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265687
分身：新日本论 二、英雄、时势与历史的本质
1702265688
1702265689
在众多的明治维新史著作中，佐佐木克的《从幕末到明治：1853—1890》是一部接近于拂去了近代历史观念尘埃的著作。[9]或者，与其说是历史著作，不如说是古典的历史剧本。当然，用“剧本”来比喻并不是说它是虚构的，而是它有一种让读者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它所呈现的画面之所以有一种不染纤尘的洁净感，是因为作者克制了解释的欲望。这种纯然的历史叙述，如同古典戏剧通常具有的伟大的教育作用一般，会给读者提供另外一种基于真相与意义的精神教育。
1702265690
1702265691
简单地说，这本书之所以精彩纷呈，原因正在于作者让历史人物在历史舞台上各自表达，公正地对待所有人，而未将自己的判断强加于历史人物的身上。比如，在这部书中，不仅出身于中下级武士阶层的吉田松阴、高杉晋作、坂本龙马、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数十位维新英杰人物悉数出场，被视为上层统治阶层及贵族的人物，比如朝廷方面的孝明天皇、鹰司政通、九条尚忠、三条实美、岩仓具视，幕府方面的将军德川家定、家茂、庆喜与大老井伊直弼，地方强藩的有力大名诸如松平春岳、岛津久光等人在政治舞台上的活跃角色均得到了恰如其分的再现，共同上演着合作、背叛、权谋、斗争、生死的经典人类故事。
1702265692
1702265693
值得留意的是，这一舞台还有一类重要的角色，即英美国家的驻日公使、临时造访的官员等。在促成日本政治变革的过程中，这些人也发挥了不可欠缺的作用。比如，作者对1865年出任英国驻日公使的巴夏礼（Harry Parks, 1818—1885）的几句描绘，就将当时西方公使在日本的形象与角色再现了出来。1867年，长崎发生了一起英国海军士兵被杀事件，巴夏礼率军舰驶进土佐藩的高知讨要说法。谈判中，巴夏礼对于时任土佐藩参政、维新后声名鹊起的后藤象二郎（1838—1897）的处置方式十分不满，“在谈判中猛拍桌子……以傲慢姿态威吓后藤及其同行者”[10]。与外国公使打交道的类似经历显然会影响后藤对事务的判断。
1702265694
1702265695
作者对巴夏礼的简单描绘，与中国人熟识的形象并无二致。已故历史学家蒋孟引在其名作《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便将他列为“三个促使战争爆发的人”之一，认为他是“英国侵略者的标本，凶恶、狡猾、顽强”，是“中国最痛恨的恶棍”。[11]英国学者蓝诗玲（Julia Lovell）在新作《鸦片战争》中则将其描述为一个“肆无忌惮地、非法地鼓吹对华战争”的“英国超男”。[12]詹森在叙述巴夏礼在幕末政治中的角色时，则称他是“一个精力最为旺盛、性格最为暴躁，曾在中国海岸施行炮舰外交的行家”。[13]这样的人物往往具有巨大能量，会引发异乎寻常的结果。咸丰皇帝就对他恼恨异常，在中英谈判期间曾谕令羁留此人，间接引发了后来的圆明园悲剧。
1702265696
1702265697
从幕末最富有动员力的口号“尊王攘夷”来看，这类公使扮演的角色为日本的精英提供了西方人作为“夷贼”“丑夷”的真实“标本”。“尊王攘夷”并非后世批评者所想定的一种单纯源于民族主义的排外观念。
1702265698
1702265699
作者在开篇处看似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已对上述人物共同演出的剧情做了“剧透”。作者写道：“幕末时期，日本面对动荡而云谲波诡的国际局势，尽管内心备感屈辱，它却不得不在艰难中挺身前进，未曾心灰意冷、意志消沉。为了重新崛起，怀揣着摆脱屈辱的强大决心，日本积极地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以求正面解决自身问题。”[14]屈辱与忧国，构成了维新戏剧的精神主调，尤其刻写在前面提到的中下级武士的身上。这些风云际会的人物，除了人们常说的“中下级武士”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志士。我们在下文中马上就会看到，“志士”这个身份标签才是历史认知的关键。
1702265700
1702265701
我在本章开始的引言部分，特别论及了“尊王攘夷”观念在推动近代日本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其实，这种精神所召唤并造就的主体，正是这里所要谈论的“志士”。明治维新的历史，实则由作为志士的英雄，甚至包括不同视角下的“恶棍”，与时势相互激荡、共同造就而成。
1702265702
1702265703
1702265704
1702265705
1702265707
分身：新日本论 三、维新志士与东亚世界的古典传统
1702265708
1702265709
“志士”二字，望文生义，其意义似不难理解，但实则不然。在明治维新史的叙述中，鲜有内容像这两个字让人感到如此隔膜。许多研究明治维新的历史学家对此也满腹狐疑。
1702265710
1702265711
比如，在一部较早刊行，由加拿大历史学家诺曼·赫伯特撰写的《日本维新史》中，作者仅仅用“下级武士”“最热诚的斗士”“疯狂的恐怖主义者”等说法指涉这一群体。[15]美国历史学家安德鲁·戈登在叙述明治维新时则使用了“下级武士”“体制内精英”等说法，认为他们是维新的主导力量。他对此分析道：“这群出身于中下阶层的武士一方面雄心勃勃，另一方面却又郁郁不得志，极缺乏安全感……这种不平之气是明治维新之原动力，亦触发各种影响深远的改革计划。故明治维新实际是个不得志的下层精英革命。”[16]这种说法触及了革命的心理机制，注意到了明治维新的“原动力”，是一种对历史的洞察。不过，遗憾的是，戈登在关键的地方还是看走了眼：“志士”远非不得志的精英，相反，他们最初就是一群志气满满、精神昂扬的年轻人。
1702265712
1702265713
前面提到的比斯利略微不同，他最初就注意到“志士”（men of spirit）是“更有能力、更活跃的武士”，其角色“决不能被轻易忽视”。然而对于其中的原委，比斯利则多有遁词。他在叙事中写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很多都是负面消极的……他们只知道破坏，不懂建设；他们对待生命，包括自己的性命毫无顾忌，不懂得创建政府……然而，他们所带来的变革也十分重要，而且最终证明是不可逆转的。”对于这个能量超凡的群体，他极不情愿地称呼他们是“尊皇主义者”“激进分子”或“恐怖分子”。[17]显然，这些称呼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境，“志士”不仅是明治政府的主要创建者，还是文明开化的推动者。
1702265714
1702265715
詹森虽然对这个群体也着墨不多，不过如下的几句话却是点睛之笔：“‘尊攘’派，对于同龄人来说，对于历史来说，他们都被称为‘志士’，即具有崇高理想和节操的人。这些志士成为地方和国家事务中的一种爆炸性因素，最后作为一种理想道德楷模服务于现代天皇国家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在随后的动荡岁月成为年轻激进分子的榜样。”[18]这个说法比较接近历史真相，是我们进一步认识历史的关键所在：只有理解了这种当事者自我规定的“志士”意识与角色，才能看到维新舞台所呈现的真相与意义。
1702265716
1702265717
兹举一例。与高杉晋作、木户孝允等被视为英雄的“尊王攘夷”派志士不同，幕府也获得了“尊王佐幕”派志士的支持。当时，京都地区尊攘派志士针对幕府官员与外国人展开了一系列袭击、暗杀等暴力活动。1863年，幕府组建了由剑术高手组成的治安维稳力量，这就是有名的“新选组”（意思是“全新选出的组织”），由“天然理心流”道场第四代传人近藤勇（1834—1868）出任局长。在近藤的领导下，尊攘派志士的暴力活动得到了抑制，京都地区的秩序得以恢复。明治元年（1868），近藤勇向新政府军投降，随后被处以斩刑，是幕末明治初期众多殒命的志士中的一员。[19]近藤留下的两首辞世诗，将志士的精神世界呈现了出来：
1702265718
1702265719
孤军援绝作囚俘，顾念君恩泪更流。
1702265720
1702265721
一片丹衷能殉节，睢阳千古是吾俦。
1702265722
1702265723
靡他今日复何言，取义舍生吾所尊。
1702265724
1702265725
快受电光三尺剑，只将一死报君恩。
1702265726
1702265727
当代日本学者斋藤希史注意到了这两首汉诗所流露的慷慨正气，提出了这样一种说法：幕末时期的志士如果没有学习当时广泛流行的“汉文”（东亚世界的古典汉语），就无从形成自己作为士人的历史意识与自我意识。[20]这种说法触及了幕末时期日本的意义世界。明治维新是一场“武士革命”，而且是“一场伟大的近代化革命”[21]，但也只有在这个特定的意义所建构的现实空间中，我们才能理解“武士”慷慨激昂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们何以被称为“志士”。幕末时期的志士之所以举止卓异，正源于古典儒学传统与武士阶层性格的融合。当然，我们也可说它是“武士道”的表现。
1702265728
1702265729
提到武士道，近代日本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新渡户稻造（1862—1933）有一个说法：“严格意义上的道德教义，孔子的教诲就是武士道最丰富的渊源。”日本的武士在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观念上找到了与其武士品性达成最高匹配的思想形态。在面对西方读者时，新渡户稻造甚至将阳明学比作基督教的《新约圣经》，特别强调了它在塑造日本年轻人信仰上所扮演的角色：
1702265730
1702265731
西方的读者会很容易发现王阳明的著作与《新约圣经》有许多类似之处。只要允许特殊用词上的差别的话，那么像“你们先要去寻求上帝的王国和上帝的正义，如果那样的话，所有一切东西都会归于你们”的说法，就是可以在王阳明的几乎每一页书上都可以看到的思想。[22]
1702265732
1702265733
事实上，“志士”这个说法自身就是源于古典儒学文本，当它成为幕府末期下级武士自我认同、自我定义的语言时，他们已然将自己纳入了一个更宏阔的精神传统中。“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幕府末期被志士们反复诵读的《孟子》中的这句话，不知激发了多少青年的热情、勇气与智慧。实际上，因谋划刺杀幕府老中[23]而在随后的“安政大狱”[24]中被处以极刑的吉田松阴，就因率先提倡“草莽崛起论”而成为这一传统的强力推动者。
1702265734
1702265735
受鸦片战争中国败北的冲击，与当时多数热血青年一样，吉田松阴最初热衷兵学。在随后的江户游学中，他逐渐认识到文人儒师追逐“文采”与武士流于“粗野”的弊端，立志成为“志”“气”兼备的“俊杰之士”。这与他对王阳明追求学问与事功合一的激赏有直接关系。[25]在其短暂的生涯中，他留下了诸如《孙子评注》《史记前后汉书明伦抄》《左氏兵战抄》《拟明史列传抄》《东坡策评》等十余种著作，《讲孟札记》更是他的得意之作。在《跋文》中，他写道：“余之在狱，囚徒胥居……时乃把《孟子》讲之，非精其训诂，非喜其文字，惟其一忧一乐一喜一怒，尽寓诸《孟子》焉耳。”吉田松阴甚重此书，据说卒后其弟子高杉晋作等以此书与王阳明《传习录》教人。吉田松阴在一首题为《肖像自赞》的诗中，表明了自己人格的完成：
[
上一页 ]
[ :1.70226568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