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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日］三木清：《三木清全集》（第17巻），岩波書店，1968年，第508—5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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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三木清：《三木清全集》（第13巻），岩波書店，1968年，第4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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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日］尾崎秀実：《尾崎秀実著作集》（第2卷），勁草書房，1977年，第312页。这里顺便提及的是，尾崎秀实在“佐尔格事件”（日本政府破获的苏联间谍案）中被捕，1944年被处以极刑。在战后日本，他有着“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之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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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日］三木清：《三木清全集》（第15巻），岩波書店，1967年，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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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关于三木清相关论述中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抵抗及其限度乃至失败的分析，可参见［日］橋川文三等編：《近代日本思想史大系4 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2》，有斐閣，1970年，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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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关于东亚共同体理论，请参见拙著：《友邦还是敌国？——战后中日关系与世界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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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日］三木清：《三木清全集》（第15巻），岩波書店，1967年，第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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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当然，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非常复杂，具有不同的历史形态，理论上对二者关系的一种探讨，可参见［以色列］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陶东风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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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日］三木清：《三木清全集》（第15巻），岩波書店，1967年，第353—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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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以上两段引文分别见三木清：《三木清全集》（第15巻），岩波書店，1967年，第413—414、312—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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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日］三木清：《三木清全集》（第17巻），岩波書店，1967年，第508—5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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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关于此时日本国民精神的“虚脱”的社会史描述，参见［美］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胡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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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两处引文分别参见［日］尾崎秀実：《尾崎秀実著作集》（第2卷），勁草書房，1977年，第314、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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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参见郭刚：《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梁启超与西学东渐》，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6—124、191—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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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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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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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觉醒的光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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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正时代的精神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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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马克思主义在大正时代的迅速发展，得益于当时相对自由的言论环境和蓬勃展开的社会运动，在日本近代史上被称为“大正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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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民主主义话语中，有一种强调民主主义“内生”的观点，认为1945年日本战败后出现的民主主义并非单纯源于占领军对日本的改造，而是有着本土的历史经验。除了明治时代前期的“自由民权”运动，被概括为“大正民主主义”的大正时代日本的民主化运动，是这种观点的主要经验基础。这里我们要关注的是，“大正民主主义”在近代日本精神史的脉络中有着怎样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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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日本的语境中，“大正时代”这一说法会让人们在脑海中浮现出经济高速发展、文化空前繁荣、民众政治运动高度活跃的画面。有人甚至称其为日本近现代史上的“小阳春时代”；这是一个充满着清新、温和与希望的说法。当代日本国民的这种印象，并非空穴来风。竹村民郎在其著作《大正文化：帝国日本的乌托邦时代》中对这一时期文化史的描绘，佐证了上述印象。不过，作者的描绘与展示并非出于个人的怀古趣味，而是有着明确的目的：“为了重新评价当今的民主与大众文化，我认为首先有必要对其根源，即大正民主与‘大众文化’的特征进行整体上的把握。”[1]这种整体的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时代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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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后来的对民主主义的赞美与盛世印象，同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首先看到了问题。当时的著名作家、评论家德富苏峰在《考验国民之际》（1914年）一文中记下了如是观感：“如今日本正在丧失中心点。政府无威信，军队无威信，就连政治家也无威信……我们既听不到在旷野中呐喊的预言家的声音，亦看不到站立街头，试图指导国民的先觉者的影踪。人们彼此猜忌，对自己亦疑虑不安。黑暗即将来临。”[2]这是一种关于时代精神危机的描绘。那么，大正时代究竟有着怎样的精神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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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世视角言之，“后革命时代”这一说法可概括大正的时代气质。这里所说的“革命时代”是指整个明治时期。1868年维新前后十数年间日本国内的武装流血冲突，以及1894年后的大约十年间明治政府对中国与俄国发动的两场对外战争，先后在国内与世界上确立了近代日本的法律秩序。前者以确立了国内立宪体制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为标志；后者则以确立了东亚新世界秩序的条约体系的签订为标志，由1895—1910年间日本参与签订的《马关条约》《辛丑条约》《日英同盟条约》《朴茨茅斯条约》《日韩合并条约》等一系列国际条约构成。这些条约的签订，使得日本在东亚世界秩序中获得了优势，确立了日本在世界政治中的大国与“文明国家”的地位。那么，这种状况是否意味着日本已经站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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