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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关于民主主义的永久革命论，我们可视之为战后日本精神抵达的一个高点。如同马克思主义者自身坚持的，没有人否认民主主义理念的正当性，在丸山真男看来，这就是最大的现实基础：它是一种人心的共识，超越了一切意见的分歧。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现实的民主主义制度完美无缺，更不意味着现实的民主主义缺陷让人难以忍受而必须加以推翻。人们只能在民主主义的实践中，去不断使之进化，这才是真正的“世界革命”。在这里，丸山真男彻底告别了困扰帝国时代知识分子的近代超克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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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永久革命的观念并非突如其来，因为民主主义与人类的历史同样古老。事实上，民主化要求一种中庸智慧，要在“更多”和“更少”的民主之间寻求平衡，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这是一种日本版的“历史终结”：民主主义是一个永续革命的文明化过程，因而也就是历史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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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永续不断的文明化过程，不正是一种不断自我超克的过程吗？“近代超克”终于找到了它最新的表达，只是这一次，日本知识分子似乎放弃了日本在超克与世界文明进程中的使命感。当然，这不是近代日本历史及其精神史的终极状态。在现实的世界中，他们还要继续面对观念上的困扰：在新近获得的民主主义视野中，如何看待日本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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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三、战后民主主义与历史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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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民主主义旨在国内政治与社会秩序的重建，那么历史认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与不可或缺的民族叙事、民族意识息息相关。作为民族共同体生活方式，尤其是处理公共事务的原则，民主主义能否得到健康运行与共同体成员的自我认同高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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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正是如此。在战后日本的言论空间中，历史认识占据了极其特殊的位置。这不难理解，因为对战前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批判构成战后日本自我认同观念重建的前提。一般而言，“历史认识”这个说法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内涵。狭义上，它通常是指如何看待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帝国发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的性质的问题；广义上，则是指19世纪中期以来日本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众所周知的“靖国神社问题”，就是日本战后历史认识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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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的精神史分析中，我已经介绍了现代日本历史认识的特征，它有着一种双重的结构：一方面，日本承认针对亚洲国家的军事行为是侵略战争；但另一方面，它认为1941年后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战争是单纯的帝国主义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战争，而不是侵略战争。除此之外，将整个近代日本的战争视为“自卫战争”与“大东亚解放战争”的历史观，即传统的右翼历史观或最近十数年所谓的“自由主义史观”，也一再出现在战后的言论空间中。在他们看来，承认近代日本发动的对外战争为侵略战争的历史观，是“自虐史观”，也叫“东京审判史观”；后者更强调这种历史观的外来属性。[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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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非常复杂，各种相对定型的历史认知模式，都有着特定数量的国民支持。不过，由于政府正式表达的历史观涉及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呈现出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将它看作国民合意的表达。那么，这种作为国家意识的的历史认识具有怎样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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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近一次历史认识的正式表达，201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终战七十周年纪念日”的谈话，可视为日本政府坚持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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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以西方各国为中心的殖民地范围不断扩大。以压倒性的先进技术为背景，殖民统治的浪潮在19世纪开始席卷亚洲。毫无疑问，这种危机感成了日本现代化的原动力。日本是亚洲率先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维护了政治独立的国家。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鼓舞了许多处于殖民统治之下的亚洲与非洲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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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席卷了整个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出现了民族自决运动，殖民地化的进程得到了制止。在这场战争中，有一千多万人殒命，是一场悲惨的战争。人们强烈地希求“和平”，于是创建了国际联盟，制订了不战条约。这时，国际社会出现了将战争自身视为非法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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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日本也顺应了这一潮流。然而，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欧美各国实行以殖民地经济为中心的经济圈政策，日本经济遭受了很大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深感孤立，试图通过武力打破外交、经济方面的困境。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体系不足以阻止这一行为。就这样，日本迷失了世界大势。满洲事变，然后是退出国际联盟。日本逐渐成为建立在巨大牺牲基础上的“国际新秩序”的“挑战者”。沿着错误的前进方向，日本走向了战争之途。于是，在七十年前，日本战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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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战后七十周年之际，在（日本）国内外殒命的所有人的生命面前，我要深深低下头，向他们表达痛惜之情，并致以永远的、诚挚的哀悼。……对于完全无辜的人们，我国给他们造成了难以衡量的伤害和痛苦，这是事实。历史实在是无法弥补的残酷。每个人都曾经有过自己的人生，自己的梦想，自己所爱的家人。想到这一当然的事实，我已无法用语言表达，只觉得肝肠寸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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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于自己在此前大战中的行为，反复表达过痛切的反省与发自内心的歉意。为了将我们的想法体现在行动上，我们将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各国，韩国、中国等，作为我们邻居的亚洲人们所经历的苦难铭刻心中，致力于亚洲的和平与繁荣。这是历代内阁坚持的立场，今后也不会发生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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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份字斟句酌的政治发言，它所表达的历史认识，既隐微，又显白。这里我无暇对每一句的蕴意展开详细评论，但从大方向上看，这份报告传达的历史认识是清晰的，它包含了以下几个要点。第一，这份报告承认了对于亚洲国家发动战争是错误的行为，并对此表达了反省和道歉；同时表示日本要牢记亚洲各国人民遭受的苦难，并强调战后日本一直致力于亚洲的和平与繁荣。第二，发言侧重于对个体生命的哀悼，或者说道歉的重点放在了个体的身上，有着比较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可以说反映了日本国民的心声。第三，这份发言将日本的国家行为置于19世纪以来世界殖民化及其反抗的历史进程中，对作为亚洲国家的日本的行为进行了正当化，也就是日本所谓的为了维持国家的独立，被迫选择了与西方国家同步的做法。显然，第三点是近代以来日本一贯的世界认识与自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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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要再次强调的是，安倍晋三的这份发言呈现的并不是现代日本历史认识的全部观点；无论是关于历史认识的宏观立场，还是具体的历史事件，在现代日本都有激烈的争论。事实上，这份发言同样在日本国内遭到了左翼人士的批判。正因为如此，战后日本历届政府多数时刻都会在各种历史观中采取谨小慎微的平衡立场，安倍晋三的发言就是典型：无法公然否定“东京审判史观”所界定的“侵略战争”，这一定性早已为1951年9月8日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所确认。但他们在内心却感到“不公平”，从而回避、甚至抗拒使用“侵略”这个字眼。显然，日本对其发动的侵略战争的主体责任缺乏真正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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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历史认识的产生当然不仅是因为战败，而是内在于近代日本精神史的演进过程，与日本近代走过的道路高度重合。1945年后东亚世界秩序的重建，固然终止了日本帝国的扩张行为，但它无法根本改变这种行为背后的世界认识。尤其是日本对殖民帝国的批判，并不是出于内部彻底的反省，而更多的是源于它所声称要对抗的西方殖民帝国造成的国家覆亡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强化日本的受害者意识。这是日本官方的历史认知中加害者意识非常淡薄的心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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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现代日本的历史观，既是近代以来日本精神史演进的结果，又是1945年日本战败后东亚世界秩序重建的结果。那么，“战败”这一事实究竟怎样影响了日本的历史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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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茨坦公告》第六条规定，由于日本的领导人欺骗和错误领导了他的国民，妄欲征服世界，因此战后日本必须将这些势力和观念“永远剔除”出去。1945年9月，GHQ开始对日本进行间接统治，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执行这一条款，矫正日本的历史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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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GHQ发布“关于国家神道的指令”，禁止在公文书当中使用“大东亚战争”这个用语，因为它被认为是将“国家神道、军国主义以及超国家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日本帝国意识形态的象征。事实也是如此。“大东亚战争”是1941年12月日美开战后，日本大本营确定的正式用语，含有“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意图。与此同时，全国报纸以“联合国司令部提供”的形式，连续刊载题为《太平洋战史：军国日本崩溃的真相》的系列文章，开始对日本国民进行再教育。12月9日，GHQ通过日本放送协会（NHK）以广播节目的形式播送题为“这才是真相”的历史教育节目。这些文章和教育节目所报道的事实，比如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让很多日本国民感到了极大的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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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早在9月11日，依据GHQ的逮捕令，第一批战犯嫌疑人就遭到了逮捕；12月6日，最后一批逮捕令发出。这期间，总计有一百多名战争嫌疑犯被关押起来。经过精心准备，1946年5月3日，联合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一次开庭审理，这是“东京审判”的开端。1948年11月12日，法庭做了最终判决，以“破坏和平罪”“普通战争罪”和“反人道罪”三项罪名，判决28名甲级战犯全体有罪，其中7名被判处死刑，16名被判处终身监禁，另有两名为有期徒刑。[35]这一判决成为此后日本政府历史认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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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历史教育与东京审判的结果，后来被概括为“太平洋战争史观”。根据日本学者的总结，它包含如下几个要点：（一）日本侵略战争的起点是1931年的“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全面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为其延续；（二）中国只是被视为日本侵略政策的对象区域，中国军民的抗战意义没有得到充分考虑；（三）在亚洲太平洋战场上，美国巨大的战力为打倒军国主义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四）以军部为中心的“军国主义者”要承担战争责任，而天皇、宫内集团、财界、新闻界等“稳健派”是“军国主义者”的对立势力；（五）日本国民一直被“军国主义者”的宣传所蒙骗。[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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