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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反对意见认为，让无知的人民参与政治无异于授利刃于孩童。吉野对此辨析说，即便受过教育的人对政治通常也是不明所以，民众政治对人民只有一种最低限度的要求，即能否对自己要选举的代表进行人格判断——判断哪一位代表品行高洁，哪一位代表值得信赖，最终哪一位代表值得托付国事。对为政者心术的真伪进行判断，这是群众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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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反对意见强调民众政治的各种弊端。吉野认为，这只是言过其实的自我恐吓。比如，针对当时日本国内弥漫的反美情绪，吉野坦然承认，美国政治的确有问题，绝非完美，然而从总体上说是利远大于弊。他论述道：“今日的大总统威尔逊无需说，此前的塔夫脱总统、罗斯福总统、麦金莱总统，皆是足以载入世界历史的伟大人物。……大多数的美国总统无论是在品格上还是在政治能力上，都不仅仅是一代伟人，更可称为世界史之翘楚。美国总是将此等人物选出，令其主导国政，我们又如何能咒骂美国，认为他们为民众政治所拖累呢？”[4]在他看来，民众或者说大众的出现，同时带来了一种新政治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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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吉野并未陷入民主主义至上的理念世界与教条主义当中；作为政治科学家，他要考虑日本社会的经验现实。从原理上讲，议会政治是今日大众时代的“最良的制度”。但作为日本“今日最良的政治”，那只能是“以民众政治为基础的贵族政治”，日本国民需要伟大精神的导引，而最能领悟此精神者必须在国民的监督下从事政治活动。显然，这正是他对同时代“专制的宪法论”的同情与理解。事实上，19世纪中期以来日本的政治历程，正是在一种堪称伟大的精神的导引下才得以顺利展开，而民众也在这个过程中接受了教育，并逐步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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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简要的介绍表明，无论是在理论认知上还是在实践智慧上，吉野的政治论都达到了时代的最高峰。他对日本政治进程的观点，甚至可以与马克斯·韦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德国提供的政治处方相媲美。韦伯曾经指出，尽管议会民主制有很多的缺点，但在大众时代，它在教育国民“政治成熟”上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5]从近代日本精神史的演进来看，吉野作造的民主主义理论代表着同时代日本民族精神的一次新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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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类事务的悲剧性特点，如果用英国作家哈代（1840—1928）在其小说中的说法就是：“呼唤者与被呼唤者，很少相互应答。”吉野的呼唤并未即刻反映到现实政治进程上。但这并非源于命运的安排，而依然是人智之不虑。吉野的忧国怀抱与理论洞察，与大正十五年间的国内政治大体合拍。然而在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上，他却未能领先时代一步，为日本的宪制发展提供进一步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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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未能充分意识到，只有同步参与到世界文明的进程当中，才能为日本建立持之久远的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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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正国际合作主义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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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论者对大正民主主义的关注，对战后日本民主化过程中本土资源与内生性格的强调，包含着对民主化进程的特定误解，以及对国家在所处的世界社会中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的忽视。与民主这个内部视角相应，世界政治层面上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理解日本政治演进的关键的外部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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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列强在中国的势力大为减退，日本则趁机加强对华影响力，于1915年1月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这一行为可谓日本帝国欲望的赤裸展现。它试图完全控制中国，但这种局面对日本而言绝非福音。1918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著名的“十四点”宣言，成为奠定战后世界和平与世界新秩序的基础。1920年国际联盟的成立，标志着世界秩序向法律化方向的迈进。然而，日本已经开始与形成中的新文明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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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宣言所显示的世界政治原则和理念，显然代表了文明的进步。然而，时任日本内务大臣的后藤新平（1857—1929）在给首相寺内正毅（1852—1919）的意见书中却认为，美国的构想“其内在的本质是道义的侵略主义，亦即披着公义人道外衣的伪善的大怪物”。这是日本当时的主流思想。当时日本要求将“废除人种差别原则”写入国际联盟规约，遭到英国、美国等的反对，更强化了日本的这种认识。北一辉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将日本定位为“国际上的无产者”，表达的正是日本的屈辱感和在世界上继续革命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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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作为凡尔赛体系确定的国际联盟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日本还是审时度势，表现出对国际秩序的相应的协调及合作。1921年11月，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在华盛顿召开限制军备会议。1922年2月，列强与中国共同签订了《九国公约》，要求保证中国的主权独立与完整，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政策。同年，日本同意将《凡尔赛条约》中德国让与它的胶州湾归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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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国际政治学者E.H.卡尔曾指出：“迫于英美联合阵线以及世界舆论的道义压力，日本被迫接受了这样的结果，这即使不是公开的失败，无论如何也是对它的野心的严重抑制。”[6]问题在于，日本从中体味的却是劣等的自我意识——日本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大国。因此，日本国内打破现存世界秩序的冲动与呼声，一直不绝如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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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此间做出的与世界同步的努力，“币原外交”的实践是其中可圈可点者。1924年6月，前任驻美大使币原喜重郎（1872—1951）出任加藤高明（1860—1926）内阁外相。在就职演说中，他说：“今天，以权谋权术为目的的政略乃至以侵略主义为政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外交只能在正义和平的大道上前进……此前由少数专家把持的秘密外交，今后必须在获得国民的谅解、征询国民意见的基础上进行。”[7]这虽是对威尔逊“十四点”声明第一条的重述，却是日本政治家试图挽回日本走向孤立主义的一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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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时更准确地触碰到了时代的脉搏：“国家作为国际斗争的团体的时代，已成为遥远过去的噩梦；如今，国家是背负着建设世界永久和平与实现人类永远幸福使命的团体，是进行国际间相互合作的团体……为狭隘的国家主义辩护，这只能说是对时代前进步伐与趋势的盲目与短视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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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对，加藤内阁的陆军大臣宇垣一成（1868—1956）的世界认识则完全相反。他反驳道：“数年来‘人道和平’这种我们所憧憬的美丽动听的声音一再响起，但那都是空洞的声音，因为规定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到底还是‘实力’。尤其是在白皙人种与有色人种之间的对立上，这一事实表现得最为露骨……倘若将强大的国军从日本剥离出去，那么日本还能强在何处？”这是当时日本主流的世界认识。在当时的军政结构当中，为未来的“总体战争”做准备，可以说是政治家的共识。[8]值得一提的是，从其后的历史事实来看，币原喜重郎的理想主义战胜了宇垣一成的现实主义。这种结果并非偶然；理想主义的胜利，是人类文明自我纠正与进化的机制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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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革命的展开，日本为强化控制其在中国攫取的不当利益，试图摆脱《九国公约》的限制。1928年5月的“济南出兵”，实际上是对中国革命与国家统一的直接干涉；1931年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随后迅速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1932年5月，海军青年将校发动政变，袭击首相官邸，枪杀了时任首相犬养毅，日本军部势力进一步膨胀。此后，日本退出国际联盟（1933年3月），开始沿着自己设定的道路一意孤行。此举导致日本自身和世界进入了严寒的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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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正民主主义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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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后革命时代的日本而言，推进宪制的落实是其固有的发展问题。大正政治体制若能镶嵌于适当的世界社会中，假以时日，当可向健康的方向成长。然而，由于日本自行打破了世界政治这一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它最终丧失了保证自己健康成长的目标校正与文明约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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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日本作为“凡尔赛—华盛顿”体制下的大国的优越感与耻辱感，在大正“民主”时代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当然，从近代日本精神史演进的路径来看，这种面对西方列强的优越感与屈辱感一直潜藏在其自我意识的深层。1932年12月8日，日本在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松冈洋右（1880—1946）用英语做了题为《十字架上的日本》的即兴演讲，据说“足以让日本的国际地位得到提升”。他在演说的最后为世界留下了如下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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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日本人已经做好了接受考验的准备。欧洲和美国的某些人不是想把20世纪的日本钉在十字架上吗？各位，日本眼看就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相信，并且确信，过不了几年，世界的舆论就会因日本而改变，就像拿撒勒的耶稣被世界理解一样，我们最终也会被世界所理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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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激情的政治言论广为传播，与“大众”固有的均质性格、对平等与自由的幻想、对政治参与的热情产生了共振。这种激情并非偶然，它深深扎根于近代日本的自我意识与欲望当中，它就是近代日本精神史的一种症候。问题在于，这种激情与大众的结合，进一步为帝国积蓄了挑战世界的精神力量。在这些精神机制与现实世界政治的相互作用当中，日本民族一步一步走向了自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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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政治文明这种事关人类命运事务的最高标准来看，大正时代的文化繁荣与经济建设的各项成就，其实微不足道。专制主义体制必然将其置于人的尊严与人性的对立面，这也决定了大正时期日本的大国地位在本质上的脆弱属性。大正民主主义也并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包括“民主主义”在内的近代政治理念与实践，如果不以更高的精神维度与秩序加以约束，它的正当性并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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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时代的精神，并未面向真正的文明进程，这也是大正民主主义在日本精神史上的界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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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竹村民郎：《大正文化：帝国日本的乌托邦时代》，欧阳晓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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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转引自［日］橋川文三等編：《近代日本思想史大系4 近代日本思想史2》，有斐閣，1970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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