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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37 在近两年的军队生活中,鹤见对日本军国主义有了透彻的观察。在爪哇前线,他看到的是日军从事毒品交易、吸食鸦片、出入慰安所、残杀俘虏等罪恶、堕落、残酷的行为。由于确信日本必然战败,他一方面紧张地掩饰这种内心的真实想法,另一方面因“不想跟敌人战斗、不想杀人”,他一点一点地偷取鸦片私藏起来,随时准备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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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39 尽管如此,一起杀害平民俘虏的事件,还是让他恐惧不已。当时“第二十水雷战队”在印度洋扣押了一艘澳大利亚货船,借口船上的人看到了他们的秘密,所以不能留有活口。被扣押的平民俘虏中,一个来自果阿的黑人生了病,于是,军方命令一位文职人员携带毒药和手枪将他带到指定地点杀害。那位俘虏以为去看医生,很感谢地跟随而去,并被骗吃下了毒药。“但他没有死。于是就把人活着扔到坑里填上土,他还是没有死,呜呜地呻吟着,说是后来就用手枪乱打,直到土里的呻吟声停止了才回去。”[3]执行杀人命令的文职人员,就住在鹤见的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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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41 文职人员的另外一项工作是负责组建爪哇的慰安所,并“上街去找能满足要求的女性”。鹤见回忆说,日本军官喜欢白人女性,但因荷兰人都被关进了收容所,只能到街上找白人和当地人的混血儿。被带入慰安所的女性“主要是当地良家女性”,也有从中国台湾、朝鲜被强制拉来的女性。日本的慰安妇则主要住在面向士兵的慰安所。从佐官到高级别军官,再到文职人员,都是这一场所的常客。鹤见出于对自己“不良少年的骄傲”,并未同流合污,为此而屡遭嘲笑。因为他认为总比杀人好,所以对慰安所的各种杂事也都逆来顺受。[4]由于这些独特的经历,20世纪90年代初慰安妇问题开始得到日本社会的关注后,鹤见积极推动日本给予相关赔偿,但都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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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43 海军文职人员的薪水颇丰,鹤见将每月薪水的三分之二寄回家,余下的三分之一用于购书。据他说,德语版的康德全集、叔本华全集等就购于当地。另外,爪哇有很好的图书馆,这成了一种救赎。他回忆说,他在图书馆里借阅并读完了霭理士(H. H. Ellis)的六卷本《性心理学》,因为他关注的问题正是“国家—性”关系,他“要用自己性的欲望跟国家给准备的慰安所对立”。[5]这种战时体验,促使他在战后特别重视大众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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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45 显然,鹤见的口述史自身就是战争留给日本的遗产。对于鹤见而言,这种战时经验一方面让他“对日本人很绝望”,另一方面也加深了他对国家、人性与政治的理解。从而,思考这些根本性的战时体验,诚实地面对自己与他人的人生,成为鹤见此后人生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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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47 二、《思想的科学》与“转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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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49 1946年5月,鹤见俊辅与其姐姐鹤见和子(1918—2006)、丸山真男等七人组成“思想的科学研究会”,并创办同人刊物《思想的科学》。创办刊物最直接的动机,源于和子的提议,就是治疗鹤见俊辅的抑郁症。最初的资金是他们自掏腰包。刊物的宗旨是,探索战败的含义、吸取教训等。到1996年3月停刊为止,这个刊物持续了半个世纪,共发行536期,成为战后日本最负盛名的思想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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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51 在创办杂志的过程中,鹤见等人还以杂志为中心组建了各种研究小组和读书会。在卓有成效的小组活动中,涌现出一批后来活跃在日本学术、思想与评论等领域的知识分子,因此这个团队也有“鹤见学校”一说。就人才培养与社会影响力等方面而言,战后日本社会尚无出其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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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53 关于刊名,有日本思想史学者推测说,《思想的科学》源于在战后日本思想界发挥巨大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恩格斯“从空想到科学”等说法。但事实上,“科学”二字源于中世纪神学,出自一位研究托马斯·阿奎那经济思想的日本学者。鹤见回忆说,刊名寓意是知识分子要用“根本性的思考的方式”应对战败问题。战前日本知识分子无力进行根本性思考,鹤见认为这是致命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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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55 在最初发表的《日本为何冲进了太平洋战争?》一文中,鹤见从语言学的角度提出了“护身符语言”的说法,揭示了一种生成机制。在他看来,弥漫社会的“鬼畜美英”“国体”“大东亚共荣圈”等说法,一方面给人们提供了护身符,避免触犯当局设定的禁区,但另一方面,这些说法最终将日本国民悉数绕了进去,从而信以为真,最终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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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57 在思想界崭露头角后,1948年11月,鹤见受聘为京都大学的非正式讲师,翌年4月,正式出任该校人文研究院的副教授。1951年,斯坦福大学聘任他为副教授,但因他参与反核运动,美国领事馆拒发签证。1954年,他转任东京工业大学的副教授,直至1960年。这一期间(1954—1962),鹤见组织了三十余人的研究会,完成了主题为“转向”的研究,最终出版了三卷本《共同研究 转向》。鹤见是一位极其高产的思想家与作家,终其一生,出版七十余册单行本,另有编著、合著近百种。但他自认为,这部共同编辑的《转向》是他的代表作,会留名青史,可见其志向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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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59 “转向”一词最初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共产党,是“方向转换”(路线变更)的缩略语;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词逐渐用于指称被捕的日本共产党员的“变节”,成为一种轻蔑的说法。不过,鹤见认为“转向”是一个普遍现象:战前那些为自由、和平摇旗呐喊的大量自由主义者与左翼知识分子,在战争爆发后几乎都摇身一变为狂热的军国主义者;战败后,这些知识分子甚至右翼知识分子又迅速转向拥抱“民主主义”。因此,鹤见认为,“转向”的本质是“在国家的强制下所产生的思想变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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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61 这种普遍的“转向”,除了因国家权力的强制,还与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独特作用有关,他们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鹤见认为,与同时代的英、美、德、俄等国家不同,在以“文明开化”为口号的急速近代化进程中,明治政府高度依赖知识分子,从而造成了他们的特权地位。而国家政策与知识分子的使命感高度重合,进一步造就了他们独特的精英意识。鹤见称之为“优等生意识”。他对此分析道:“基于这种认同而着意大量培养的人才,就形成了这样的结构:通过考试进入那些学校、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把欧美知识讲得头头是道、然后登堂入室掌控权力。”[7]从而,能否成为国家领导者就以能否写出“标准答案”为条件,因此,包括自由主义、共产主义、民主主义、军国主义在内的所有“主义”,都一时成为日本知识分子的标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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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63 鹤见认为,这种体制最终确立于日俄战争时期。这期间,日本知识分子从此前明治时期“自己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转变为服从权威的“被造就的知识分子”。这是成败的转换点。这些“被造出来的人”,没有独立思考能力,但擅长学习;他们适于和平时期的建设,但却无法应对变局。因此,鹤见要求日本知识分子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他坦言:“我自己是享受了各种特权的。所以对那些跟我一样享受着特权的人们,我就觉得他们应该多负起点责任来,但对于没有特权的人们我就不会去说同样的话。”[8]作为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鹤见时刻进行着自我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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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65 不同于其他战后思想家,鹤见并未对大众展开批评。他认为自己不是那种居高临下教导式的启蒙者。除了责任的承担外,鹤见认为知识分子与大众没有本质区别。这也是《思想的科学》不关注作者的身份,并大量刊登关于大众小说、电影、漫画、流行歌曲的分析与评论的原因。鹤见主导的这种对大众的关注与分析,开创了此后日本的大众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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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67 三、1960年安保斗争与“越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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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69 日本战败后,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20世纪50年代末,围绕《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修订,日本各界发起反对运动。1960年5月9日,日本国会预定强行表决通过改定的条约。当时的文化团体参加请愿活动,面见首相岸信介,其中就有竹内好。当岸信介在当日夜里强行通过条约后,竹内好立即辞去他在东京都立大学的教职进行抗议。其后,反对运动达到高峰,数万人连日包围国会,成为日本史上最大规模的大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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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71 鹤见在电视上看到竹内好辞职后,随即宣布辞去他在东京工业大学的教职。他回忆说,他当时没有时间思考什么“大义”的问题,但觉得“如果是跟竹内在一起,就算最后吃亏倒霉也没问题”。他自嘲说,支撑他这种行为的准则就是“黑社会道义”。他在访谈中多次提及的这个说法,不仅反映了他豪爽的性格,不拘泥于各种意识形态立场与框架,也展现了他富有行动能力的特征。翌年,他受聘于同志社大学,一所位于京都的著名私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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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73 日美新安保条约生效后,抗议运动继续发酵。1960年6月15日,抗议运动达到巅峰,鹤见俊辅、竹内好等人都加入了冲击国会的游行活动,但遭到了警察的镇压。面对镇压,竹内好发表了题为《四个提案》的演讲,并提出“与其糟糕地胜利,不如漂亮地失败”。鹤见对此极为赞同,在他看来,“败得漂亮的失败是为下一次的浪潮做准备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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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75 安保斗争停歇不久,随着越南战争的逐步升级,日本国内掀起了反战运动。组建“越平联”(“还越南和平!市民联合”的简称)正是鹤见迎接新浪潮的行动。1965年4月,他与当时年轻的畅销书作家小田实(1932—2007)发起了这一组织,直至1974年解散。该组织在这一时期的社会运动中发挥了巨大影响,小田实也一跃成为“战后派”知识分子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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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77 在“越平联”展开的诸多活动中,有一项是策动美国士兵叛逃,并为其提供保护。1967年秋,“越平联”迎来了首批来自美军航母“无畏”号上的四名逃兵。鹤见等人随即展开了紧张的救援与宣传活动。鹤见先将逃兵藏匿在父亲家里,随后又藏到自己家中,并最终通过苏联将逃兵送到了瑞典。此后,“越平联”成为美国的眼中钉,鹤见等人遭受了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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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79 从1968年5月起,日本的大学生与管理当局矛盾激化,再次引发了学生运动的高潮。上百所大学组建了以新左翼、无党派学生为主体的“全学共斗会议”(简称“全共斗”),主张以暴力方式与学校对抗,社会运动由此进入武斗时期。其中,尤以日本大学和东京大学的“全共斗”闻名。1969年1月,日本政府出动8500人的警察机动队,试图攻占学生占据的东京大学的学校礼堂,双方为此展开了数日激烈的攻防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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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81 由于“全共斗”的对象是大学,大学教授自然被学生视为敌人。不过,当学校讨论引入警察机动队驱散学生时,鹤见站到了学生一侧。鹤见回忆说,当时“全共斗”占领了同志社大学的校园,并损毁了教授们的研究室,但只有他自己的研究室完好无损,因为学生知道鹤见支持他们。这件事发生后,他觉得自己无法再与其他教授保持从前的关系,便提出了辞呈。1970年3月,鹤见彻底告别了大学体制。当然,进入体制或“在野”活动,对于鹤见而言无可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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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83 当代日本著名的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在其悼文中说,“自由主义者这个词就是为他准备的”,可谓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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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85 四、护宪运动:鹤见俊辅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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