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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暂且先看一下布鲁玛为读者选取的两个小故事。1964年10月10日，东京奥运会开幕，“让这一年的秋天成了日本隆重庆祝其和平改造和战后民主复兴的绝佳契机”。开幕式点燃火炬的是一名来自广岛的青年，他出生于原子弹爆炸的当天，即1945年8月6日；而两位日本运动员马拉松选手圆谷幸吉和跨栏选手依田郁子因为未取得理想成绩，自认辜负了国民的期待，相继自杀。从历史书写技法上看，这两个小事件的选取，用意匪浅。这也体现在作者的几句评论上。比如，对于第一个事实，他认为火炬手的选择在于表达“日本的和平意愿”，“还可以反映出日本的苦难历程，当中夹杂着一丝自怜”。而第二个事实，他是这么评论的：“日本人素来很在意自己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对于他们而言，竞技场上的胜利可以抚慰战败的记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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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句评论看似轻描淡写，实则有深意存焉。布鲁玛其实是在告诉读者，他选取的故事并非出于猎奇，这些故事背后的因素，“过分自信、狂热心理、深深的自卑感以及时而执念于民族地位的想法——所有这些因素对日本现代史都产生过影响……”如此，布鲁玛的历史叙述就立刻变得复杂起来，因为对这些因素的认知和理解程度，正是对日本故事、日本近现代历史的认知和理解。在这些地方，我们看到了历史学家的一些“眼光和原则”，而其投向特定历史事实的锐利一瞥，是带领我们完成从历史叙事到历史认知的关键一跃。在叙述昭和史上的一件大事时，我们再次看到了他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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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2月26日，日本“皇道派”青年将校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兵变，试图杀害以首相冈田启介为首的多名政要，并占领皇宫。结果，财政大臣、教育总监等人遇害，而冈田侥幸生还，极具戏剧性。随后，裕仁天皇下令镇压，首谋者被处死，事件得以平息。这场近代日本最大的叛乱事件，加速了日本法西斯主义化的进程，政府内的文官势力进一步被削弱，军部事实上掌控了日本的政治。这一年，日本与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组成政治同盟。这些政治大变局，自然是国民关注的焦点。不过，布鲁玛随即讲了另一个小故事：“一位名叫阿部定的卑微艺妓在情欲大发之际勒死了自己的情郎。她被人发现在东京街头徘徊，包里装着情郎的阳具。”[5]这则故事使得历史叙述的画风突变，堪称神来之笔。在插入这一则故事前，布鲁玛评论说，这桩奇闻“将日本人的关注点从军政大事上转移开来”。在当时的舆论氛围中，各种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大事，竟然比不上一桩“奇闻”或者干脆就说一桩“破事”更引人注目，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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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布鲁玛在暗示历史的无意义吗？我们完全可以给出不同的回答。因此，读者或者说“我们”对故事的认知和理解，其实是对日本自身的认知和理解。“我们”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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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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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世上没有‘日本’，只有反射之反射”并不仅仅适用于日本，它适用于在人类普遍交往景况下的所有国家。比如，“黑船来航”时的美国，也不是我们当下认知中无所不在的美国，而是一个正处于高速成长且因废奴问题即将爆发内战的新兴国家，还说不上有什么羽翼和牙齿。如果说当时日本人的行为“创造”了日本，那么他们同时也“创造”了美国。这已为此后的历史所证实：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美国珍珠港的袭击，不仅创造了日本史上的一个新事实，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对世界秩序以及世界战争的立场，并直接决定了日本战败后国家的存在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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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日本在应对19世纪中后期美国等西方势力时，进退有据，可谓既有历史的眼光，也有原则。让人遗憾的是，日本精英的那种“眼光和原则”随后逐渐消失，最终投入与世界为敌的战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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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身的行为不仅塑造着世界秩序，更反过来再次“创造”了日本。在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数年间，日本采取了与英美秩序进行协调与合作的外交政策。近卫文麿曾在政治论辩中说，虽然“以英美为主的和平主义”带有欺骗性，但试图以日本为主的“东亚新秩序”取而代之，从国际上看更缺乏正统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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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日本国民的观念因日美关系以及美国的世界政策而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和冲突，尤其在80年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日美两国爆发经济摩擦后。不过，日本在政府层面上追随美国的政策，却一以贯之。这并非仅仅源于两国安保条约的束缚。1964年出任首相的佐藤荣作的一段话，表明了日本的一种认知。佐藤说：“每每日本与美国背道而驰，国家就会蒙难；每每两国通力协作，日本就会昌盛。因此，我的方针就是与美国充分合作，确保世界和平。”布鲁玛捕捉到了这一说法的某种奇特性，并认为他是在最敏感的问题上“打太极”。[7]真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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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造日本：1853—1964》的结尾，布鲁玛告诉读者，在2002年早春他还在伏案写稿时，“日本人曾屡次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他们希望黑船再杀回来，打破封闭的政治体制”。不过，布鲁玛的期待却是，日本人解放自我，真正和黑船告别。这是作者的原则还是外交辞令？如果像麦克法兰说的那样，世上本来就没有“日本”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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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下这一故事之前，布鲁玛对于当时日本民族主义死灰复燃的原因做了评论：“一方面，日本的思想文化处于左右两派教条的夹缝之中，有些发育不良；另一方面，当权派执拗地将眼光局限于经济增长，有意扼杀政治辩论；除此之外，还要算上日本对美国婴儿般的依赖。在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之前，战后时期是不会终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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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故事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也即1853年日本面临的“美国问题”。布鲁玛的日本叙事让人感到阵阵纠结，这不仅是故事讲述者故意引而不发，更是考验故事听众的“眼光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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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们就明白了，“日本”富有故事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它的身上凝结着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的绝大多数经验；而它的地理与文明的特性，让它的历史成为一个人类文明的博物馆。我们在这座博物馆中能看到什么，最终取决于我们的“眼光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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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日本，其实就是发现自我的过程。如果从黄遵宪撰写于19世纪末的《日本国志》开始算起，对于今天的中国读者而言，这个过程已经超过了一个世纪。不过，今天我们对日本关注的热情表明，我们依然处在发现日本、“创造”日本的历史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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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整个世界而言，难道不也是同样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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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荷］布鲁玛：《创造日本：1853—1964》，倪韬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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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麦克法兰：《日本镜中行》，管可秾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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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两处引文，分别参见［突尼斯］赫勒敦：《历史绪论》，李振中译，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上册，第39页和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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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荷］布鲁玛：《创造日本：1853—1964》，倪韬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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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荷］布鲁玛：《创造日本：1853—1964》，倪韬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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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本书第二章附论，这句话出自［日］五百头旗真主编：《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10》，吴万虹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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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荷］布鲁玛：《创造日本：1853—1964》，倪韬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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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以上两段引文引自［荷］布鲁玛：《创造日本：1853—1964》，倪韬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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