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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好刀无须费力，只要轻轻一动就能砍下一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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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如此，有时我还是会搞砸。通常俘虏们的身体已经因拷问而变得异常虚弱。他们的意识是半清醒的，身体也会不自主地摇晃，并且下意识地移动。因此有时我会砍中他们的肩膀。还有一次，有个人的肺脏就像气球一样弹出来掉到地面上，这画面令我无比震惊。不过接下来我就立刻全力向他的脖子砍去。因为动脉被切断，血立刻就喷溅出来。身体马上就会倒下，不过毕竟人的脖子不是水龙头，血很快就停止喷射。每次看到这种场面，我都会体验到一种狂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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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自述者名叫鹈野晋太郎，负责情报收集工作。据他的自述，他在太原日军监狱工作时，“如果超过两周没有砍一次头”，就会“觉得全身不舒服”。面对两位学者的采访，他还非常坦然地说：“假如我们今天的会面是发生在战争时代，那么我见到你的第一刻就一定会注意到你的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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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引文描述的血腥场面会让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感到毛骨悚然。这种暴行“现场”的冲击打破了我们的日常心境：战争中的暴行不再是“熟知”的，而是一种有“刺痛”的体验。这就是上面所说的“遭遇”历史真相的含义。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各种“屠杀”“惨案”罪行，称其为“大量虐杀”“以残酷手段进行的大量杀害”或许更为准确。任何一次在文字或视觉上与这些罪行的新的“遭遇”，都依然会让我们震惊和沉思：侵华日军何以犯下如此罪孽？将鹈野晋太郎解释为变态杀人狂，显然并不符合事实，从目前公开的史料来看，侵华日军的这种残虐行为几乎遍及其所到之处。罪行规模大小不同，但在残酷性上可以说不分上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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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让人震惊的心理效果，首先源于日军虐杀的个体性特征，即日军个体针对受害者个体施加的各种暴行。侵华日军针对俘虏与平民的虐杀行径，普遍包括肢解、剖腹、斩首、挖眼、割舌、火烧、水淹等惨绝人寰的方式。[5]我们无意比较迄今为止人类史上各种屠杀的残酷性，但在最近一个世纪发生的暴行中，上述虐杀手段与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行动所具有的“远距离和技术”特征——这些特征保证了屠杀者对受害者的“盲视”，从而保证了他们个人“道德完整”——形成了尖锐的对照。前面提到的鲍曼曾说，他初次接触纳粹德国的大屠杀之后，发现那是一种无法以“简单且理智上很舒服”的方式加以解释。其实，他说的同样是一种心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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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上面引述的鹈野晋太郎的回忆，因其个体属性而穿透了时空与国家记忆——通常强调民族整体的苦难与抵抗的正义属性——的阻隔，它所形成的图像可谓瞬时显现、横亘在读者眼前，其势迫人，让读者以个体的方式“遭遇”真实的历史。这里说“真实的历史”并不是说其他记忆方式不真实，而是强调历史真相的个体性侧面得到了突兀的呈现。口述史的这种当事人现身说法的历史书写方式，将关于历史的个体记忆与国家记忆的异质性凸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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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记忆的个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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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第一次接触关于大屠杀的非教科书式描述，是在一家书店。当时我偶然看到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Iris Chang, 1968—2004）撰写的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并阅读了一部分，备感冲击。后来，我购买了包括这本书的中译本以及日本历史学家津田道夫著作的中译本在内的数种图书和资料。通过阅读，我对这一历史事件有了初步认知。[6]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所发生的事情，从此不再是一个抽象名词与整体描述，不再是历史教科书中的数字，而是一个个生命个体的受难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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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写下上面的个体记忆，并非没有目的。上面的说法自然有着源于个体经验的局限性，但也不会因其个体属性而显得微不足道，因为它首先是一个真实个体的历史记忆建构的真实过程，是个体进入历史的一种真实的方式。同时，更重要的问题也在这个过程中浮现出来，那就是我们今日的读者在阅读这种非教科书式的历史叙事时，可能依然难以理解，当年日军何以如此行事？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战后的和平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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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很多历史学家都对日军行为进行了解释。比如，荷兰历史学家伊恩·布鲁玛给出了一个综合的回答：“一说根源在于日本文化的病态和武士道精神等因素；又说这是一起蓄谋已久的恐怖行径，发号施令者远在东京，目的是迫使蒋介石政府屈服；还有说是吃尽苦头的军人产生了厌战情绪，继而大肆寻找发泄渠道。”[7]这三点原因涉及文化属性、意识形态、政治意图、现场的情境等，很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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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对于这些说法，我们不难找到相应的历史根据。比如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通过躲避于佛门而最终脱险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工兵团营长钮先铭（1912—1996），在当时的回忆中就有“迫使中国屈服”的认知。[8]钮先铭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法国留学的经历，他与其同时代人的判断，自然会让人们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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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布鲁玛的说法与前面提到的津田道夫的说法也有共同之处。不过，津田更强调内在于平民自身的“虚无主义”与“利己主义”的精神结构的病理。他援引日本作家鹿地亘的说法，认为平民的虚无主义表现为“狡猾的强盗性”“不劳而获意识”“趁火打劫性”和“地痞的破坏性”。这是一种强调内在于近代日本国民与文化的“野蛮性”的看法。关于这一点，钮先铭在回忆录中有所提及。另外，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作《菊与刀》中，引述了一位日本作家的说法来表明近代日本人极端矛盾的性格，大意是说，剥开日本人文明的外表，“露出的是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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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时日本知识分子的虚无主义，津田引用了被称为“有良心的”文艺评论家杉山平助在1937年末《朝日新闻》南京支局记者谈话会上的一段说法，颇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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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战争一旦开始，为了胜利，为了确保战果，采取什么手段都行，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道德都是无力的，无能的。今后的战争，区别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不可能的。迅速的歼灭也是一种慈悲。……我刚听了抱着儿子的死尸，在雨中持续哭了三天的支那老太婆的话。在莫愁湖边，躺着这个死尸。老太婆抱着这个死尸，抚弄着脸，摩挲着脚，三日间持续地哭着。……然而，天就是无动于衷的！地也是无动于衷的！……所以我对这个眼泪满眶的支那人的苦恼，只是报以冷笑。奴隶的生命本不值一提。同时我们的生命也不值一提。当前，对于我们来说，惟有努力。惟有豁出性命保卫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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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题为《支那和支那人和日本人》，1938年发表在当时被视为进步杂志的《改造》上。[9]这种让人感到冷彻骨髓的虚无主义意味着对包括自身在内的生命价值的全部抹杀。美籍犹太裔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有一种说法，进一步揭示了这种“极权主义”根源：“彻底的恶与一种制度同时出现，在这种制度中，一切人都同样变成了多余的。……极权主义的杀人者最为危险，因为他们连自己是死是活都不在乎……”[10]这种将罪恶的起源归因于制度的说法，我们在上面的引文中找到了经验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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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问题并没有简单明了的答案。前面提到的社会学家鲍曼以及迈克尔·曼等将纳粹德国的种族屠杀行为追溯至内在于现代性的潜在属性，可谓对纳粹类型的残酷行为的深刻说明。[11]这些将大屠杀归因于现代官僚制度的说法，最初源于阿伦特在1963年使用的“行政性屠杀”（Administrative Massacres），用以说明庞大的国家官僚体制的非人格特征在大屠杀中扮演的角色。[12]无独有偶，丸山真男早在1949年撰写的分析军国主义行为的一篇文章中，在分析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在“南京残虐事件”中的角色时，也使用了“官僚精神”（马克斯·韦伯语）一词，借以说明近代日本政治“无责任体系”造成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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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同于德国纳粹以“死亡工厂”“死亡集中营”方式进行的种族屠杀，侵华日军暴行主体的广泛性与个体性，似乎无法简单用现代官僚行政制度的“恶”来加以解释。关于日军暴行的分析，似乎还处于“被遗忘”的状态。就此而言，当迈克尔·曼提到早期年代的屠杀比现在更加残忍时，他或许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解释的线索。比如，武士道被视为日本文化的代表，但武士滥用暴力的顶峰，就是“竟用无辜者的头颅来试那新到手的刀”。[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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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暴力与残酷性显然只有在非法治的前现代才有可能。在前面引述的鹈野晋太郎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暴力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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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历史的真相，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或许是我们能给出的唯一回答。事实上，这也是前面提到的《日本人口述“二战”史》两位作者的心声。日本战败后，很多人士投入挖掘历史真相的工作中，这些致力于直面历史的个体的努力，无疑会让读者获得面向未来、致力于未来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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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真相的复杂：战后对731细菌部队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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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真相得到怎样的揭示，人们又从中获得怎样的经验与教训，这些都依赖于个体和群体的努力。2017年8月13日，日本放送协会NHK播放了大约50分钟的题名为“731部队的真相——精英医者与人体实验”的纪录片，引发了很大的争议。该片提出的问题极其尖锐：本来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的医生，何以参与到人体活体实验和活体解剖这些丧失人性的残酷行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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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记录片的主创人员以1949年苏联主导的731战犯审判（“伯力审判”）的现场录音为主要证言，系统地揭示了731部队组织者石井四郎（1892—1959）与当时日本医学界通力合作的事实：731部队的残酷暴行是日本帝国源于精密的科学与理性算计的结果，是日本国家意志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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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井四郎早年以第一名的身份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院，因其在731部队的特殊“功绩”，在战争结束前已经升至陆军中将，这是军医所能获得的最高军衔。石井与自己的导师、时任京都大学医学院院长的户田正三合作，先后选拔了40名顶尖医学研究人员到位于哈尔滨郊外的731部队秘密实验室进行所谓研究工作。这40名人员来自多所日本大学与研究机构，其中京都帝国大学人数最多，共派遣了11名，紧随其后的东京帝国大学派遣了6名。为支持731部队的细菌武器与化学武器的开发，日本政府每年投入巨额研究资金，是政府强力主导的国家项目，被比拟为美国同期进行的以核武器研制为目的的“曼哈顿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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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败后，美国为获得731部队的研究资料，以石井四郎等罪大恶极的“战犯”提供全部研究资料为条件，免除了他们的战争责任。美国国务院在1947年9月8日对联合国占领军司令官麦克阿瑟下达的绝密文件及随后的“备忘录”中写道：“对美国来说，731部队的细菌战资料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对石井等人追究为战犯所产生的价值。这在美国的国家安全保障上，更为重要。”[14]结果，多达三千余人的受害者的正义遭到了第二次蹂躏——穷凶极恶者的罪孽，因所谓的国家利益而被掩饰起来，战后世界秩序的不义以及世界政治中的现实主义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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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731部队的研究始终以秘密方式进行，加之美日之间的丑恶交易，所有当事者都三缄其口，结果其罪行长久以来不为人所知。石井四郎自然得以安度晚年，户田正三等人更是在战后的日本享受了医学权威的美名；其中，更有甚者，比如主导活体冻伤实验（实验活体从数个月大的婴儿到成人不等）的吉村寿夫竟然矢口否认自己参与实验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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