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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阿瑟之所以匆忙赶制新宪法，正是为了避免即将到任的“联合国远东委员会”对日本占领政策的干涉。这个新设置的委员会的任务是监督GHQ的占领政策，对日本持比较严厉的态度。麦克阿瑟此举的目的是要维护天皇的地位，尤其是要在1946年5月即将开始的东京审判之前，制造天皇在日本民主化与和平进程中发挥重要角色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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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2月13日上午10时，在外务大臣的官邸，惠特尼将宪法草案交到包括外相吉田茂、此前负责起草宪法的国务大臣松本烝治等三名官员的手上。由于日本政府此前完全不知晓此事，这一天被视为“日本战后史上最富有戏剧性的一日”。[12]这就是我们第一节所引述的“史实”发生时的真实情境。吉田茂意识到这是一部革命性的宪法，但当时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了天皇条款上，并因此而备感宽心。此后经过日本众议院、贵族院审议与修订，并经过天皇的裁定，新宪法于1946年11月3日公布，并规定翌年5月3日正式实施。对那一特定的历史时刻而言，新宪法的诞生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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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赘言，战争放弃条款构成GHQ为天皇免责战略的一环。尽管如此，这种历史叙述并不构成对意义的解构。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币原、天皇还是GHQ，他们在追求各自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均诉诸历史处境的必要性和道义的正当性。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维护某种形式的天皇制与放弃战争，是所有当事者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尤其是作为大立法者的麦克阿瑟与裕仁天皇。实际上，在最后的协调阶段，不起诉天皇几乎是大多数同盟国的共识。这就是问题的机要所在：历史处境的偶然性与道义的普遍性关联在一起，从最初就超越了古典型“民族国家”的认知，共同推动了一部新时代宪法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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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民族国家的最终世界化，依存于世界体系的革新，尤其是集体安全保障机制的彻底化。因此，冲绳的军事基地化成为和平宪法得以实施的关键环节。1947年6月27日，麦克阿瑟曾对来访的外国记者说：“冲绳诸岛是我们的天然国境。我认为日本人不会反对美国占有冲绳，因为冲绳人不是日本人，而且日本放弃了战争。在冲绳建设美国的空军基地，对日本而言有重大意义，因为它很明显将成为日本的安全保障。”[13]冲绳军事基地与《日本国宪法》共同构成战后东亚世界秩序的一部分，成为与“放弃战争”匹配的宪制安排，其“合法性”最终为1951年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所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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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冲绳往往被用于执行美国非集体安全目的的战争，从而事实上构成了对冲绳人的不正义。[14]要注意的是，冲绳人遭受的这种不正义，不能被理解为世界为获得进一步的“正义”与“进步”所必然付出的辩证法式的代价。冲绳的军事基地化并非源于某种超越人们意志的必然，而是源于世界文明化的历史过程自身，当事者需要为对冲绳人的不义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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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管经历怎样的曲折以及夹杂着当事者怎样的战略考量，在战争放弃条款现实化的瞬间，一种“现实”得以建构。它开始独立存在，进入人们的生活，改造人们的生活，并为人们的生活所进一步塑造。当下日本主流国民和平主义意识的觉醒与自觉，与宪法对日本政治行为的约束有直接的关系。从而，作为历史主体，获得了和平意识的国民也就进入宪法政治中。2015年7月，日本民众在安倍内阁强行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法案后展开的一系列抗议运动，正是这种历史主体的最新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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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自由与权利意识的生成是不可逆的过程。如同法学家凯尔森指出的，“国家是由国内的（不同于国际的）法律所创造的共同体”，这是认识和平宪法的恰切视角。[15]日本宪法前言所规定的“在和平中生存的权利”与战后七十年间的和平体验的结合，造就了新型的权利意识，并构成个体的和平的生存权利对国家军事主权的克服。当然，从现状来说，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克服已完全成功，也不意味着已一劳永逸地驯服了政治权力。但这种新型权利意识及个体的出现，为和平宪法制造了维护自身的意识与力量。许多日本国民“为我们拥有这样一部优秀的宪法而自豪”。[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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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宪法和国民个体的这种相互创成关系，丸山真男很早就作了透彻的论述。1960年5月3日，在日本“宪法纪念日”这一天，他写了一篇题为《现时代的态度决定》的文章。当时正值安保斗争期间，有一个团体要求他表明立场，签名反对安保，这引发了他对现代社会中的政治行动的思考。在文章结尾，他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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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在说拥护宪法，但拥护宪法并不是崇拜宪法中的文字。拥护宪法如今正在成为政治问题，这意味着什么？在这种状况中，我们不得已要表明怎样的态度？如果说拥护宪法不只是敬重宪法，而是要使宪法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东西，那么反过来说，宪法改正……并不是从政府发表宪法改正案的那一天，或者交付国会那一天开始的。……宪法改正是每天都在发生的过程。在这个每天都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否能把宪法规定的我们的权利变成现实存在的东西，这才是宪法拥护的核心问题。[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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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围绕日本宪法的许多争论，源于对其世界属性的不理解，源于对其在事实上超越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对立的不理解。丸山真男的说法，实际上将日本宪法纳入了一个从当下到未来的创造过程。宪法的理想诚然与现实有距离，但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权利的主体，即国民，持续为权利的实现而奋斗。在国内秩序上如此，在世界秩序上同样如此。在战后日本国民积极参与维护和平的活动背后，有着他们对宪法精神的理解：这是一部指向世界、也指向未来的宪法，最终决定这部宪法成败的，是人们每一天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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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新世界主义视角下的日本宪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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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四、世界主义：日本宪法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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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积极推进修宪的政治家看来，“成为普通国家”“告别战后体制”是富有号召力的政治口号。显然，这些目标均旨在回归传统民族国家，试图将日本从世界宪法与文明的前沿位置拉回到一种看似正常、实则与历史进程背道而驰的位置。日本修宪派政治家们未注意的是，尽管现实国际关系中有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持续驯服世界秩序层面的暴力，实现世界秩序的法治化，才是文明之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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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看到了文明的趋势，但是，他们却未能正确认识当时文明的不成熟与矛盾之处；他们注意到了文明与野蛮的共存，但未能洞察到哪一种力量更为持久，并将最终胜出。这种对世界大势的误认，源于它未能理解东亚世界秩序的核心机制。它曾经一再诉诸东洋文明以获得穿透历史浓雾的力量，但是当它以一种怨恨的方式参与到与西方列强的争霸之中时，用福泽谕吉的说法，它就在事实上变成了“野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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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秩序并非完美，甚至，此前殖民帝国时代的一些观念依然存在，种族歧视、种族屠杀、资本的掠夺、国家的强权，依然是可见的现象。但是，人们不能因此而对这一文明进程失去信心，因为这一新秩序不仅建立在对人类空前浩劫的反思基础之上，更表明了人类共有的理想与热情。试问，有谁会公开反对《联合国宪章》所讴歌的精神？从根本上说，在战后新秩序取代殖民帝国秩序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伟大的哲学家康德意义上的“人类在不断朝着改善前进”的历史证据，看到了人类的“道德秉赋”的必然表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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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目前所见的一部分宪法修改理由，以及日本主政者对军事力量的逐渐倚重，都说明日本对这一文明大势的非自觉。这种状况事实上构成了日本政治的巨大困境。就此而论，对于日本而言，近代超克仍是一个未竟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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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宪法诞生的时刻，这种困境并不存在。非但如此，创制宪法的当事者为日本确立了明确的世界主义目标，即日本要致力于世界层面的民主、人权与和平的实现。这是宪法前言的主旨所在。日本宪法前言所展现的这种理想与精神，可视为近代日本精神史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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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前言这样表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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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民期待持久的和平，深知支配人类相互关系的崇高理想，信赖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公正和信义，决心保持我们的安全和生存。我们希望在努力维持和平、从地球上永远消除专制和隶属、压迫与偏见的国际社会中，占有光荣的地位。遵守这一法则是维护本国主权，并与他国建立对等关系的各国的责任。日本国民誓以国家的荣誉，竭尽全力以达到这一崇高的理想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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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亚世界的精神帝国到政治帝国，再到宪法的世界主义，日本的近代历程不仅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经验与教训，更为重要的是为世界提供了一种从民族国家到世界立宪的具体路径。因此，它不仅仅是一部“日本的”宪法，也是一部“世界主义的”宪法。将它和《联合国宣言》序言中的下述部分进行对比，我们更容易看到它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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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创造适当环境，俾克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久而弗懈，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并为达此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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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动荡的百年现代化与战争阵痛后，日本国民在1945年战败那一刻所体验到的幻灭，首先是国家观念的幻灭。明治维新以来“富国强兵”的国策的结果，是对他人以及自身所造成的惨烈无比的伤害。在新宪法制定的那一刻，日本近代的历史终结了。不同于理论家的思辨，民族国家历史的终结在战后日本具有更真切的意义：近代以来由国家与民族担保的价值和意义体系烟消云散，个体权利与世界文明成为新的认知框架。在这个意义上，战后的新宪法为日本国民谋求有意义的生活提供了方向与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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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宪法前言的意义超越了宪法自身，成为近代日本的意义体系崩溃后无可替代的救赎之路。对于日本这个自我意识强烈的民族共同体而言，宪法前言所宣称的不是理念，而是一种真实的处境。它不仅具有独特的力量，而且构成了真正的精神动力源泉。在这个新的意义体系及其建构的现实面前，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谋求的“普通国家”“摆脱战后体制”之类的目标，完全不具有激发国民精神的能量及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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