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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二、方法论的省察：我们的困难与采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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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重述近代日本精神史的演进过程，目的是为了重新揭示日本与东亚世界在近代世界中的遭遇，而这正是近代人类文明演化自身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获得一种重新审视近代日本的经验与教训的崭新视角。不过，这种探索性工作最初就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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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中，当下历史意识的约束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这个历史意识源于我们的存在自身，因此，在理解历史时，我们倾向于将当下的存在状况视为不证自明的前提条件。所以，为了使我们的工作有意义，首先必须对当下置身其中的历史意识保持恰当的反思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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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在回顾历史时，人们不难发现某个事件发生时所处的复杂境况，而通过客观的、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人们会从各个角度接近历史的真实情境，并在这一过程中建立一种有意义的历史解释。这种有意义的历史解释与当下的历史意识以及现实处境又有着内在的关联。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认知的困难之处。我们对于当下情境的任何一次感知与认知活动，都等同于当下自我意识与世界意识的一次建构。这是一种世界认识与世界建构的一体化结构，它也导致了当下的这个“世界”自身不容易进入人们的反思领域。这是一种涉及意义生成与解体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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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而言，反思既存历史意识和约束我们的时代境况，并进而形成新的历史意识，是一种逆自然的过程，它要求主体逆势克服各种妨碍认知的自然的或者说给定的全部条件。因此，真正的历史认知需要主体具有高度的精神能力，历史认知的深浅取决于精神能力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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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客观地把握我们当下的处境，提高我们的历史理解能力，本书的历史叙事采用了两种视角，这里我再作一些总结性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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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克服当下历史意识给我们造成的认识上的遮蔽，本书首先采用了一种可称为“生成主义”的视角。这种视角的要点在于，我们尝试顺着历史生成的轨迹，来观察它所抵达的每一个“现在”，并确定它在文明史上的位置。这是单纯的近代进步主义——它必然视过去为落后的历史遗迹——信仰失效之后，我们有效思考过去、当下与未来的视角。否则，当下的历史意识与各种观念会遮蔽历史中“现在”的真实属性，以及历史进程中的各种问题，进而阻断我们对它们的思考。在历史的现场，每一个人思考的都是对于他而言最为重要的真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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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生成主义的视角在理论上同样坚持历史的进步，但这个进步并不必然指向未来，还可能指向过去，一种面向过去的进步！过去的历史经验可能更多地保存了人类文明的理想以及人们对自身的理解，因而我们的认知只有回到历史现场，并进入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中，才能找到对历史进程而言真正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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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精神史研究而言，则是要重建这种关于“现在”的历史学与考古学。单纯从后世历史意识的角度看，历史上的许多问题与事件可能显得荒谬不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大战时期日本出现的“近代超克”就是这样一个事例。然而，这种判断无论如何都是后世的视角。后世观察者所占据的优越位置，并不能给他们提供充分的理由，以至于忽视乃至蔑视历史上关于当时的“现在”的思考。后世观察者所占据的历史位置自身，正是他们可能藐视的前人的思想与行动的具体结果。换言之，人们所意识到的“现在”，正是他们所低估甚至忽视的“过去”的创造。除了如此思考外，人们有什么理由确信他们当下的思考更有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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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成主义的角度来看，现代日本所到达的位置，与其说是战败后不得不接受的结果，毋宁说是近代日本自我选择的最终“成就”。与其他民族相比，因其自我意识的高度发达，近代日本的主体性更强烈地表达为欲望、思想、知识与行动的复合体，从而近代日本就是它的“精神史”的自我展开。它的自我意识与世界认识的生成，它的政治行动的发动及特征，只有在这个复合体的演变，亦即精神史的展开中才能得到恰切的认识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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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讨论也一再表明，近代日本乃至近代世界的文明化进程，正是在它自身与世界关系的调整、对立与冲突中得到了实质性的推进。当日本历史上曾共享的文明亦即东亚儒学文明在当下仍然被讨论，甚至被寄予某种期待时，如何判断日本的经验，更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切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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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的历史经验，也为后世保留了一种理解历史与永恒的能力。比如，这种生成主义让我们看到了导致中日彼此误认的另外一种要因：在东亚世界的大变局中，二者的同时代性是一种假象，因为这正好掩饰了它们在同一时刻却分属于不同精神世界的实质。当19世纪后期的中国依然在以世界主义的方式行事时，日本已经意识到了民族主义的力量，并将这种力量导向了殖民帝国的建构；当20世纪初中国民族主义兴起后，日本竟然表现出一种完全的不理解，一再指责并以军事力量对抗中国的“排日”“侮日”“抗日”思想与运动。此时在它的意识深处，它要成为亚洲的霸主，重建历史上的“中华”世界秩序。结果，民族国家与世界主义这两种世界认知方式与精神属性，在东亚世界最初就以相互交织、相生相克的方式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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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表达：由于对东亚古典世界秩序与文明的继承，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呈现出某种同型的精神机制。然而，由于双方在时间上的相继出现与转变，也即精神运动的相位的不同，使得双方的国家理性呈现出相反的特征。但在起源上，双方共同分享了东亚古典的世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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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放弃了帝国意识与帝国政治，真正开始了民族国家的建设。但在这个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它无法恰当认识并解释自己的历史行为，无法实现与自身及世界的真正和解。而这正是今日日本国内精神分裂的根源。它只有将自身置于人类文明史的视野中，置身于普遍世界史的进程中——这一普遍世界史的展开表现为暴力的使用以及对暴力的驯化——日本当下历史认识的分裂状况以及与其伴随的精神症候才能得到弥合与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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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的精神分析，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东亚世界的精神分析。中国在1895年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意味着传统中华世界秩序的解体，中国被迫克服自身作为一个文明体同时作为东亚世界秩序自身的本质属性。所谓“旧邦新造”，就是要用民族国家的精神来重造国家的存在样式。经过半个世纪的战乱之后，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终于在形式上创建了现代民族国家。但问题并未就此终结。我们是否对自身的世界属性与文明意识还有记忆，甚至自觉？是否有与自身历史的演进相应的世界主义精神的觉醒？民族国家是源于近代世界体系的一件紧身衣，随着中国与世界的成长，它提供的意义体系正在发生转换。本书对日本精神史的重述，也在于揭示此种东亚民族国家与世界主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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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生活共同体进入普遍联系的世界史的过程中，近代日本以极端的方式将人类文明进程中所必然面对的问题展现了出来。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东洋与西洋，战争与和平，自尊与屈辱，精神与物质，这些二元对立的观念主导了近代东亚世界的自我认知与世界认知。但这并不是值得哀叹的现象，相反，在这些紧张与矛盾中，我们看到了东亚文明的活力。东亚文明为世界文明保留了自我更新与升级的精神机制。它对源于西方的现代世界文明，既不是盲目地排斥，也不是无保留地吸纳，而是在自身的历史与永恒观念的引导下，试图参与其中，并创造一个更高维度的普遍主义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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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现代日本身上似乎看到了这样的结局。那些曾强烈左右历史进程的日本知识分子的观念，在战后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中最终风化解体，在这个意义上，“近代超克”最终得以实现。与东洋还是西洋无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享受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正在展现其普遍性的内涵与可能，因而正在克服“东亚”与“西洋”自身的历史性内容。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日本完成了自身的“近代超克”，但世界仍然在这个“超克”的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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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在本书中还采用了一种新的世界主义的视角，试图在世界的框架下，重构此前被视为民族国家的近代日本的具体精神与实践过程。这是一个与民族主义相对立的视角。民族主义虽然依旧左右着人们当下的观念，但它无法有效解释过去的历史，因而也无法有效地为人类的未来描绘蓝图。新世界主义视角的采用，目的是要为东亚世界的民主主义提供一种重新认知自我的工具，唤醒人们意识深处对普遍文明与普遍世界的欲望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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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主义是一个看待近代东亚世界史的新坐标；在这个新坐标内，近现代日本的历史经验也是东亚世界自身的历史经验，为我们思考置身其中的时代境况提供了共时性与历时性的视点。事实上，本书讨论的近代日本精神史上的主题，诸如古典儒学、亚洲主义、近代超克、马克思主义、民主主义以及和平主义等，同样是近代以来中国所经历或正在面对的课题。近代日本爆发的巨大的精神能量与物质生产能力，正因为这种精神上持续的发力、自我格斗以及惨烈的失败与最终的拯救，才成为一种启示性的存在。这种存在的整全意义，只有在世界主义的框架内，并在这种精神的关照下，才能得到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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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主义的认知框架中，作为近代日本精神史遗留的现代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不仅仅是日本一国的问题，它也是东亚传统儒学的世界主义在近代必然面临的问题。当这个普遍主义遭遇另外一种普遍主义即近代西方文明时，双方的互动必然表现为特定的历史主体充满矛盾的思考及行为模式。从政治行为来看，近代以来的中国和日本均扮演了抵抗西方势力及其文明的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抵抗转移到了中国的身上。时至今日，中国依然在寻求另一种现代与文明的可能。因此，如何将这种热情及其具有的现实影响力导向普遍文明的生成，正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课题。我在本书开篇和这里阐述的新世界主义的目的，正是试图在理论与经验上对这一课题做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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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普遍的世界文明仍在建构与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按照对人类的本性以及过去经验的理解，这个过程必然会存在波折，甚至倒退。因此，对于更为公正、良善的世界秩序的创建而言，任何一种民族精神以及宗教和哲学传统，并不具有不证自明的正当性与优越性。相反，这些精神事物只有在与经验现实共同建构的秩序自身当中加以重新审视，它们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价值与作用才会得到认识、激发与承认，从而最终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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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东亚”“中国”以及“日本”这些话语自身的魅力所在，同时也是困难所在，因为它们自身包含了丰富的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含义。从经验上看，人们曾经并依然在赋予这些词汇以特别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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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质疑这些话语究竟是意识形态标签，还是具有实质价值内涵的概念，并不是恰当的提问方式。意识形态同样是建构主体的实际装置，是主体形成精神与意志时必不可少的工具、方法与实质内容。当这些被建构的主体再次进入历史演进的现场时，思想与行动的相互生成结构就得到了确立与展开。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激活或重新赋予这些话语以世界主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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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与秩序仍是我们努力实现的理想目标，那么，现在已经到了认真思考这些价值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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