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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57 在思想界崭露头角后,1948年11月,鹤见受聘为京都大学的非正式讲师,翌年4月,正式出任该校人文研究院的副教授。1951年,斯坦福大学聘任他为副教授,但因他参与反核运动,美国领事馆拒发签证。1954年,他转任东京工业大学的副教授,直至1960年。这一期间(1954—1962),鹤见组织了三十余人的研究会,完成了主题为“转向”的研究,最终出版了三卷本《共同研究 转向》。鹤见是一位极其高产的思想家与作家,终其一生,出版七十余册单行本,另有编著、合著近百种。但他自认为,这部共同编辑的《转向》是他的代表作,会留名青史,可见其志向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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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59 “转向”一词最初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共产党,是“方向转换”(路线变更)的缩略语;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词逐渐用于指称被捕的日本共产党员的“变节”,成为一种轻蔑的说法。不过,鹤见认为“转向”是一个普遍现象:战前那些为自由、和平摇旗呐喊的大量自由主义者与左翼知识分子,在战争爆发后几乎都摇身一变为狂热的军国主义者;战败后,这些知识分子甚至右翼知识分子又迅速转向拥抱“民主主义”。因此,鹤见认为,“转向”的本质是“在国家的强制下所产生的思想变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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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61 这种普遍的“转向”,除了因国家权力的强制,还与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独特作用有关,他们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鹤见认为,与同时代的英、美、德、俄等国家不同,在以“文明开化”为口号的急速近代化进程中,明治政府高度依赖知识分子,从而造成了他们的特权地位。而国家政策与知识分子的使命感高度重合,进一步造就了他们独特的精英意识。鹤见称之为“优等生意识”。他对此分析道:“基于这种认同而着意大量培养的人才,就形成了这样的结构:通过考试进入那些学校、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把欧美知识讲得头头是道、然后登堂入室掌控权力。”[7]从而,能否成为国家领导者就以能否写出“标准答案”为条件,因此,包括自由主义、共产主义、民主主义、军国主义在内的所有“主义”,都一时成为日本知识分子的标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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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63 鹤见认为,这种体制最终确立于日俄战争时期。这期间,日本知识分子从此前明治时期“自己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转变为服从权威的“被造就的知识分子”。这是成败的转换点。这些“被造出来的人”,没有独立思考能力,但擅长学习;他们适于和平时期的建设,但却无法应对变局。因此,鹤见要求日本知识分子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他坦言:“我自己是享受了各种特权的。所以对那些跟我一样享受着特权的人们,我就觉得他们应该多负起点责任来,但对于没有特权的人们我就不会去说同样的话。”[8]作为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鹤见时刻进行着自我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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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65 不同于其他战后思想家,鹤见并未对大众展开批评。他认为自己不是那种居高临下教导式的启蒙者。除了责任的承担外,鹤见认为知识分子与大众没有本质区别。这也是《思想的科学》不关注作者的身份,并大量刊登关于大众小说、电影、漫画、流行歌曲的分析与评论的原因。鹤见主导的这种对大众的关注与分析,开创了此后日本的大众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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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67 三、1960年安保斗争与“越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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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69 日本战败后,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20世纪50年代末,围绕《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修订,日本各界发起反对运动。1960年5月9日,日本国会预定强行表决通过改定的条约。当时的文化团体参加请愿活动,面见首相岸信介,其中就有竹内好。当岸信介在当日夜里强行通过条约后,竹内好立即辞去他在东京都立大学的教职进行抗议。其后,反对运动达到高峰,数万人连日包围国会,成为日本史上最大规模的大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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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71 鹤见在电视上看到竹内好辞职后,随即宣布辞去他在东京工业大学的教职。他回忆说,他当时没有时间思考什么“大义”的问题,但觉得“如果是跟竹内在一起,就算最后吃亏倒霉也没问题”。他自嘲说,支撑他这种行为的准则就是“黑社会道义”。他在访谈中多次提及的这个说法,不仅反映了他豪爽的性格,不拘泥于各种意识形态立场与框架,也展现了他富有行动能力的特征。翌年,他受聘于同志社大学,一所位于京都的著名私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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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73 日美新安保条约生效后,抗议运动继续发酵。1960年6月15日,抗议运动达到巅峰,鹤见俊辅、竹内好等人都加入了冲击国会的游行活动,但遭到了警察的镇压。面对镇压,竹内好发表了题为《四个提案》的演讲,并提出“与其糟糕地胜利,不如漂亮地失败”。鹤见对此极为赞同,在他看来,“败得漂亮的失败是为下一次的浪潮做准备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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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75 安保斗争停歇不久,随着越南战争的逐步升级,日本国内掀起了反战运动。组建“越平联”(“还越南和平!市民联合”的简称)正是鹤见迎接新浪潮的行动。1965年4月,他与当时年轻的畅销书作家小田实(1932—2007)发起了这一组织,直至1974年解散。该组织在这一时期的社会运动中发挥了巨大影响,小田实也一跃成为“战后派”知识分子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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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77 在“越平联”展开的诸多活动中,有一项是策动美国士兵叛逃,并为其提供保护。1967年秋,“越平联”迎来了首批来自美军航母“无畏”号上的四名逃兵。鹤见等人随即展开了紧张的救援与宣传活动。鹤见先将逃兵藏匿在父亲家里,随后又藏到自己家中,并最终通过苏联将逃兵送到了瑞典。此后,“越平联”成为美国的眼中钉,鹤见等人遭受了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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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79 从1968年5月起,日本的大学生与管理当局矛盾激化,再次引发了学生运动的高潮。上百所大学组建了以新左翼、无党派学生为主体的“全学共斗会议”(简称“全共斗”),主张以暴力方式与学校对抗,社会运动由此进入武斗时期。其中,尤以日本大学和东京大学的“全共斗”闻名。1969年1月,日本政府出动8500人的警察机动队,试图攻占学生占据的东京大学的学校礼堂,双方为此展开了数日激烈的攻防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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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81 由于“全共斗”的对象是大学,大学教授自然被学生视为敌人。不过,当学校讨论引入警察机动队驱散学生时,鹤见站到了学生一侧。鹤见回忆说,当时“全共斗”占领了同志社大学的校园,并损毁了教授们的研究室,但只有他自己的研究室完好无损,因为学生知道鹤见支持他们。这件事发生后,他觉得自己无法再与其他教授保持从前的关系,便提出了辞呈。1970年3月,鹤见彻底告别了大学体制。当然,进入体制或“在野”活动,对于鹤见而言无可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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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83 当代日本著名的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在其悼文中说,“自由主义者这个词就是为他准备的”,可谓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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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85 四、护宪运动:鹤见俊辅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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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87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2004年,面对日本政治家一再推动的修改宪法潮流,鹤见挺身而出,与大江健三郎、小田实等牵头组织“九条会”,维护现行宪法。这一运动很快得到响应。据统计,2011年各种自称“九条会”的团体达到了7500多个。这是战争留给日本的另外一种形式的遗产。不过,鹤见并不认为开展护宪运动就能维护宪法;在他看来,只有不断回归到宪法的根本精神,才能真正维护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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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89 在修改宪法的呼声中,认为该宪法不是日本自主制定的理由一再被提及。鹤见对此有另外的看法。在1955年发表的一篇题名为《弄假成真》的文章中,鹤见写道:“战后日本公布了新的和平宪法,但这是一个谎言。这部宪法由美国强加给日本,但却佯装是基于日本人的自由意志制定的,因此是个不折不扣的谎言。发布当时是谎言,现在依然是谎言。然而,试图从这个谎言中引导出真实的运动,我却是支持的。”这是鹤见非常独特的宪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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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91 鹤见认为,既然宪法不是出自日本国民之手,那么就只能通过重读的方式激活其精神。他对这种“精神”做了如下阐述:“日本宪法打破了国家主权与军事力量难以分开的常识,禁止国家保持军事力量。这意味着,日本以低于国家的准国家身份进入世界,强烈希望自己成为不具有强制力的国家。在努力实现这个宪法所规定的国家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展开全体国民规模的国家批判运动;这是一个由宪法保护的运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我们只能从现在开始制定这部宪法”。[10]暮年再次出马发起“九条会”,正是他基于这一信念的行动。维护和平宪法的行动,是日本国民主体制宪意志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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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93 日本宪法第九条的设计,虽然有着源于美国最初永久解除日本威胁的政治意图,然而,这部宪法却也超乎当事者的预期,在日本的思想与精神空间中逐步被建构为通向人类永久和平的宪法。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部宪法得以维持至今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2015年7月24日,鹤见殁后第四天,日本万余名民众到国会前集结,抗议最近的修宪活动,而人们手中高举的“维护宪法”“不准杀任何人”等标语,实则是鹤见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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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95 如果说近代日本精神史的精华凝结于日本宪法,那么,鹤见俊辅则是这一精神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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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97 [1] [日]小熊英二:《「民主」と「愛国」》,新曜社,2002年,第717—7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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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599 [2] [日]鹤见俊辅、上野千鹤子、小熊英二:《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邱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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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601 [3] [日]鹤见俊辅等、上野千鹤子、小熊英二:《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邱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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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603 [4] [日]鹤见俊辅、上野千鹤子、小熊英二:《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邱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8—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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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65605 [5] [日]鹤见俊辅、上野千鹤子、小熊英二:《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邱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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