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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此点可分别见于张斯桂与董恂为汉译本《万国公法》所撰写的两种序言，参见［美］惠顿：《万国公法》，何勤华点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另外参见林学忠：《从万国公法到公法外交：晚清国际法的传入、诠释与应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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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转引自［日］西里喜行：《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上册），胡连成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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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关于此间日本的世界认识，请参照本书第二章及其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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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日］西里喜行：《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上册），胡连成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76—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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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二卷，第334—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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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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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外二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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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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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外二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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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转引自［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7页、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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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夏新华等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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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关于中国留学生以及政府的留学政策，日本官学两界的讨论与对应，参见［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一章及第二章；上面的引文，见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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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转引自［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32页、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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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转引自［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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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转引自汪向荣：《日本教习》，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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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此间中国关于日本“同种”的认识，主要源于史书中徐福东渡的记载，与下文论及的日本的“同种”观念，内容并不相同。参见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收录于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第1辑3，岳麓出版社，2012年，第585—5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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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参见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6—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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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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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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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精神史的再省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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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讲述的不是日本帝国“崛起”与“覆灭”的故事，而是近代日本在东西文明冲突加剧、列国竞逐全面展开的19世纪中叶后一个多世纪的成长历史。这同样是一个19世纪中后期的东亚世界在人类文明史进程中的故事；因为文明和地理上的关系，东亚各国从来就是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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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梁启超撰写了《少年中国说》。在这篇脍炙人口的名篇结尾，有这样一段对“中国少年”的著名描述：“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麟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1]我们今天读来依然会感到迎面扑来的青春气息。热情洋溢、气势磅礴、气象万千，催发着人们向上、进取、奋斗的激情与意志。这位大思想家的主旨，表面上看是驳斥日本人和“欧西人”将当时的中国描述为一副老态龙钟的“老大帝国”形象，实际上却是对中国的一种精神启蒙。此后在东亚大陆上演的革命，正是“少年中国”冲决罗网、旧邦新造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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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岁的梁启超，何以突然发出这种感慨，展开对未来中国的炽烈想象？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日本驻华公使及日本外务省的救助下，于1898年9月20日深夜抵达东京，开始了亡命日本的生涯。“东方古称君子国，种族文教咸我同。……大陆山河若破碎，覆巢完卵难为功。我来欲作秦廷七日哭，大邦犹幸非宋聋。”[2]这是英雄去国流亡之际的心事吐露，作者引“秦廷之哭”的典故，希望从日本获得救国的力量。——不错，《少年中国说》这篇雄文正是诞生于明治日本！幕末以来日本呈现出的奋力进取、蒸蒸日上的精神、意志、活力，不正是一种“少年日本”、青春日本特有的精神品性吗？梁启超对于“少年中国”的憧憬与礼赞，谁又能说未受到明治日本全国上下所洋溢的热情进取的精神所启发与鼓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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