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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中华书局，2015年，第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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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六册），第45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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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2—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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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德］迈内克：《德国的浩劫》，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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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德］迈内克：《德国的浩劫》，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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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袁雅琼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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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大卫·哈维论述说，在19世纪后期，由于致力于保护个人主义的理念、对狭隘种族主义的克服、内部充足的扩张空间等要素，美国的帝国主义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模式；而比利时和日本基于相反的理由，可能是当时“最为凶恶的帝国主义国家”。参见［英］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8—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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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法］雷蒙·阿隆：《历史意识的维度》，董子云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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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这里的三处引文，分别参见［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18—19、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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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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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日本的故事说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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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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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读者的眼中，近现代日本无疑是一个极具故事性的国家。这种故事性，首先源于它的陌生性和异质性。在《创造日本：1853—1964》中，荷兰历史学家伊恩·布鲁玛以流畅的笔法和短小的篇幅，再次展现了近代日本既时时令人惊心动魄，又每每让人咬牙切齿的历史，将日本的故事性演绎得淋漓尽致。[1]布鲁玛叙事的成功，首先得益于他对日本的故事性以及故事的陌生性和异质性的一再呈现。这么说，人们可能会问：布鲁玛撰写这本书，究竟是讲一个奇幻的故事，还是正襟危坐、一本正经地进行历史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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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当代历史学家艾伦·麦克法兰曾经使用“奇境”“仙境”等源于家喻户晓的小说《爱丽丝漫游奇境》中的说法来呈现他的惊异。让我们略微感到“惊异”的，麦克法兰的这本书可是出版于2007年。按道理，以富于文化素养而闻名于世的英国读者，对现代日本的来龙去脉以及它的思想、文化与艺术都应该有相当充分的认知和理解，作者大可不必以梦幻般的心境表达自己的“懵懂”和“文化震撼”，甚至赞叹“日本是地球上最最艺术的一个文明”。[2]这种行文到底有什么蹊跷？如果我们只是把麦克法兰的这种叙述视为他个人的趣味和对修辞的偏好，实际上就回避了日本自身的故事性。布鲁玛的日本史叙事之所以让我们感到错位，甚至感到某种轻微的颠覆，根本原因还在于近代乃至现代日本的这种殊异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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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无意探究这种“错位”出现的原因，而只是想指出，近代以来日本的“故事”——其实就是它的历史经历——自身以及必然内在于故事中的寓意，还有待人们继续去讲述和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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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日本的故事性对于欧洲读者如此，对于我们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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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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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鲁玛的讲述中，日本的故事起源于1853年7月8日，这一天，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四艘全副武装的军舰驶入江户湾，目的是“逼迫日本对美国舰船开放港口”。这就是近代日本历史叙述中极为有名的“佩里来航”，因铁甲、蒸汽动力的军舰冒着燃煤的黑烟，又被称为“黑船来航”。此前因风闻中英鸦片战争而焦虑不安的日本，如同一叶扁舟，被抛入了历史巨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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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身处历史现场的人们而言，这一世界巨变究竟意味着什么？日本此后“激荡的百年史”所展现的进取与固执、勇气与疯狂、悲壮与自怜，在多大意义上是源于人们的明智以及相反意义上的不智？当然，我们今天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当然源于我们当下的“优势”。现时的我们会说，当时日本面临的是开始于15世纪末人类大航海时代与殖民时代最新的画卷；欧洲势力的到来，既是这种历史展开的必然，又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如果当时日本的政治精英认清了这一世界大势，日本随后的历史或许会有更为幸福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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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让我们深感失望的是，历史，尤其是历史解释，并非可以如此简化。我们无疑都期待历史叙事具有真实性，以便获得启示和意义。但问题在于，我们在历史认识上源于后见之明的所谓“优势”，很可能是一种不可靠的错觉。实际上我们读史时面临的困境，首先源于“我们”当下的观念，而这往往是傲慢与偏见的渊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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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令我们感到不愉快的事实，让我不由得想起了14世纪突尼斯的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在《历史绪论》中的一个说法：“一些缺乏知识的普通人，认为阅读历史很容易，吸收它和研究它也很简单，干脆冒充内行也编写起历史来。这样一来，丰盛的牧场和荒凉的沙漠混在一起了，果仁和果壳混在一起了……”这种说法很不客气，不知会冒犯多少人，因为“我们”就是普通人。无论对于历史学家，还是对于历史写作者而言，“他需要了解各种知识，他需要有眼光和原则……”这其实也是对读者的要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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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近代日本的历史之所以呈现出一种故事性，其实源于“我们”的一种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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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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