未来的推测使他们无法认识到将来真正要发生的事情——日本的觉醒：这是一个种族的现象，日本已经在那美丽的海上故乡沉睡了几个世纪，一串串的岛屿让人想起了希腊，它几乎被周围世界所遗忘，除了偶然到来的佛教传播者、朝鲜艺术家或者被波涛丢过来的欧洲人；它突然唤醒了一种意识，并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它坚信自己将成为一个辉煌而光荣的国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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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在人们的心目中日本曾经是一个隐士国家，一个被世界所遗忘的国家，它就是世界的尽头。17世纪初江户幕府成立后，日本形成“天下泰平”的秩序，人民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但随着西方势力的到来，这种岁月静好的日子走到了终点。从此，日本点燃了内心的激情，开始接受世界新文明风浪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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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95年日本战胜中国后，“沉睡”的日本瞬间就风化解体了。当时西方人的惊诧，我们今天读来并不觉得意外，因为日本在当时中国人的认知中，还要低一个层级，它或是明朝的“倭寇”，或是“海岛小国”“蕞尔小邦”，或是“海外三神山”，同样是世界的尽头。但西方人却注意到了日本的“光荣和梦想”以及“日本的觉醒”，这远远超过了当时中国士大夫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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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弗拉基米尔认为日本的目标只是“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坚信自己会成为一个“辉煌而光荣的国家”时，他同样低估了日本的国家目标以及日本国民的精神格局。他恰当地使用了“觉醒”这个用语，但却忽视了这个用语的真正内涵。当这个词语用于一个民族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指这个民族获得了一种世界性的视野，意识到了自己在世界文明进程中的使命感。我们这么说时，其实往往还忽略了精神的觉醒总是伴随着力量的爆发，它要打破、冲决、克服现实秩序对它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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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日本所谓的“近代超克”：以日本及东洋的文明，超越并克服近代西方文明。这种欲望和意志潜藏于近代日本精神的深层，随时为现实行动提供信仰般的热情和不失冷静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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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在1896年看到的日本的觉醒，并不是普通的觉醒，因为日本的国家目标是建构一个普遍性的世界帝国。这一目标是江户时代精神的必然产物。日本自己对这个世界帝国的欲望和目标，并没有清晰的认知和评估，但是，在20世纪40年代最初的几年中，它猛然发现自己离这个目标竟然如此之近。于是，它提出了超克西方世界这一宏伟的历史与文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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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关于近代日本精神史的叙事，也随着历史进程的展开，开始抵达它的“巅峰时刻”。这个“巅峰时刻”在历史上的标志，就是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日本称“大东亚战争”）的爆发。在探索这一事件的精神史意义之前，我们有必要一起回顾一下日本在走向这一时刻前的几个历史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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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2月8日深夜，日本海军提督东乡平八郎（1848—1934）率领联合舰队对停泊在旅顺港外的俄国军舰发动鱼雷攻击，日俄战争爆发。这是一场双方争夺朝鲜控制权的战争。次年9月，日本取得胜利，双方签署和平条约。这虽然是日本付出约十万伤亡后的惨胜，但它有着巨大的溢出效应。在中国，这场战争被认为是“立宪制”的胜利，强化了清朝王室和重臣进行立宪改革的意志，并因改革步伐过快而导致王朝终结。在世界，这场战争则被定性为黄种人战胜白种人的战争，取胜的日本开始以亚洲和黄种人的代表自居。日本就此登上了世界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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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随即出兵山东，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次年1月，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趁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时机，扩大在中国的特权。当然，这是历史学家的说法。从精神史的角度来说，这是日本的大陆欲望与大陆政策的再一次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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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富于进攻性的大陆政策很快与美国的在华利益发生了冲突，1919年1月召开的巴黎和会，逐渐演变为日本和美国冲突的场所。巴黎和会后，中国爆发“五四运动”，这是中国朝野上下对日本的强权以及美国绥靖政策不满的结果。在1920年1月10日正式成立的“国际联盟”上，日本与美、英、法、意四国一道成为常任理事国。至此，日本形式上完成了明治维新以来念兹在兹的成为“一等国”的梦想。此时，它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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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日本的大陆政策随即遭遇了抵制。1922年2月6日，在美国的主导下，国际联盟五个常任理事国与中国、葡萄牙以及荷兰等九国，签署了以维护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为主旨的《九国公约》，事实上成为约束列强在中国的行为的国际公约，史称“华盛顿体系”，东亚世界秩序得到了重建。此外，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洗礼的中国，民族精神已然觉醒。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战争，将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推向了高潮。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节节胜利，1927年5月以后，日本三次出兵山东，意图阻止革命军的步伐，维护它在东北的特殊权益。它的阴谋举措，则是日本关东军在翌年6月对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的暗杀。这是日本的大陆欲望最终爆发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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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进入20世纪30年代，此前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陷入风雨飘摇之中。西方列强为摆脱经济危机，纷纷放弃自由贸易政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日本以摆脱危机为借口，将目光投向了中国。这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历史背景。日本占领东北全境后，于次年3月1日建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国际联盟最终未认定日本的行动合法，不承认“伪满洲国”。1933年3月27日，日本政府宣布退出国际联盟。这是与西方列强决裂的行动，同时也是与“世界”决裂的行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以国际协调、自由贸易为主旨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在东亚大陆开始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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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世界”打上引号，是因为此时的世界是西方主导的世界。于是，超越、克服这个近代西方主导的世界的思想，开始进入日本的精神世界中。这种观念继续在历史进程中寻求自我实现的契机，而成为亚洲的盟主是关键的一环。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在政治史上是一系列事件的积累和连锁反映，但在精神史上，却是日本帝国与中华世界最终对决的必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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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们的历史叙事就可以转到精神史叙事的轨道上来了。我们要接着“亚洲”这个观念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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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章中我曾指出，“亚洲”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空间，无论是在自我认知还是他者认知当中，都有着强烈的文明色彩。这种文明论的意涵，使得“亚洲”成为日本的帝国欲望想象和自我实现的场所。结果，近代日本的国家原理呈现出一种强烈的“超克”属性，一种旨在追赶、超越、克服自我与他者的落后状态、进而达成更高文明水准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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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超克自我，是指克服内在于自身的亚洲属性；超克他者，是指克服近代西欧的强权政治属性。这种“超克”如何才能实现？在文明论的话语空间中，“亚洲”具有落后与进步的双重属性：落后的属性构成日本的自我激励、成为亚洲代言人的因素；进步的属性，即非暴力的和平属性，则构成对西方文明的抵抗。近代日本率先克服了自身的“亚洲”属性，这主要表现为国内秩序的法律化，从而率先融入了新世界的工业生产体系与世界贸易，对西方文明的属性也获得了深刻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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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认知最终将日本引向了超克西方近代、创造普遍世界的自我定位上。我在上面简述的历史过程，实际上正是近代日本精神帝国急速谋求成为政治帝国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近代日本精神具有了怎样的新形态就是本章要探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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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宣布战败后，人们通常以“自我毁灭”来刻画这种精神的结局，但这是对结果的一种过度简化，无益于我们对历史真相的认知。在本章中，我将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言论界流行的“近代超克”与“世界史论”这两种观念为素材，重新审视日本精神史这一断章的经验与教训。这两种观念的流行，虽然源于日美战争的激发，但根源却要到近代日本精神史的脉络中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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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开始重新审视与探讨近代日本精神史的“巅峰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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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一、近代超克：世界革命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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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第一章中曾指出，早在18世纪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知识分子就获得了一种“世界”意识，展开了称为“经略”的全球政策的论述。进入19世纪70年代后，日本开始全面卷入亚洲事务。这时，“世界”不再仅仅是观念上的事物，它有着具体的与西方列强在全球范围内争夺殖民地活动的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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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有必要暂时离开时代的语境，看一下“世界”到底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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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在现代语义中，“世界”除了指称国际社会之外，还有人类共同生活的家园的含义。从这个角度看，19世纪的“世界”，在全球范围内也刚刚展现出它的雏形，或者说，作为独自事实的“世界”自身仍然处于童年阶段。因为在西欧列强的殖民活动与全球贸易激发下出现的“世界”，其实并不是作为人类共同生活空间的、普遍的“世界”自身，而是狭义的“西欧世界”的映像。这种“世界”对非西欧国家、非基督教文明与民族的轻视、忽视乃至无视，构成了这种新世界自我意识中脆弱不安的一面。一种未得到有效约束的暴力，随时会击碎这个新生的世界，而这种暴力，正是西欧列强进行殖民活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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