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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的目的，并不是要指出在共同体生活中同样不可或缺的国家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局限，而是要将我们的历史认识引向深入。在人们的历史意识和现实的行动之间，往往有着人们觉察不到的直接关联，并最终决定着我们时代的文明属性和文明程度。对于遭受侵华日军迫害的个体及其遗属而言，如同他们的证言所彰显的，战争并未简单地结束。这些个体的生命与福祉，有必要纳入某种“国家记忆”的秩序中，让他们真正感受到战争已然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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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在真相得到彻底揭发、道歉得到受害者回应之前，战争并没有结束；对于加害者而言，这一点更是如此，他们将不得不背负沉重的道德上的罪恶感。这就是米山·理佐所说的“忘却的政体”难以为继的根本原因。或许是意识到这一点，自“二战”结束以来，一些日本有识之士一直致力于揭发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种种罪孽，并试图从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对受害者进行救济。这些来自加害者一方的行动，在促使历史和解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本文所选的一些残酷事例与引述多取自日本（或日裔）学者的著述，用意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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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2日，常年致力于追究731部队真相的日本有识之士做出了新的努力，他们结成团体，要求京都大学取消一位名叫平泽正欣的人的学位。平泽是原731部队的队员，1945年5月从京都帝国大学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人们要求取消其学位的理由是，他的学位论文使用的实验数据正是来源于人体的活体实验。这一最新的举动是对历史真相的继续揭发，也是对和平主义精神的坚持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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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真实的个体的努力中，有着人性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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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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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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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田古治子、［美］西奥多·F.库克：《日本人口述“二战”史：一部日本平民亲历者的战争反思录》，小小冰人、潘丽君等译，重庆出版社，2018年，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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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比如，东史郎就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一起日军个人的虐杀行为，参见［日］东史郎：《东史郎日记》，王奕红等译，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04—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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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孙俍工编：《沦陷区惨状记：日军侵华暴行实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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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纯如：《南京大屠杀》，马志行等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日］津田道夫：《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程兆奇等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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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荷］布鲁玛：《创造日本：1853—1964》，倪韬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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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钮先铭：《佛门避难记》，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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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津田道夫：《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程兆奇等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79—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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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美］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林骧华译，2014年，第5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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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英］迈克尔·曼：《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严春松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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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美］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安尼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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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张俊彦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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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日］森村诚一：《恶魔的饱食：日本731细菌战部队揭秘》，骆为龙等译，第二集，学苑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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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日］西里扶甬子：《在刺刀和藩篱下：日本731部队的秘密》，王铁军等译，沈阳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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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以下两个事例，参见［日］森村诚一：《恶魔的饱食：日本731细菌战部队揭秘》，骆为龙等译，学苑出版社，2001年，第一集，第67—69页；第二集，第54—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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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在日本士兵留下的回忆录中，也有类似的罪行描述。比如，在《异域之鬼》（品野实）这本回忆录中，就记载了1943年初在云南拉孟的一起罪行，而罪行的动机仅仅是“观察活体反应”，参见［日］伊香俊哉：《战争的记忆：日中两国的共鸣和争执》，韩毅飞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90页。另外，这种暴行并非出现在战场。比如，1945年美军飞行员俘虏在九州大学医学部遭到活体解剖的事件，广为人知；这种罪行的实施也仅仅是出于医学实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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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日］西里扶甬子：《在刺刀和藩篱下：日本731部队的秘密》，王铁军等译，沈阳出版社，2017年，前言，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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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田古治子、［美］西奥多·F.库克：《日本人口述“二战”史：一部日本平民亲历者的战争反思录》，小小冰人、潘丽君等译，重庆出版社，2018年，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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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日］津田道夫：《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程兆奇等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84—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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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关于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民众对华态度的变化，请参照本书第二章及其附论当中的相关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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