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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8巻），筑摩書房，1980年，第3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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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日］林房雄：《大東亜戦争肯定論》，夏目書房，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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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关于战后日本的战争认识，请参照本书第五章中的相关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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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转引自［日］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赵京华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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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战后日本左翼对中国革命的关注、解释和期待，可参见［日］马场公彦：《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从日本战败到中日复交》，苑崇利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77—284页。另外，这里提到的“先进—落后”视角扭转的看法，源于沟口雄三对战后日本中国认识的讨论，参见［日］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2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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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日］山田智黒川みどり編：《内藤湖南とアジア認識：日本近代思想からみる》，勉誠出版，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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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日］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全集》（第1卷），筑摩書房，1971年，第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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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全集》（第2卷），筑摩書房，1971年，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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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日］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全集》（第8卷），筑摩書房，1969年，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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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美］入江昭：《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及太平洋的起源》，李响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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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美］傅佛果：《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1868—1934）》，陶德民、何英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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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日］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全集》（第10卷），筑摩書房，1969年，第10—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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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关于这一点的进一步论述，请参见本章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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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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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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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与帝国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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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帝国对帝国的奇妙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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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代日本精神史演化的角度看，20世纪40年代的近代超克论和世界史论是两种关于自我与世界的论述。由于这些观念的流行与日本帝国扩张的鼎盛时期重合在一起，这种特性在给人们提供了不言自明的时代背景的同时，也妨害了人们的理解。后世学者与评论家虽然承认它们是意识形态论述的高峰，但又认为它们是“妄想”或“虚妄”而不屑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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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作为帝国理论与意识形态的失败，构成了近代日本失败的一部分。然而，从世界秩序的生成机制来看，日本知识分子的论述首先是他们对世界危机的反应，是一种时代的必然产物；他们有着重建世界秩序的理论热情。因此，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在困局中思考的有效范围，以及尚未被证明为无效的内容，则属于后人探讨的对象。没有人会简单认为，现在的世界秩序是完满的秩序。20世纪40年代前后日本知识分子思考的主题，正是世界秩序的建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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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7月28日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近代世界秩序的矛盾全部展现了出来。日本的特殊性在于，自19世纪中后期开始，日本知识分子就洞察到了近代西方文明自身的矛盾。我在前面的论述中指出过，这种特性源于日本在地理和文明上的位置。这种认知以及它必然充满矛盾的实践——一方面按照西方文明标准行事，另一方面又要抵抗西方文明——使得日本知识分子获得了更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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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版于1932年的著作《世界史的哲学》当中，高山岩男对于他所置身其中的世界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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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必须重视的事实是，通过这次所有国家参加的世界战争，包括东洋西洋在内的全世界在真实的意义上获得了统一，成为一个历史的世界。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这个因为各国参加战争而形成的更为紧密关联的历史世界。其次，我们必须重视的是，此次大战意味着欧洲近代性的完全破产。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的争霸；而在这一现象的背后，则是在经济、社会、政治、外交事务当中事实与理想互不相容的思想原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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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从日本帝国失败的结果来看，那么这些说法就既不显得奇妙，也不显得空洞；这是一种对人类的殖民帝国年代的观察、分析与批判。而且，从后见之明的角度说，高山岩男实际上描述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世界”的生成过程：当欧洲帝国主义的争霸导致近代性预设的自由理念破产时，人们必须探讨一种新型的世界秩序。这种新的世界秩序，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世界新秩序。今天的人们之所以容易对近代超克论以及世界史论投以轻视的目光，是因为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帝国扮演了破坏性的角色，从而也得到了特别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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