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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造日本：1853—1964》的结尾，布鲁玛告诉读者，在2002年早春他还在伏案写稿时，“日本人曾屡次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他们希望黑船再杀回来，打破封闭的政治体制”。不过，布鲁玛的期待却是，日本人解放自我，真正和黑船告别。这是作者的原则还是外交辞令？如果像麦克法兰说的那样，世上本来就没有“日本”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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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下这一故事之前，布鲁玛对于当时日本民族主义死灰复燃的原因做了评论：“一方面，日本的思想文化处于左右两派教条的夹缝之中，有些发育不良；另一方面，当权派执拗地将眼光局限于经济增长，有意扼杀政治辩论；除此之外，还要算上日本对美国婴儿般的依赖。在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之前，战后时期是不会终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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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故事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也即1853年日本面临的“美国问题”。布鲁玛的日本叙事让人感到阵阵纠结，这不仅是故事讲述者故意引而不发，更是考验故事听众的“眼光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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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们就明白了，“日本”富有故事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它的身上凝结着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的绝大多数经验；而它的地理与文明的特性，让它的历史成为一个人类文明的博物馆。我们在这座博物馆中能看到什么，最终取决于我们的“眼光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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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日本，其实就是发现自我的过程。如果从黄遵宪撰写于19世纪末的《日本国志》开始算起，对于今天的中国读者而言，这个过程已经超过了一个世纪。不过，今天我们对日本关注的热情表明，我们依然处在发现日本、“创造”日本的历史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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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整个世界而言，难道不也是同样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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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荷］布鲁玛：《创造日本：1853—1964》，倪韬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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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麦克法兰：《日本镜中行》，管可秾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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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两处引文，分别参见［突尼斯］赫勒敦：《历史绪论》，李振中译，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上册，第39页和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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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荷］布鲁玛：《创造日本：1853—1964》，倪韬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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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荷］布鲁玛：《创造日本：1853—1964》，倪韬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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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本书第二章附论，这句话出自［日］五百头旗真主编：《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10》，吴万虹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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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荷］布鲁玛：《创造日本：1853—1964》，倪韬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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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以上两段引文引自［荷］布鲁玛：《创造日本：1853—1964》，倪韬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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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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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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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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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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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安尼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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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阿皮亚：《世界主义：陌生人世界里的道德规范》，苗华健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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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埃里克·贾菲：《逃脱东京审判》，黄缇萦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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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安冈昭男：《明治前期日中关系史研究》，胡连成译，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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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安丸良夫：《近代天皇观的形成》，刘金才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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