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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见在电视上看到竹内好辞职后，随即宣布辞去他在东京工业大学的教职。他回忆说，他当时没有时间思考什么“大义”的问题，但觉得“如果是跟竹内在一起，就算最后吃亏倒霉也没问题”。他自嘲说，支撑他这种行为的准则就是“黑社会道义”。他在访谈中多次提及的这个说法，不仅反映了他豪爽的性格，不拘泥于各种意识形态立场与框架，也展现了他富有行动能力的特征。翌年，他受聘于同志社大学，一所位于京都的著名私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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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美新安保条约生效后，抗议运动继续发酵。1960年6月15日，抗议运动达到巅峰，鹤见俊辅、竹内好等人都加入了冲击国会的游行活动，但遭到了警察的镇压。面对镇压，竹内好发表了题为《四个提案》的演讲，并提出“与其糟糕地胜利，不如漂亮地失败”。鹤见对此极为赞同，在他看来，“败得漂亮的失败是为下一次的浪潮做准备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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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保斗争停歇不久，随着越南战争的逐步升级，日本国内掀起了反战运动。组建“越平联”（“还越南和平！市民联合”的简称）正是鹤见迎接新浪潮的行动。1965年4月，他与当时年轻的畅销书作家小田实（1932—2007）发起了这一组织，直至1974年解散。该组织在这一时期的社会运动中发挥了巨大影响，小田实也一跃成为“战后派”知识分子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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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平联”展开的诸多活动中，有一项是策动美国士兵叛逃，并为其提供保护。1967年秋，“越平联”迎来了首批来自美军航母“无畏”号上的四名逃兵。鹤见等人随即展开了紧张的救援与宣传活动。鹤见先将逃兵藏匿在父亲家里，随后又藏到自己家中，并最终通过苏联将逃兵送到了瑞典。此后，“越平联”成为美国的眼中钉，鹤见等人遭受了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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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8年5月起，日本的大学生与管理当局矛盾激化，再次引发了学生运动的高潮。上百所大学组建了以新左翼、无党派学生为主体的“全学共斗会议”（简称“全共斗”），主张以暴力方式与学校对抗，社会运动由此进入武斗时期。其中，尤以日本大学和东京大学的“全共斗”闻名。1969年1月，日本政府出动8500人的警察机动队，试图攻占学生占据的东京大学的学校礼堂，双方为此展开了数日激烈的攻防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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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全共斗”的对象是大学，大学教授自然被学生视为敌人。不过，当学校讨论引入警察机动队驱散学生时，鹤见站到了学生一侧。鹤见回忆说，当时“全共斗”占领了同志社大学的校园，并损毁了教授们的研究室，但只有他自己的研究室完好无损，因为学生知道鹤见支持他们。这件事发生后，他觉得自己无法再与其他教授保持从前的关系，便提出了辞呈。1970年3月，鹤见彻底告别了大学体制。当然，进入体制或“在野”活动，对于鹤见而言无可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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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日本著名的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在其悼文中说，“自由主义者这个词就是为他准备的”，可谓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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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护宪运动：鹤见俊辅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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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暮年，壮心不已。2004年，面对日本政治家一再推动的修改宪法潮流，鹤见挺身而出，与大江健三郎、小田实等牵头组织“九条会”，维护现行宪法。这一运动很快得到响应。据统计，2011年各种自称“九条会”的团体达到了7500多个。这是战争留给日本的另外一种形式的遗产。不过，鹤见并不认为开展护宪运动就能维护宪法；在他看来，只有不断回归到宪法的根本精神，才能真正维护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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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改宪法的呼声中，认为该宪法不是日本自主制定的理由一再被提及。鹤见对此有另外的看法。在1955年发表的一篇题名为《弄假成真》的文章中，鹤见写道：“战后日本公布了新的和平宪法，但这是一个谎言。这部宪法由美国强加给日本，但却佯装是基于日本人的自由意志制定的，因此是个不折不扣的谎言。发布当时是谎言，现在依然是谎言。然而，试图从这个谎言中引导出真实的运动，我却是支持的。”这是鹤见非常独特的宪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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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见认为，既然宪法不是出自日本国民之手，那么就只能通过重读的方式激活其精神。他对这种“精神”做了如下阐述：“日本宪法打破了国家主权与军事力量难以分开的常识，禁止国家保持军事力量。这意味着，日本以低于国家的准国家身份进入世界，强烈希望自己成为不具有强制力的国家。在努力实现这个宪法所规定的国家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展开全体国民规模的国家批判运动；这是一个由宪法保护的运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我们只能从现在开始制定这部宪法”。[10]暮年再次出马发起“九条会”，正是他基于这一信念的行动。维护和平宪法的行动，是日本国民主体制宪意志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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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宪法第九条的设计，虽然有着源于美国最初永久解除日本威胁的政治意图，然而，这部宪法却也超乎当事者的预期，在日本的思想与精神空间中逐步被建构为通向人类永久和平的宪法。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部宪法得以维持至今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2015年7月24日，鹤见殁后第四天，日本万余名民众到国会前集结，抗议最近的修宪活动，而人们手中高举的“维护宪法”“不准杀任何人”等标语，实则是鹤见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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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近代日本精神史的精华凝结于日本宪法，那么，鹤见俊辅则是这一精神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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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小熊英二：《「民主」と「愛国」》，新曜社，2002年，第717—7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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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鹤见俊辅、上野千鹤子、小熊英二：《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邱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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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鹤见俊辅等、上野千鹤子、小熊英二：《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邱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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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鹤见俊辅、上野千鹤子、小熊英二：《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邱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8—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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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鹤见俊辅、上野千鹤子、小熊英二：《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邱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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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鹤见俊辅：《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四川教育出版社，邱振瑞译，2013年，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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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鹤见俊辅、上野千鹤子、小熊英二：《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邱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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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段的引文参见［日］鹤见俊辅、上野千鹤子、小熊英二：《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第135、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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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鹤见俊辅、上野千鹤子、小熊英二：《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邱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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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小熊英二：《「民主」と「愛国」》，新曜社，2002年，第739、751—7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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