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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分身”只是一个比喻。虽然近代日本的历史经验可以为中国提供独特的精神参照对象，但对于中国而言，日本既是一个自我的镜像，又是一个异质的他者。在世界文明与世界秩序演化的视野中，日本构成了东亚传统文明与近代西方文明相互冲突与调适的全息缩影，我们从中可以解读出东亚世界的人们在过去、当下和未来文明进程中的各种欲望、意志以及理想。正因如此，我在本书中尝试将日本国民的知性与热情相互交错的精神史，从现代“日本”这一民族国家的框架中相对独立地刻画出来，从而使它构成一幅东亚世界史潜在的“自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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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不由想到了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关于“普遍历史观念”的说法。他对这个哲学话题的思考，源于他这样的一个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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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看到人类在世界的大舞台上表现出来的所作所为，我们就无法抑制自己的某种厌恶之情；而且尽管在个别人的身上随处都闪烁着智慧，可是我们却发见，就其全体而论，一切归根到底是由愚蠢、幼稚的虚荣、甚至还往往是由幼稚的罪恶和毁灭欲所交织成的；从而我们始终也弄不明白，对于我们这个如此之以优越而自诩的物种，我们自己究竟应该形成什么样的一种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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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康德在1784年的欧洲发出的感叹。在前一年，美国独立战争刚刚结束，“山巅之城”还在为向全人类传播自由和正义而积蓄力量，而集人类光荣与恐怖于一身的法国大革命，将于五年后爆发。但不管怎样，新世界的光芒已经照亮了欧洲的地平线。在地球的另外一侧，这一年的清朝中国是乾隆四十九年，德川日本为天明四年，东亚世界河清海晏，时和岁丰。东西两个世界的交流已经展开，但距离英国马戛尔尼访华使团抵达北京，觐见中国皇帝，尚有九年；东西两个世界的撞击，还未拉开帷幕。但是，此时的康德已经洞悉了新世界的命运，“愚蠢、幼稚的虚荣”甚至“幼稚的罪恶”即将上演。而我们不幸看到了随后两个多世纪的历史，尤其是20世纪前半期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无法不对康德的观察和感慨产生深深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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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文章中，康德从一个最基本的命题或者说是公理——人类注定要将其全部自然秉赋发展出来——出发，演绎出人类必然抵达“各民族的联盟”，完成“国家共同体”的建构这一终极归宿。在另外一处，康德还有这样的讲法：“从世界主义的角度来看，下述的论断也就始终是可爱的：凡是根据理性的理由对于理论是有效的，对于实践也就是有效的。”我们今日再来看下述论断，我们收获的只能是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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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一国家共同体目前还只是处在很粗糙的轮廓里，可是每个成员却好像都已经受到一种感觉的震动，即他们每一个都依存于整体的保全；这就使人可以希望，在经过许多次改造性的革命之后，大自然以之为最高目标的东西，——那就是作为一个基地而使人类物种的全部原始秉赋都将在它那里面得到发展的一种普遍的世界公民状态，——终将有朝一日会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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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当年发出的声音仿佛穿透了历史，在我们的耳畔回响。这是康德为人类找到的一条有意义的“历史线索”。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它的意义，正如康德当年曾经预言的，面对过去的历史，未来几百年的人们“仅仅是从使他们感兴趣的那种观点出发，也就是说是从各个民族和各个政体在世界公民的观点之下所已经成就的或已经失败的都是些什么的那种观点出发，来进行评价的”。[9]面对近代以来东亚世界以及世界自身的巨大变化，难道我们不应该接着康德的问题继续思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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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近代东亚的世界史，就是一部从民族国家走向世界主义的历史；只是，这个历史的画卷还刚刚显现出它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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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本书是一部关于青春东亚的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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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中华书局，2015年，第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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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六册），第45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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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2—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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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德］迈内克：《德国的浩劫》，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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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德］迈内克：《德国的浩劫》，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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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袁雅琼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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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大卫·哈维论述说，在19世纪后期，由于致力于保护个人主义的理念、对狭隘种族主义的克服、内部充足的扩张空间等要素，美国的帝国主义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模式；而比利时和日本基于相反的理由，可能是当时“最为凶恶的帝国主义国家”。参见［英］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8—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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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法］雷蒙·阿隆：《历史意识的维度》，董子云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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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这里的三处引文，分别参见［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18—19、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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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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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日本的故事说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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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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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读者的眼中，近现代日本无疑是一个极具故事性的国家。这种故事性，首先源于它的陌生性和异质性。在《创造日本：1853—1964》中，荷兰历史学家伊恩·布鲁玛以流畅的笔法和短小的篇幅，再次展现了近代日本既时时令人惊心动魄，又每每让人咬牙切齿的历史，将日本的故事性演绎得淋漓尽致。[1]布鲁玛叙事的成功，首先得益于他对日本的故事性以及故事的陌生性和异质性的一再呈现。这么说，人们可能会问：布鲁玛撰写这本书，究竟是讲一个奇幻的故事，还是正襟危坐、一本正经地进行历史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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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当代历史学家艾伦·麦克法兰曾经使用“奇境”“仙境”等源于家喻户晓的小说《爱丽丝漫游奇境》中的说法来呈现他的惊异。让我们略微感到“惊异”的，麦克法兰的这本书可是出版于2007年。按道理，以富于文化素养而闻名于世的英国读者，对现代日本的来龙去脉以及它的思想、文化与艺术都应该有相当充分的认知和理解，作者大可不必以梦幻般的心境表达自己的“懵懂”和“文化震撼”，甚至赞叹“日本是地球上最最艺术的一个文明”。[2]这种行文到底有什么蹊跷？如果我们只是把麦克法兰的这种叙述视为他个人的趣味和对修辞的偏好，实际上就回避了日本自身的故事性。布鲁玛的日本史叙事之所以让我们感到错位，甚至感到某种轻微的颠覆，根本原因还在于近代乃至现代日本的这种殊异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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