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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周边国家乃至日本国民自身的历史记忆，尤其是一直以来日本自身的历史认识的暧昧，这种忧虑当然是必要的。不过，我这里强调的是，我们不能让这种忧虑限制了我们的认知视野，否则，我们将错失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历史转换的关节点——《日本国宪法》的制定与实施——的重新认识。作为战后新世界秩序自身的产物，作为战后世界秩序基本原理的现实化，日本新宪法的制定与实施，象征着后民族国家时代的到来，以法律的方式驯服世界社会中的暴力开始成为主要政治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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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诸多原因，迄今为止这个关键节点以及它作为世界宪法史重要一环的事实，并未得到充分的认知与评价。目前关于宪法第9条的认识以及对“集体自卫权解禁”的关注，多集中在宪法解释学的层面。[2]因某种历史感的不在场或者说历史情境的缺乏，在日本国内的相关修宪讨论以及日本自民党提出的宪法草案（2012年4月27日公布）中，人们并不容易看到他们所汲汲以求的“日本传统”或“日本精神”。比如，在保守主义者眼中，日本精神是一种“美意识”“自然观”或“伦理观”，它表现为“心情的纯粹性”“无私”“清明心”“正直”“诚”等观念，而这些观念又只能在佛教、儒教、神道等宗教中去发现。[3]这些当然都是美妙的、让人心动的说法。但是，这些精神为何要以及如何反映到宪法上并未得到有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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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日本国内围绕宪法修正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第9条与现状之间的“矛盾”，而讨论的内容则涉及日本国家的安全保障和日美军事同盟。实际上，第9条所坚持的原则或规范，本质上依赖于日美军事同盟，而后者要求日本保持一定的“战争力量”，为美国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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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是无法解决的“矛盾”吗？对于这个“矛盾”的认知，首先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作为这种认知基础的“事实—规范”这一二分法本身究竟具有怎样的含义。我在下面将指出，从世界秩序演进的视角，日本宪法修改并不是日本一国的问题，或者说，与作为“一国问题”的宪法修改相比，这部宪法所带来的结果以及激发的问题的世界属性，尚未得到恰当的认知。日本宪法存在的“事实”与它所制定的“规范”，需要在世界政治层面上加以重新理解与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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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上面的说法并不意味着，在迄今的宪法论争中某种世界主义的观点付诸阙如。日本著名宪法学家深濑忠一就曾指出：“‘和平宪法’并不是在人类历史的某一时刻偶然产生的，它是在人类与世界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的情况下‘应然而生的’，不仅如此，它的制定是遵循具有‘普遍性’和平思想‘历史潮流’的‘必然’结果。”[4]另外，法学家寺岛俊穗也从宪法第9条的“世界史意义”出发，论述了类似的普遍性与必然性。[5]这些说法触及了宪法问题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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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学者的观点并非没有问题，他们过度强调了这部宪法的“必然性”以及它作为“历史潮流”的自然结果。比如，人们一再提及第9条与它的先行形态——被称为“巴黎非战公约”的《白里安—凯洛格公约》（1928年）之间的继承关系。但事实上，这种“继承关系”是否以及如何成立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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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这种观念上的“必然性”的强调，使得他们并未有效揭示这部宪法与世界秩序生成之间的真实关联，因而这些观点不免被批评为“理想主义”的事后评论。相反，如果说这种“必然性”出自人们的实践，而非某种“法则”或理念的自然实现，那么我们就可以确认人类意志在这部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宪法创制过程中的角色，从而让我们获得关于人类事务和人类文明的新洞察。“必然性”或“法则”不提供属于人类自身的意义，我们只有还原人类自身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才能获得文明不可或缺的历史意义。因此，回顾日本宪法的和平主义的生成过程成为我们讨论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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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指出日本宪法条文及理念蕴含的意义尚未被充分理解时，这种分析与论述自然构成对修宪运动推进者的批评。但值得留意的是，如果说任何“理解”都是基于特定历史情境的理解，那么对日本宪法的重新理解就必然是一个未完的过程，它依赖于我们自身对历史处境的判断。这样，与其说这种批判指向了修宪运动的支持者，毋宁认为这种批判首先指向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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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坚持宪法理念的人而言，对自身和世界的持续反思将丰富他们对日本宪法与世界秩序的理解，从而为未来的政治行动提供有意义的思想与方案。而“和平主义”与“自由主义”构成了日本宪法的两大支柱，因此只有持续对它们予以反思，才能为这种指向未来的政治行动创造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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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世界政治的参与者已然将战后日本的民主化与和平宪法的制定视为先例。在美国于2003年3月发动伊拉克战争前，战后日本的事例一再被美国政治家与国际关系学者所援引，借以论述美国在战后伊拉克问题上的政策及其方向，认为美国应在战后的伊拉克复制日本的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宪法以一种悖论——成为美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正当性根据——的方式呈现了它的世界属性。然而，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本就是一场错误的战争，其战后政策迄今为止尚未显示出积极面相，因而，美国对日本事例的援引实在是一种误用。对于这部被日本修宪主义者视为由美国强加的宪法及其“和平主义”，美国并未给出恰当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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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的日本认知相比，对于日本而言，如何理解这部宪法的“和平主义”更关乎国家的根本路线。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进程中，日本一直被视为“优等生”，善于模仿、学习先进的欧美诸国的经验与规范，从而出色地完成了现代国家的建设。正因如此，它面临的挑战在于，当1946年11月公布的新宪法突然将日本的国家理由置于领先世界的位置，亦即当日本突然获得了基于国内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全新建国方案时，它该如何面对这种具有革命性的任务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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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日本文明史而言，这是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新事实。这一次，它无法模仿“先进文明”，因为这部宪法就是“先进文明”自身。事实上，迄今为止，战后新世界秩序所讴歌的自由、民主与人权等理念，在包括日本在内的部分民族国家内部，已经得到了高度实现，但如何在世界社会中将这些理念落实，则是世界自身面临的任务。我所说的《日本国宪法》的真正的世界属性，正体现在这里。它是一部指向世界的宪法，但它的这一世界主义的革命的意义，尚未得到充分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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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宪法的世界属性，还体现在它所宣称的建构普遍的自由秩序这一目标上，即日本宪法的“自由主义”原则及其背后的人权观念。与和平主义相比，这一原理在日本国内秩序中得到了相对高度的实现。宪法第十章《最高法规》的第97条，将这一宪法基本原理明示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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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宪法对日本国民保障的基本人权，是人类经过多年努力争取自由的结果，这种权利在过去几经考验，被确认为现在和将来都是国民不可侵犯的永久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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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被视为人类普遍主义原理，日本国民所必须守护的基本人权乃是人类的价值。仅仅对日本国民的基本人权进行保障，在理念上并不完整；这种人权的普遍性要求它在世界范围内加以实现。因此，只有在和平的世界秩序中，这种源于普遍人类的观念在日本的实现才具有最终的正当性，并获得最终保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日本宪法的两大普遍原理——和平主义与自由主义——是世界秩序原理的具体展现，因而这部宪法有待我们揭示的，并不是一个特定民族国家（日本）的属性，而是它所代表的特定国家世界化的历史过程与法律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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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日本国宪法》的造法过程，不仅揭示了现代世界秩序的原理与动力机制，更为后民族国家时代的政治议程——从民族国家到世界主义的文明目标——提供了珍贵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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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将围绕日本宪法论争的两个具体问题，通过对日本宪法历史的回顾、现状的分析以及未来的展望，将新世界主义视角下日本宪法的事实与世界属性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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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二、隐匿的立法者：重新思考日本宪法的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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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47年5月《日本国宪法》实施以来，人们关于宪法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1）宪法的出自问题，亦即造法的主体问题。论争的一方认为宪法源自GHQ，为联合国一方尤其是美国对日本的战后惩罚措施；而另外一方则主张，这部宪法源于日本自身对战争的深刻反省，以最高法规的形式为自己确立了和平国家的建设路线。（2）宪法“和平主义”的理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由于论争的当事者往往各执一端，宪法得以创立这一事实自身的存在意义往往被忽视。事实上，与和平宪法存在这一事实相比，人们参与论争时所依赖的既存观念自身才是值得反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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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造法主体而言，“主体”与“主权”构成了人们的认知与论述框架。显然，这种论述的前提并非不证自明，因为它预设了一种超越历史经验的、封闭的、绝对的“主体”与民族“主权”。而事实的真相是，这种“主体”与“主权”仅仅是近代世界史自身的建构，是近代民族国家观念所假想的前提，因而它们所依存的“主体意志”不具有任何超越历史情境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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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将决定日本宪法属性（包括象征天皇制、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大立法者的“身份”从民族国家的体系中抽离出来，我们就会看到，这种被不恰当命名和描述为“主权”的力量，只能说是一种历史自身的事实与力量。这种事实是一种社会力量，它创造了主体自身，塑造了主体的性格，因而构成了一切“主体”“主权”与“自由意志”的根本前提。这种意义上的“大立法者”的力量，在日本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并宣布投降的时刻，甚至在其发动战争以来，就逐渐得到了积蓄。其中，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召开的开罗会议及随后发表的《开罗宣言》，已经为战后日本的国家形态制定了法律规范。这个规范随后又为《波茨坦公告》继承，构成了GHQ在战后日本施政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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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这种力量的不理解，论争的一方往往突出某个“主体”在宪法创制中的决定性作用。比如，在《日美同盟真相》这部近年在日本流行的关于日美关系的作品中，作者孙崎享以探究“真相”为目的，特别突出了美国权力与策略的具体谋划过程。他引述了一则一直备受关注的当事者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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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司令命令我将这份文件（GHQ制定的宪法草案）交到你们手上……接下来，我想说明一下最高司令让我把这份文件交给你们的意图和理由……想必你们也知道，最高司令承受着他国要求调查天皇是否为战犯的压力。这样的压力越来越大，但最高司令仍然坚守着保护天皇的决心……大家也都明白，最高司令也并非是万能的。但最高司令认为，如果你们能接受这部新宪法，天皇就能够平安无事。最高司令还认为，如果你们接受了这部宪法，日本告别联合国管理、实现自由的日子就会更早地到来，日本国民也将得到联合国所要求的基本自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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