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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关注一下“亚洲”与“世界”观念在日本国民个体层面上的呈现。如果说战后日本在外交实践上要追随美国的世界政策，那么国民则始终与这种政策保持着紧张关系。这与帝国时期日本民众自发支持政府的情形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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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举一个例子。在战后日本的和平运动中，有一位很活跃的出版家，名叫下中弥三郎（1878—1961）。[54]在战前的历史上，下中是一位典型的“亚洲主义”“超国家主义”与“八纮一宇”的宣传者，坚信亚洲解放与皇国世界统一的使命，代表着近代日本精神史在一般的知识阶层中的呈现。日本战败后，与大多数同时代的人一样，他也转而拥抱民主主义。不过，如果进入他的精神世界，我们就会看到另外一幅图景。在1952年广岛召开的“第一次世界联邦亚洲会议”上，他的发言将他的精神世界呈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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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受着美国的指使，但日本拥有宣布放弃战争的宪法。把这部日本宪法推向全世界，将战争从人世间彻底消除掉，这难道不是世界上首次经历了原子弹、氢弹洗礼的日本面向全人类的光荣职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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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积极提倡日本“非武装中立、绝对和平主义”与“世界联邦”理论，他被认为日本和平运动的代表人物。1955年，他成为日本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汤川秀树（1907—1981）组织的著名的“呼吁世界和平七人委员会”的一员。第二年，他访问中国，在亚洲大地上看到了“人间天国”。在晚年的文章中，他认为“八纮一宇”的理想只是遭到了政治上的误用，坚信“世界一家”和“诸民族皆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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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在一位日本国民的个体身上，一种精神与信仰上的连续性表现得非常明显。对于他而言，他在战后所抱持的和平主义与世界主义，与他的个体精神演进过程中的“亚洲主义”等思想观念并没有什么断点。当然，下中弥三郎的事例只是众多有类似精神体验的日本国民的典型。在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反对核武器运动”等一系列公民运动中，大量知识分子和一般市民参与其中，成为战后民主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战后《日本国宪法》的“和平主义”观念下成长起来的日本国民，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社会日甚一日的保守主义倾向与民族主义的兴起，他们正在从正面重新解释并坚持宪法的理念，致力于日本与世界的和平活动。这种思想与活动构成了战后日本世界主义的主要侧面。[55]从民族国家到世界主义，在国民个体的身上，我们再次看到了这种日本精神史的演进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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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如此，作为集体的“民族”同样如此。通过与过去保持一种相对稳定的联系，“民族”同样获得了自我认同、自我意识的完整，从而使得民族的共同生活获得了意义。对于经历了战败这一巨大历史事件的日本民族而言，更是如此。不过，与过去建立联系，维持自我认同、自我意识的完整，不仅仅是人们出于理性的目的而有意为之，在深层的意义上有着来自于精神史自身的动力。但不管怎样，这种精神机制与个体努力的结果，使得日本民族很快达成了与过去、与世界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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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四、战争与民主：东亚世界史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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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民主主义”在日本重建的过程中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它意味着国家统治原理的转换，由军国主义和天皇制绝对主义转向人民主权的近代政治原理；另一方面，它意味着历史意识的转换，这一点清晰地表现在近代主义者的观念中。结果，在政治实践中，“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构成了日本国民整体性的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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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不能仅仅注意“战后民主主义”这些容易观察到的结果。实际上，从我们设定的精神史的角度来看，日本民主主义的确立留下了此前日本帝国的深刻印记。民主主义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的同盟国，来自GHQ的具体施政。这种事实构成了日本历史的特殊演进路径，它不时地或者说一再反复出现在当下人们的观念世界中。我们之所以着重讨论战后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就是要揭示“战后民主主义”在近代日本精神史演进中的位置和扮演的角色。进一步说，内在于“战后民主主义”中的近代日本帝国的要素，构成了它的另外一种隐秘的起源。换言之，理解“战后民主主义”精神特征的核心，不在于“民主主义”，不在于“战后”，而在于“战争”自身。这样，我们就将问题再次置于东亚世界变迁的历史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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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精神史的角度来看，19世纪下半叶日本的崛起与进入世界史的进程，正是精神帝国现实化为政治帝国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东洋”在其精神秩序建构方面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东洋—西洋的认知框架中，日本国民的精神首次获得了解放，近代化获得了无可替代的精神动力，结果，日本成功地维持了独立，率先实现了富国强兵。日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崛起有着世界史的意义：它打破了欧洲殖民帝国的世界支配状态，加速了世界旧制度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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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日本的成功在文明史上的意义，很快被它的失败所抵消。它的这种失败与它对文明的理解有直接的关系，它并未能洞察到世界文明演进的大势。日本奉行的大陆政策，很快耗尽了它曾获得的正义属性。1945年8月15日，日本的大陆帝国梦戛然而止；随即，一个“和平国家”从战争的废墟中站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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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日本的新生意味着什么？有日本学者指出，日本的毁灭反倒在结果上摧毁了欧美帝国主义在亚洲基于暴力的殖民统治，促进了普遍世界史的形成。而“和平国家”日本的诞生，同样属于这个历史过程自身。说到这里，我有必要引述一种历史认识论，即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提出的著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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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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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思考方式，日本帝国在这种辩证法的意义上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不过，这种说法不应该是我们认识的终点。回到历史现场，我们就会发现，以这种辩证法的方式谈论日本的“贡献”会遭遇特殊的困难——历史现场中的人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全然不同于当下的事实。在“战后民主主义”的和平空间中重新讨论“近代超克”时，广松涉的下述说法促使我们要对“历史的不自觉”做进一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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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初期，人们普遍认为，日美战争将来绝对不可避免。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战争可以说是有着所谓自然法则般的必然性；直到某个特定国家完成统一支配世界之前，战争将反复发生。这几乎是人们的常识。从人们确信不疑的这个大前提来看，既然日本从感情上说不甘心败退，那么为了确立世界和平，确保全世界的安宁与秩序，日本就有必要在战争中取胜，取得终极战争的胜利。这是绝对条件。除了极为少数的左翼马克思主义者之外，不分知识分子与民众，可以说这是日本全体国民共通的认识……以美国为盟主的西洋和以日本为盟主的东洋的决战，不仅仅是力量的对决，同时也是东洋原理与西洋原理在理念上的对决。这也是当时人们的普遍认识，我们也必须将这一点铭记在心。[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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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日本，人们普遍确信东西方之间的战争是历史的必然。石原莞尔就是这种看法的鼓吹者。早在1929年，石原就在长春发表过他的世界最终战争理论的构想；1940年，他做了“世界最终战论”的讲演，随后刊行出版。他看到的世界最终战争，就是日本和美国的决战。石原莞尔曾任关东军作战参谋，在1937年3月升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参与制定了《国防国策大纲》等一系列军备方案。1931年他策划的“九·一八事变”其实是他的理论的自我实现——他要在日美决战到来之前，一举解决所谓“满蒙问题”，为日本创造战略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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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原莞尔不仅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始作俑者，也是日本国民危机意识的代言人。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出于为未来的日美最终战争的考虑，他极力反对扩大对华战争，并因此被排挤出日本军部。[58]但他未料到的是，在他制造“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已经在事实上为日美开战拉开了序幕，而最终战争到来的时间，已经不是他所能左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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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世界战争观念与预期并非日本固有的偏执观念，也不是少数理论家基于军国主义信仰的言论鼓吹。从根本上来说，这种认识源于人们对时代危机的认识——在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统治世界的时代，发动战争与否仅仅受帝国主义国家自身利益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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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下诏宣布战败，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在随后的数十天内突然降临日本。从世界战争到和平主义，日本帝国既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又有着明晰的与时代同步的意识。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这段时期日本及世界的混乱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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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秩序层面上来看，“九·一八事变”是1929年全球性经济危机引发的政治危机的一个结果。危机导致的自由贸易体制的终结，使得日本经济大受打击。同时，中国的革命运动迅速取得成功，在日本帝国的眼中，则是英美势力支持的结果。1933年1月，主张打破《凡尔赛条约》体系的德国纳粹政权成立。2月24日，国际联盟依据《李顿报告书》，通过《劝告撤军方案》，宣告日本在华的行动非法。3月27日，以松冈洋右为首的日本代表团宣布退出国际联盟，开始认真准备可能到来的制裁以及与美国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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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指出的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新秩序的象征，国际联盟是一个世界和平的管理体系。比如，除了宣布日本侵吞中国领土为非法之外，意大利在1935年10月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苏联在1939年11月对芬兰的侵略，国际联盟都持严厉批评的立场，苏联更是遭到了开除的处分。由于国际联盟的各种缺陷，这些举措固然未能挽回和平，但毕竟代表了国际社会民主化的进程，意味着文明进步的方向。因此，日本率先脱离国际联盟，挑战世界秩序，本质上是对文明大势的背离。或许正因如此，1945年的惨败让日本国民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和平主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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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由世界最终战争向战后和平主义一跃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民主主义扮演的角色：在战后民主主义制度安排下，国民获得了主权，可以在多种层面上表达和平意志和行动。这种“和平主义”事实上获得了国民主体的保障，因此，在探讨日本战后精神时，“和平主义”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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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指出的是，在从世界战争向和平主义转换的过程中，天皇所代表的王权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如同我们在第一节中讨论的一样，日本裕仁天皇在战后政治中的活跃，为战后日本的重建提供了特定的精神支持与动力。这种王权与民主主义以及和平主义的关系，最终为1946年11月公布、1947年5月3日施行的《日本国宪法》所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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