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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转引自［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32页、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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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转引自［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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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转引自汪向荣：《日本教习》，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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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此间中国关于日本“同种”的认识，主要源于史书中徐福东渡的记载，与下文论及的日本的“同种”观念，内容并不相同。参见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收录于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第1辑3，岳麓出版社，2012年，第585—5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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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参见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6—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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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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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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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精神史的再省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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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讲述的不是日本帝国“崛起”与“覆灭”的故事，而是近代日本在东西文明冲突加剧、列国竞逐全面展开的19世纪中叶后一个多世纪的成长历史。这同样是一个19世纪中后期的东亚世界在人类文明史进程中的故事；因为文明和地理上的关系，东亚各国从来就是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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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梁启超撰写了《少年中国说》。在这篇脍炙人口的名篇结尾，有这样一段对“中国少年”的著名描述：“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麟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1]我们今天读来依然会感到迎面扑来的青春气息。热情洋溢、气势磅礴、气象万千，催发着人们向上、进取、奋斗的激情与意志。这位大思想家的主旨，表面上看是驳斥日本人和“欧西人”将当时的中国描述为一副老态龙钟的“老大帝国”形象，实际上却是对中国的一种精神启蒙。此后在东亚大陆上演的革命，正是“少年中国”冲决罗网、旧邦新造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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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岁的梁启超，何以突然发出这种感慨，展开对未来中国的炽烈想象？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日本驻华公使及日本外务省的救助下，于1898年9月20日深夜抵达东京，开始了亡命日本的生涯。“东方古称君子国，种族文教咸我同。……大陆山河若破碎，覆巢完卵难为功。我来欲作秦廷七日哭，大邦犹幸非宋聋。”[2]这是英雄去国流亡之际的心事吐露，作者引“秦廷之哭”的典故，希望从日本获得救国的力量。——不错，《少年中国说》这篇雄文正是诞生于明治日本！幕末以来日本呈现出的奋力进取、蒸蒸日上的精神、意志、活力，不正是一种“少年日本”、青春日本特有的精神品性吗？梁启超对于“少年中国”的憧憬与礼赞，谁又能说未受到明治日本全国上下所洋溢的热情进取的精神所启发与鼓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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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梁启超看到了另外一个中国。在东亚世界史与近代世界文明演进的视野内，这种精神的前生后世已昭然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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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1916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第1号）刊登了一篇题为《青春》的文章。这同样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篇雄文，作者从“青春之我”开始，以郁郁勃勃的激情接连讴歌了“青春国家”“青春民族”“青春人类”，直至“青春地球”与“青春宇宙”。[3]这是一篇与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并列的“青春中华说”。作者是李大钊，撰写此文时正在日本，已经留学两年有余，这一年也是2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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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近代日本显现的昂扬精神与热情，通过梁启超及其同时代留学、游学日本的中国青年，源源不断地输入正在挣扎、试图振起的中国身上。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明治以降的近代日本正在东亚大陆上造就它的一个分身。而这个过程之所以可能，原因就在于彼此有着精神上的家族类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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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东亚世界史和东亚文明进程的意义上，本书既不是胜者的历史叙事，也不是败者的历史叙事，而是一部关于人类文明进程的叙事。当然，这里面充满了让人遗憾、震惊以及无法忍受的悲惨事件。但今天回望过去，我们还是看到了一种坚忍不拔的面向文明的意志与热情，而人类最终还是艰难地越过了那个时代，向文明迈出了关键一步。这种人类自身固有的秉赋和能量，让我们重新确认了东亚文明在迄今为止的世界文明进程中的位置，以及它在未来的世界文明进程中所担当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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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一、重述近代日本精神史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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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对近代日本精神史的重新叙述，开始于对东亚世界秩序尤其是日本与传统中华世界关系的反思。这种主题的设定，源于困扰我们的一系列问题：为什么日本在东亚世界近代史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为什么“日本”对于现代中国而言是一个特殊的存在？现代中国在精神层面上有着怎样独特的属性？在今后的世界文明演进中，东亚世界可能扮演怎样的角色？在这些问题的驱动之下，我从精神演变的角度对日本的近代历程所做的重述，实际上是一种对近代日本的重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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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如果稍稍拓宽一下历史视野，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做法其实并不是我个人的创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以83岁的高龄撰写了一部题为《德国的浩劫》的著作。在这部短小精悍的著作中，迈内克从两个世纪以来的德国思想史和精神史着手，探讨了德国走向纳粹主义并最终造成自我毁灭的原因。他一直追问的问题是，“领导着我们并影响着德国的世界政策的那个阶级，以及他们的精神结构和心理状态，都代表着什么意愿和能力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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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意再现迈内克勾勒的精神史脉络，这里的重点是他的那种更为根本的问题意识。在开篇处，他即明确告诉读者，他探讨的是德国浩劫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却同时扩展为一个超乎德国之外的普遍西方命运的问题”。[5]德国的崛起与覆灭不是德国一国的问题，而是古典普遍的世界主义理想与民族国家的权力意志在18世纪以后冲突的结果。在更深远的意义上，我们从德国的历史经验中看到的是人类事务演化的路径和逻辑，以及内在其中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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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将近代日本纳入东亚世界来重新探讨它的崛起与覆灭的历史经验，最终要导向的目标其实是东亚世界在近代世界史中的命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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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的直接生成机制，当然是19世纪全球殖民帝国的兴起。在19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势力的冲击下，日本的民族精神获得了普遍的觉醒，全身心地投入时代洪流与诸民族的竞争中。明治日本的近代化道路之所以能够顺风满帆地展开，这种民族精神的自我觉醒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追踪这种精神展开的过程中，我们的焦点时刻锁定在这样一个特征上：因长期受东亚古典文明的熏陶，近代日本的民族精神有着强烈的世界主义内涵；它不仅有成为世界帝国的野心，而且内含创造世界文明的志向，从而加速了世界秩序的转换。正是在近代世界秩序转换的历史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近代日本相对清晰的精神演化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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