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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以上两段引文分别见三木清：《三木清全集》（第15巻），岩波書店，1967年，第413—414、312—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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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日］三木清：《三木清全集》（第17巻），岩波書店，1967年，第508—5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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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关于此时日本国民精神的“虚脱”的社会史描述，参见［美］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胡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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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两处引文分别参见［日］尾崎秀実：《尾崎秀実著作集》（第2卷），勁草書房，1977年，第314、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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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参见郭刚：《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梁启超与西学东渐》，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6—124、191—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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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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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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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觉醒的光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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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正时代的精神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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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马克思主义在大正时代的迅速发展，得益于当时相对自由的言论环境和蓬勃展开的社会运动，在日本近代史上被称为“大正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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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民主主义话语中，有一种强调民主主义“内生”的观点，认为1945年日本战败后出现的民主主义并非单纯源于占领军对日本的改造，而是有着本土的历史经验。除了明治时代前期的“自由民权”运动，被概括为“大正民主主义”的大正时代日本的民主化运动，是这种观点的主要经验基础。这里我们要关注的是，“大正民主主义”在近代日本精神史的脉络中有着怎样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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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日本的语境中，“大正时代”这一说法会让人们在脑海中浮现出经济高速发展、文化空前繁荣、民众政治运动高度活跃的画面。有人甚至称其为日本近现代史上的“小阳春时代”；这是一个充满着清新、温和与希望的说法。当代日本国民的这种印象，并非空穴来风。竹村民郎在其著作《大正文化：帝国日本的乌托邦时代》中对这一时期文化史的描绘，佐证了上述印象。不过，作者的描绘与展示并非出于个人的怀古趣味，而是有着明确的目的：“为了重新评价当今的民主与大众文化，我认为首先有必要对其根源，即大正民主与‘大众文化’的特征进行整体上的把握。”[1]这种整体的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时代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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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后来的对民主主义的赞美与盛世印象，同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首先看到了问题。当时的著名作家、评论家德富苏峰在《考验国民之际》（1914年）一文中记下了如是观感：“如今日本正在丧失中心点。政府无威信，军队无威信，就连政治家也无威信……我们既听不到在旷野中呐喊的预言家的声音，亦看不到站立街头，试图指导国民的先觉者的影踪。人们彼此猜忌，对自己亦疑虑不安。黑暗即将来临。”[2]这是一种关于时代精神危机的描绘。那么，大正时代究竟有着怎样的精神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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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世视角言之，“后革命时代”这一说法可概括大正的时代气质。这里所说的“革命时代”是指整个明治时期。1868年维新前后十数年间日本国内的武装流血冲突，以及1894年后的大约十年间明治政府对中国与俄国发动的两场对外战争，先后在国内与世界上确立了近代日本的法律秩序。前者以确立了国内立宪体制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为标志；后者则以确立了东亚新世界秩序的条约体系的签订为标志，由1895—1910年间日本参与签订的《马关条约》《辛丑条约》《日英同盟条约》《朴茨茅斯条约》《日韩合并条约》等一系列国际条约构成。这些条约的签订，使得日本在东亚世界秩序中获得了优势，确立了日本在世界政治中的大国与“文明国家”的地位。那么，这种状况是否意味着日本已经站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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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并非如此。随着明治天皇在1912年的驾崩以及继位者大正天皇天生体弱，日本进入了一种后革命时期的日常状态。由于现代化成就斐然，社会生活的多元化与自由化日渐深入人心，明治时代“文明开化”（向世界先进文明学习）的国家目标逐步丧失。明治日本对普遍文明的渴望，被成为政治帝国的欲望所替代。前面引述的德富苏峰的评论，正是对这一后革命时代的新事实的敏锐反映，是当时“忧国”之情的一种表达。正因如此，帝国时代日本知识分子对民主主义的思考，给后世留下了更富有启发意义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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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主主义还是民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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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大正民主主义”这一说法的对立面，不仅仅是指昭和前期（1926—1945）的极权主义，更是针对明治时期的权威主义而言——明治天皇被塑造为日本这个神国与神圣家族的慈父。大正时代“大众”的出现，与个体丧失此种意义上的精神权威后的解放有关。事实上，“大众社会”的出现，正是20世纪初日本社会的最大变化，它构成了大正时代民主的社会环境。在日本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框架中，这种变化意味着人民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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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元年劈头而来的“大正政变”，奏响了大众时代到来的音符。1912年12月，陆军与政府因增设师团的问题发生冲突，结果导致内阁更迭。对此，民众高举“打破阀族！反对增师！拥护宪政！”的标语，在议会外展开了倒阁运动。1914年1月，日本海军高官接受德国与英国两家公司贿赂的事实被发现，加之纺织品减税问题，民众再次展开抗议运动，令内阁再次垮台。明治国家的权力与藩阀官僚主导的政治秩序，开始面临政党及其背后的大众的挑战。1918年，并非“华族”（明治时代确立的新贵族体系）与“藩阀”（传统政治集团）出身的原敬出任首相。原敬内阁的成立，通常被视为日本政党政治形成的标志。1925年，日本制定了普通选举法，规定25岁以上的男子都有众议院的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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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历史过程确实表明了日本的民主化趋势。只是，这一过程可以归纳为“民主主义”吗？著名的政治学者吉野作造为此进行的理论化工作，反映了这一时代的政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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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表于1914年的《论民众的示威运动》一文中，吉野认为，大众的登场已经是超越了当政者好恶的事实性问题，因而他呼吁当政者进行政治改革。1916年，他发表了著名的《论宪政之本义及成就其有终之美的方法》一文，用“民本主义”或“民众政治”来指代通常的“民主主义”说法，展开时政议论与批评。他使用“民本主义”等替代性说法，并非仅仅源于当局者对“民主主义”的忌惮，事实上出于他对政治事务的深刻理解。吉野稳健的政治理论使得他成为提倡改良的建制派，从而与同期的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等区分开来。由于吉野的政论被视为“大正民主”的指导理论，这里略作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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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吉野认为，民众的登场有助于“立宪政治”的发展。这是因为，明治政治遗留的最大问题在于“暗室政治”，即在事关政权授受的问题上，藩阀间进行暗箱操作，损害了政治的正当性；同时，贵族院与枢密院权力过大，众议院的作用未得到激活与发挥。他就此论述道：“事物本来就有利害两面的问题，民众政治自然有弊害。然而若举出弊害，寡头政治更多。仅因寡头政治是暗室政治，不正之事难以显露而已。民众政治因是大敞大开的政治，半点不正行为也难逃人们的耳目。”[3]在吉野看来，一国的政治以“公明正大”为第一义，事不论好坏，原则上不能容许有秘密的存在。这是防止政治腐败、维持政界洁白的唯一办法。同样，吉野对民众的觉醒也没有无条件地赞美，而是率先指出了潜在的“弊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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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为政者对民众政治的反对，吉野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辩驳。第一种反对意见认为，民众政治与国体不合，违反宪法。从明治宪法条文上说，认为主权属于人民自然违宪。但吉野认为，这不符合宪法的精神，明治天皇在维新之际曾公布《五条誓文》，其中一条就是“广开议会，万机决于公论”。吉野认为只要诉诸这条明治政府的立宪时刻（革命时刻）的政治原则，议会政治及其所代表的民众政治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就会得到明证。后革命时代的困局只是一种政治不作为的表象，它掩盖了一部真正的宪法自身具有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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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反对意见认为，让无知的人民参与政治无异于授利刃于孩童。吉野对此辨析说，即便受过教育的人对政治通常也是不明所以，民众政治对人民只有一种最低限度的要求，即能否对自己要选举的代表进行人格判断——判断哪一位代表品行高洁，哪一位代表值得信赖，最终哪一位代表值得托付国事。对为政者心术的真伪进行判断，这是群众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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