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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这些社会主义理论作品的出版，马克思主义迅速在日本社会中得以普及。比如，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出版于1903年7月，到11月就已出到了第六版，1905年又出版了第七版。这本书篇幅不大，但它以言简意赅的方式，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几个基本原则，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等。幸德秋水在行文中流露出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他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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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信教的自由，也许有政治自由，可是信教自由和政治自由，在遭受冻馁的人们看来，难道不仅仅是一句空话吗？归根结底，经济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前提，衣食自由是一切自由的根本。而今日果真有这种自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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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是从国内经济秩序角度对自由的重新定义，那么，在世界层面上，幸德秋水同样将社会主义的主旨呈现了出来。这种主旨就在于为保护人的自由而反对战争。为此，社会主义者“不承认今日国家的权力”，要“埋葬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实现“世界和平”。这不就是世界革命论吗？明治时代的日本社会主义者，已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火种埋藏进正在急速帝国化的日本国家精神中。在此时的幸德秋水看来，这或许是信仰，或许是梦想，但在随后的数十年间，这个火种持续燃烧，在近代日本精神史上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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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不但不承认今日国家的权力，而且坚决反对军备和战争。军备和战争是今日“国家”用来保卫资本主义制度的“铜墙铁壁”，多数人类为此遭受了重大的牺牲。……人类的灾难祸害，难道还有比这更甚的吗？……社会主义一方面是民主主义，同时又意味着伟大的世界和平主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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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上，这一时期日本社会主义者的主要主张体现在实现民主主义的一些具体政策上，包括实现普通选举、组织工会以及发动行业罢工等。值得一提的是，幸德秋水在发表《社会主义神髓》后不久，即投入反对日俄战争的行动中。他曾撰写《日本社会党致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反战宣言》，发表在俄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主编的《火花报》上，最终缔结了两国社会党的反战同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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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者及其组织对国家权力的批判，自然遭到统治集团的嫉恨，随即成为国家权力镇压、取缔的对象。1910年，日本政府炮制了莫须有的“大逆事件”，宣称破获了一起暗杀明治天皇的计划，并以此为借口逮捕了包括幸德秋水在内的多数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次年1月，幸德秋水等十二人被执行死刑，日本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低谷期。不过，社会主义者的殉难事实上震动了“天皇制下的整个日本”，时代的先觉者们意识到，“革命终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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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大正时代（1912—1926）后，日本出现了史称“大正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民主主义运动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劳工运动与社会运动在日本的蓬勃展开，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得到了快速的普及。马克思主义带来的冲击，实际上构成了“大正民主主义”运动极为重要的一部分。[5]日本知识分子试图在这个全新的、自身标榜为科学与法则的世界认知体系中，解释他们正在面临的秩序问题。1920年《资本论》日译本第一卷的出版，标志着这种新的世界认知模式的确立。在接下来的五年中，第二、三卷也得以翻译出版。与此同时，恩格斯、考茨基、列宁、布哈林等人的著作也开始得到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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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对日本马克思主义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大会制订的《日本共产党纲领草案》，为日本确立了“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二阶段革命论。另外，该纲领在日本历史上首次提出了“打倒天皇政府”“废除君主制”的政治目标，日本马克思主义迅速政治化。此后，共产国际于1927年召集日本共产党干部，下达了所谓的“二七年决议”；1932年6月，共产国际再次下达关于日本问题的决议，即“三二年决议”。在这些革命性纲领中，日本“天皇制国家机关”被规定为日本革命的主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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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种决议大同小异，都指向了未来的日本革命。虽然日本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就不得不面对镇压，但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这一时期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中，围绕着共产国际提出的革命议程，在日本学术界与思想界出现了著名的“日本资本主义论争”。参与论争的一方被命名为“讲座派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日本的落后之处在于明治维新的不彻底与封建制度的大量残存，因而在实践上认同共产国际的二阶段革命论，即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然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此相对，“劳农派马克思主义”则认为，日本面临的问题完全是资本主义自身的问题，因而主张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试图一举实现社会主义。这种论争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日本共产党的活动完全遭到压制为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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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我们留意的是，天皇制虽然是言论的禁区，但天皇制的经济基础却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揭示：日本绝对主义天皇制的统治基础是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利益结合。[7]这样，近代日本的国家原理与国家性质获得了一种基于普遍主义原理的解释，而且这种解释具有“科学”与“真理”的面孔。1939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神山茂夫撰写了长篇论述《关于君主制的若干理论问题》，其中，他对近代日本的国家性质提出了“双重的帝国主义”的论断：近代日本国家政策一方面体现为垄断资本主义的侵略性，另一方面体现为绝对主义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属性。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这篇论著以《关于天皇制的若干理论问题》为名出版，在当时的知识界和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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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天皇制，作为近代日本的意识形态与制度核心，其神秘性早在军国主义鼎盛时期就遭到了揭露和解构。这是近代日本精神解放的一种标志，而马克思主义提供的观念和概念，无疑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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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精神解放的角度来说，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活跃，更多地体现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出版与著述上。全本《资本论》在1919年到1925年间先后出版。1928年6月，改造社开始刊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到1933年8月，最终完成了多达31卷本的全集的出版。这是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全集，据说初版发行数量就达一万五千部，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对当时日本知识界的影响。另外，我们前面提到的“讲座派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著作，七卷本的《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由岩波书店于1932年到1933年间先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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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上述马克思主义的著述与出版活动所面临的严酷政治环境（1925年制定的《治安维持法》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和镇压），可以说，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认识与行动上都展现了卓绝的精神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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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后世学者注意到的，由于这种长时间的、深厚的学术与思想积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论作为经济政策的形成手段，还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领域，日本马克思主义均达到了各自的巅峰”。当然，这个结果也得益于二战后主导日本经济重建的“美国新政主义者”强调经济与社会计划的影响。由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被等同于“社会科学”，所以它在日本经济重建计划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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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要特别关注上述马克思主义体验对日本精神演进造成的影响。日本马克思主义通过“法则”与“科学”的话语，获得了另外一种普遍主义与绝对主义的性格，从而成为瓦解天皇制普遍主义与绝对主义的强有力工具。借助马克思主义提供的认知框架，近代日本获得了对自己在世界史上的位置的重新认识，一种新的历史意识与政治意识由此诞生。日本学者对此赋予了高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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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所谓的比较政治的视角来看，这一“天皇制”被定位为世界史的一个阶段、即君主制在日本的特殊表现形态，这种分析本质上意味着被“客体化”的日本首次获得了它在世界中的位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昭和初期的马克思主义体验才时常被比拟为“开国”体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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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及其学说，日本学术界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我在这里无意重述这些研究成果。在我看来，从精神史的角度，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不仅限于它对天皇制意识形态的揭露和批判，更在其对国民精神的影响，这直接体现在当时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意见领袖对马克思主义的应用上。这一点往往为评论家所忽视。换言之，日本马克思主义运动对它近代以来精神演化的影响，还有这一条未被关注的渠道；这个渠道，就是近代日本的右翼思想和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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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将以具有代表性的右翼理论家北一辉为例，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观念在近代日本的精神领域中发生的独特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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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二、昭和维新：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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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一辉，被视为日本亚洲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同当时多数活动家一样，北一辉的身上有着明治维新时期典型的“草莽志士”精神，富有革命激情，积极参与大陆事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对日本历史的实际进程与世界认识产生的影响而言，北一辉可谓无出其右者。在战后，他一直被视为右翼思想家和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的创制者。我们这里的问题是，北一辉是如何在众多亚洲主义者中“脱颖”而出并创立了“独树一帜”的理论？为什么他的理论对日本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其根源在哪里？我们先看一下他的成长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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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一辉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在少年时代跟随一位叫圆山溟北的儒者学习汉学；溟北向他讲述了王阳明对幕末勤王志士的影响。在此期间，他接触了当时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思潮。1905年，他离开故乡，来到东京。9月5日，日本民众对日俄两国签署的战后和约不满，在日比谷公园召开国民大会，进行抗议活动，随即发生了史称“日比谷烧打事件”的暴乱。不满的民众袭击了警察局和官方新闻机构，日本政府宣布戒严。正是在这种时代氛围中，他开始撰写《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并在1906年5月自费出版了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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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作品出版后，据说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很快被当局列为禁书。当时著名的政治家、自由党创始人板垣退助（1837—1919）以及社会主义者福田德三、片山潜等都表达了赞赏之意。板垣退助说：“如果这部著作能早二十年出版，我们自由党的运动就会走向别的方向。”福田德三则说，这部作品“虽然比不上马克思的资本论，但比其他平凡者流足足高出了一头”。[11]从此时起，北一辉开始进入时代精神生产的核心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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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他开始参与宫崎滔天的革命评论社，并和“中国革命同盟会”创始人之一的宋教仁（1882—1913）建立了“刎颈之交”。在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的前夜，他作为当时著名右翼团体“黑龙会”的视察员前往上海。从此时起到1920年回国为止，他投身到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大潮中。日本思想史学者荒川几男评论道，他参与中国革命的热情，正是“他自己试图在‘中原劫火’的深处摸索他所构想的‘纯正社会主义’的实现方法”这种激情的写照。[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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