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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说：当然起初得靠人。对于中国，改革首先须改良制度。经过改良了的制度，以后便可自行运转。那时，制度之良性突显，人治的作用才会退居次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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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再次沉默。我也沉默。我与那忧郁的、刚刚转正为记者不久的，既对个人命运迷惘，也对国家命运迷惘的青年，一时间都没默了。我看出，他的沉默，与前几番有些不同。不仅沉默，而且沉思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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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首先打破沉默，郁闷地问我：你说的那种改革家们，他们何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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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即将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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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凝视我片刻，不以为然地说：你太乐观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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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不。是我们中国人已经悲观得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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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再次凝视我，不明白我的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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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解释道：一个国家的人民悲观得太久之时，便是改革家即将出现之时。改革家是需要被呼唤的，有时须千呼万唤才出现。有时仿佛呼之欲出，结果是隔着纱窗看人，影影绰绰最终还是没有推开门扉现出真身。改革是比革命难度更高之事，改革家要等看出人民将长久的悲观转化为相当一致的意志时才会借力作为，若那悲观转化为的只不过是一盘散沙的看客的漠然和哄客的乐子，改革家是不会一厢情愿地出现的。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大改革的条件还没成熟，大改革之时代还没到来。而现在，以我的眼看中国，人民长久的悲观，正开始转化为相当一致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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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谈话进行到后半部分，终于像是他在采访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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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那一次的采访稿没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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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第二次以“看客中国”为题再次采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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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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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备受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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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动约他对我进行第三次采访，并为他确定了一个软性的、娱乐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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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他终于顺利交差，而我也如释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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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我去看望朋友。回来时乘不到出租车，便乘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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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很久没乘过地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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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车站和车上，看去多是外地人，也多是中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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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瞄着一张张行色匆匆的、两颊上淌着暑汗的、神情疲惫的、目光里纠结着各种各样烦恼的、心态极为漠然的脸，我内心里忽然产生了大冲动，想要一一问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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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希望干脆天下大乱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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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什么时候希望千万别真的乱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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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觉得，纵使我是上帝，要想在维护“诸神”利益的同时解决好中国的人间矛盾，肯定也会倍感棘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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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悠忽的联想到了“忐忑中国”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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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恨不得大喊：中国的改革家们，改革也要抓住机遇啊！改革也会错过机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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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使“地火”继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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