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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上英帝国的属性—“文化—经济的和商业—海洋的帝国主义”—之所以富有探讨的意义，原因就在于它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为公正、合理的新秩序有着多重相似性。其中，英帝国相对和平的性格，以及它对19世纪自由贸易体制的维护，成为推动世界走向现代文明的强大力量。而其他后起的帝国，因缺乏成为真正帝国的历史条件而一再动用暴力，“回归兽性的本能”（别尔嘉耶夫）。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这种“兽性”的爆发，而以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为中心的新秩序，则表明了人们对本能的“超克”，近代文明得到了进化与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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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文明与秩序的思考，正是人们今日“转向帝国”的背景。当然，此时人们已经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看待帝国的视角，不再纠结于帝国在历史上的具体行为，而是开始关注支撑帝国实践的普遍主义原理。这种理论兴趣，有着特定的经验基础，那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秩序的终结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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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个被宽泛地称为“全球化”的现象，还没有触及秩序的原理问题，它仍然是对现象的描述。这个全球化的权力结构、动力机制以及它在文明进程中的溢出效应，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解释。在这种观察和反思中，“帝国”得到了重新激活，而且它还有一个现实的对象，那就是最终在冷战中获胜的美国。对这个以美国为主导力量的新秩序，人们尝试用“新帝国论”来概括它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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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这个“新帝国”虽然有着超越主权范围进行投射权力与利益的能力，但与此前帝国主义意象下的殖民帝国不同，它不再进行领土征服和统治，而是用更广泛、更间接的方式达到控制的目的。这种新帝国的“统治”方式更多的受惠于全球化的发展，而且使得全球化“成为一个更加协调的进程”，“日益使全球化与（美国）帝国融合起来”。它最终的安全政策，只能在“全球霸权野心与自由世界主义的议程”当中谋求实现。[7]这样，“帝国”开始获得“世界”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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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国家”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解放的大潮席卷全球，以主权独立和平等为原则的“民族国家”最终胜出，成为世界秩序稳定的支撑点。不过，这种民族国家在形式上的胜出，却意味着其实质性的（逐步）退场。这一点首先表现在1945年6月25日通过的《联合国宪章》中。在这部划时代的国际公约中，作为民族国家暴力手段的战争，在法律上遭到了禁止：“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第一章第二条第四款），会员国采取集体安全保障体制，“非为公共目的，不得使用武力”（前言）。换言之，传统国家使用武力的权利，在法律上遭到了否定。同样，经济领域的全球化也改变了民族国家的行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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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思考方式与政策已经不再有天然的正当性，曾经被视为至高无上的主权壁垒，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层面上，或者遭到了极大的削弱，或者已经变得形同虚设。更重要的是，对民族国家的统治原理（对外排除性与对内齐一性的强制）的质疑与批判，使得传统帝国的统治原理得到了重新的发现和认识，包容、兼容、自治、自律、差异、尊重等，被认为是帝国秩序下的优良治理原理。这种对帝国显示出的某种宽容，不是源于对殖民帝国暴力的遗忘，而是对拔出毒牙后的帝国的重新认识。这种认识服务于人们对更好的世界秩序的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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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一步说，就实现自由这一现代政治的目标而言，传统帝国的统治原理与全球的自由实现有着更高程度的契合。内在于帝国的文化与文明的多样性，大规模的市场及交换行为，低水准的政治干预，成为帝国与自由亲和的制度条件。当然，这些都是帝国的潜在能力，要转换为自由的秩序，还需要条件；否则，这种帝国可能堕落为传统的帝国主义，回归到“兽性的本能”上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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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权”“自由”“民主”“环境”“市场”这些人类普遍原理的创造或新生，成为约束任何潜在帝国的实质性条件。这些原理正在形成一种普适秩序，有着充盈于世界所有角落的潜在能力，因为这种秩序的普适性，至大无外，至高无上。这种普适性是文明到达的最新阶段的标志，任何后进的民族与国家，只有主动吸收这种普遍性，将其化为己有，才能在当下的“后民族国家”时代得到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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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从人类的历史经验来看，帝国制是一种常态，全球化是一种常态，而近代民族国家反倒是一种特例。这种连续性的、常态的帝国制度的存在，构成了全球化时代人们思考政治、经济、文化的制度与经验基础。随着普遍主义原理的自我实现正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制度保障，诸如国际组织机构的发展与国际法的日臻完善，迄今为止的民族国家史观必然面临经验与理论的双重挑战。今日人们对世界主义的探求，在多种意义上继承了帝国时代人们对普遍文明与秩序的思考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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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引自［日］廣松渋：《近代の超克——昭和思 想史の一つの視角》，講談社学術文庫，1989年，第70—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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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 1875—1914》，贾士蘅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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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皮茨：《转向帝国：英法帝国自由主义的兴起》，金毅、许鸿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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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汪剑钊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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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汪剑钊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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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汪剑钊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97—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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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加］斯特里特等编：《帝国与自主性：全球化进程中的重大时刻》，陈家刚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83—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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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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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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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马克思主义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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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精神史所呈现的“超克”属性，是一种对近代西方世界秩序与西方文明的挑战意识。它的殊异之处在于，它并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突然出现的帝国意识形态；同样，它也不是几位学者或思想家的观念游戏，而是日本这个民族整体性的欲望和意志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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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旨在“超克”的群体精神品性，在当时的语境中究竟意味着什么？日本又何以获得这种意识？我们在前面的叙述中，已经尝试给出了一个基于精神史的解释，那就是，它是日本版的“世界革命”，是在地理条件和传统文明意识的约束下所获得的一种精神品性，一种成为“文明”自身的欲望和意志。在与近代西方文明相遇之后，日本知识分子第一时刻就识别出了其中的文明和野蛮的成色，而19世纪50年代被迫开国的经历，愈发强化了它“超克”的文明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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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理解“近代超克”的历史和现实意味，我在这里要引一条辅助线，借助它，我们将会看到，日本近代超克论还有一种未被注意到的精神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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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8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刊载了一篇卡尔·马克思撰写的关于印度问题的通讯文章，题目是《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对英国殖民主义的角色做了十分尖锐的描绘和批判，其中有这样一段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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