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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抗议运动最初指向的是条约内容本身，认为它有再次将日本卷入战争的危险；随着“五·一九事件”的爆发，抗议运动的矛头转向了执政党，而不再是条约内容本身。结果，在“保卫民主主义”的口号下，各个在野党、工会、市民团体、学生、普通民众等各方力量被动员起来，向政府和执政党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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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从最初反对安保条约的请愿呼吁还是后来的抗议运动，日本知识分子在其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其中表现最为激烈的是竹内好。5月21日，竹内好宣布辞去大学的教授职位：“我就任东京都立大学教授职位时，曾经誓约，作为公务员要尊重宪法、拥护宪法。……在目前这种无视宪法的状况下，我继续留在这个教授职位上，与我就职时的誓约发生了背离。”他认为，“五·一九事件不是民主主义的危机，而是民主主义的死亡，是独裁的实现”。[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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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种意义上，“1960年安保斗争”都是一个象征性事件，标志着民主主义理念已然在日本国民中扎根和成长。同期及随后发生的其他抗议运动，诸如“反对核武器运动”“反对越南战争运动”“1970年安保斗争”等，既是这种民主主义理念的反映，又推动了民主主义在政治实践中的落实。民主主义逐渐成为日本国民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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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主义意味着人们要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并通过民主主义制度所规定的渠道改变现实。日本国民思想观念、政治主张和生活样式的多元化，是战后民主化改革的必然结果，也是战后日本走向文明的一种标志。那么，从这种多元的现实中，或者说在这种现象的底层，又潜藏着日本国民怎样的精神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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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本战后重建与复兴的展开，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蜜月期也宣告结束，并就现实中日本的政治制度和对外政策的是非展开了激烈争论。“1960年安保斗争”既是民主运动的实践，又是国民对内外政策的全面讨论。比如，围绕日美安保条约到底是将日本卷入冷战体系的条约，还是“日本帝国主义谋求自立”的条约，不同立场的人们展开了激烈讨论。事实上，这些争论仍可归结为“什么是近代”的问题。不过，对于此时的日本而言，“近代”首先是一个选择问题，而不再是“超克”的问题。这与当时支配世界的美苏所代表的两大体制的对立直接相关。这两种体制不仅有着不同的民主主义观念，还有着不同的文明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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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哪一种体制更代表了文明前进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气质和世界革命的形式，使得它在日本知识分子和民众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1956年苏共二十大展开的“斯大林批判”，虽然给日本马克思主义者造成了巨大冲击，但全球性的民族解放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依然显示了强大的活力。同时，如同“1960年安保斗争”象征的，日本国民的民主主义理念与民主主义实践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遗憾的是，很多人习惯立场先行或者理念先行的思维模式，未能正视理念与现实的不匹配。而这涉及人们应该如何理解政治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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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山真男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标识了同时代人们认知的深度。在1964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丸山真男解释和反思了自己在安保运动中的发言，表明了他对现时代政治事物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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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可以说，完全体现了民主主义的制度，过去不曾有过，将来也不会有。人们充其量只能谈论一下更多的或更少的民主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永久革命”无疑是表达民主主义的恰当名词……在现实中，民主主义只能作为民主化的过程而存在，任何制度也无法将它完全吸收进取。相反，作为限制这种吸收民主主义的运动，从古希腊时代开始就一直发展着……民主主义既然有着这样的基本骨骼，那么无论是作为思想还是制度，它都要比近代资本主义古老，而比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都要新。只有将其理解为超越了特定政治体制的“永远”的运动，它才能成为现在每一天的政治创造的课题。如果不这么做，而只是把民主主义当成谈论一种历史体制的术语，那么，就会把现实特定的“体制”当作民主主义静态的体现而加以美化；或者相反，会将日常过程——即民主反馈功能不断的行使——的全部拱手交给“异化的恢复”这一将来的目标。这看上去像“历史的”观点，实际上很容易陷入非历史的思考。[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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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山真男的这个论述可以看作对“战后民主主义”实践的总结，其中的要点是，丸山描述了一种从理念到现实的不断运动。当这个运动过程被命名为“永久革命”时，丸山事实上揭示了他对政治事物的全部理解：民主主义实际上是政治创造性的根源，它蕴含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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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外一篇对当时日本的社会主义观念进行评论的文章中，他同样使用了“永久革命”这一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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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只有那种“现代化”才称得上是“永久革命”。社会主义根本说不上是永久革命。那只是历史状况下的一种体制。我所说的是一种对普遍事物的追求；人生而为人自身就有价值，无论他多么低贱都有独一无二的价值。只有站在这种终极的个性的价值基点上，并且以其为标准，对政治与社会的各种运动和思想持续批判下去，那才是“永久革命”。[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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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山真男的上述说法事实上展示了一位战后启蒙思想家与“民主主义”的多重和解，包括自身与历史、现实以及理念的和解。这种和解既是建立在对世界秩序和文明进程的观察与真实体验的基础之上，又是建立在对任何既成体制与权力保持批判的理论清醒上。丸山对两种对立的民主主义制度都给予了保留，且这种保留又是建立在民主主义自身“永久革命”的理念基础之上，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理想的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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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关于民主主义的永久革命论，我们可视之为战后日本精神抵达的一个高点。如同马克思主义者自身坚持的，没有人否认民主主义理念的正当性，在丸山真男看来，这就是最大的现实基础：它是一种人心的共识，超越了一切意见的分歧。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现实的民主主义制度完美无缺，更不意味着现实的民主主义缺陷让人难以忍受而必须加以推翻。人们只能在民主主义的实践中，去不断使之进化，这才是真正的“世界革命”。在这里，丸山真男彻底告别了困扰帝国时代知识分子的近代超克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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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永久革命的观念并非突如其来，因为民主主义与人类的历史同样古老。事实上，民主化要求一种中庸智慧，要在“更多”和“更少”的民主之间寻求平衡，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这是一种日本版的“历史终结”：民主主义是一个永续革命的文明化过程，因而也就是历史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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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永续不断的文明化过程，不正是一种不断自我超克的过程吗？“近代超克”终于找到了它最新的表达，只是这一次，日本知识分子似乎放弃了日本在超克与世界文明进程中的使命感。当然，这不是近代日本历史及其精神史的终极状态。在现实的世界中，他们还要继续面对观念上的困扰：在新近获得的民主主义视野中，如何看待日本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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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三、战后民主主义与历史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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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民主主义旨在国内政治与社会秩序的重建，那么历史认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与不可或缺的民族叙事、民族意识息息相关。作为民族共同体生活方式，尤其是处理公共事务的原则，民主主义能否得到健康运行与共同体成员的自我认同高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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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正是如此。在战后日本的言论空间中，历史认识占据了极其特殊的位置。这不难理解，因为对战前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批判构成战后日本自我认同观念重建的前提。一般而言，“历史认识”这个说法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内涵。狭义上，它通常是指如何看待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帝国发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的性质的问题；广义上，则是指19世纪中期以来日本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众所周知的“靖国神社问题”，就是日本战后历史认识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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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的精神史分析中，我已经介绍了现代日本历史认识的特征，它有着一种双重的结构：一方面，日本承认针对亚洲国家的军事行为是侵略战争；但另一方面，它认为1941年后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战争是单纯的帝国主义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战争，而不是侵略战争。除此之外，将整个近代日本的战争视为“自卫战争”与“大东亚解放战争”的历史观，即传统的右翼历史观或最近十数年所谓的“自由主义史观”，也一再出现在战后的言论空间中。在他们看来，承认近代日本发动的对外战争为侵略战争的历史观，是“自虐史观”，也叫“东京审判史观”；后者更强调这种历史观的外来属性。[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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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非常复杂，各种相对定型的历史认知模式，都有着特定数量的国民支持。不过，由于政府正式表达的历史观涉及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呈现出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将它看作国民合意的表达。那么，这种作为国家意识的的历史认识具有怎样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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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近一次历史认识的正式表达，201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终战七十周年纪念日”的谈话，可视为日本政府坚持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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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以西方各国为中心的殖民地范围不断扩大。以压倒性的先进技术为背景，殖民统治的浪潮在19世纪开始席卷亚洲。毫无疑问，这种危机感成了日本现代化的原动力。日本是亚洲率先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维护了政治独立的国家。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鼓舞了许多处于殖民统治之下的亚洲与非洲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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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席卷了整个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出现了民族自决运动，殖民地化的进程得到了制止。在这场战争中，有一千多万人殒命，是一场悲惨的战争。人们强烈地希求“和平”，于是创建了国际联盟，制订了不战条约。这时，国际社会出现了将战争自身视为非法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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