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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代答：升值后卖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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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那还莫如直接要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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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代答：人民币不是一直在贬值嘛。继续贬值看来是大趋势。而房产，却是还要升值的。以长远眼光看，要房子肯定比要现金好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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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时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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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久，忍不住嘟囔了一句：名下那么多房产，怎么填那份官员们每年填一次的“财产申报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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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代答：二百来处房产，并不全都归在他一人名下啊。老婆名下有，儿子名有下，父母、岳父母，七大姑八大姨，三叔四舅，全家族的人都挂名，每人名下不过才二三十套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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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刻，朋友仿佛就是贪官本人了，他的话替彼们说出多乎哉、不多也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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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哑口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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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与我相对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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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朋友，独坐发呆。一时想不大明白——我与朋友都是忧国忧民的人，当然也都是憎恨腐败的人。打从何时起，我们这样的两个很爱国的中国人，对于雷人的腐败现象，都变得完全的没了脾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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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不但当时我并没听得义愤填膺、血脉贲张；他说得也极平静，就像聊换季时节天气的冷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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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联想到了我的一位教授同事对我讲的事，她说——她读大学时，班里有名同学，给大家印象颇佳的一名同学，忽一日被发现有偷窃行为。偷的既不是别人东西，也不是什么贵重之物，而是一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东西——他专偷食堂里为同学们盛饭菜盛汤的塑料盒、碗。那是校方听了学生会的意见，每天为方便学生免费提供的。集中在一处地方，像纸巾一样随便使用的。食堂的人总是觉得每天被用的塑料盒、碗逐渐变少了，一直奇怪。直至有人意外发现，在那名同学的一切可以藏匿的地方，包括上了锁的箱子里，占为己有的六七百个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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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名同学被医院诊断为“占有强迫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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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只不过是值不了多少钱的东西，校方并没处分他。老师和同学也很同情他，无一歧视者，患了古怪的病嘛！在大家的友爱和关怀之下，他的病渐渐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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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联想到，八十年代初，“文革”中自己也被整得很惨的周扬，平反后痛定思痛，公开发表文章提出了“异化”问题。而胡乔木主动向上边请示，遂发起一场对周扬的再批判，使他至死又丧失了言论自由和自我辩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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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周扬是有深刻思想的。他对中国共产党仍将面临的执政考验是看得准的。而胡乔木当年那场对周扬的再批判，也显然是相当“文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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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在摆脱了“文革”之后，现如今，分明的，又被另一种病魔附体了。仅就干部队伍而言，“异化”之甚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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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异化”，借用医学术语来说，叫作“器质性病变”。“器”者医学上指，人体脏器也。病变发生于病灶，久而久之，使之病态严重。若治标不治本，必发展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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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也病，现在也病，首先都是病在“干部”。区别乃是，今天老百姓不叫他们干部了，而与时俱进地叫他们“官员”或“官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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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又联想到一部外国电影《索多玛120天》，这也是一部由好莱坞方面投资、由意大利导演拍摄的电影，改编自一部同名小说。小说有副书名，曰“放纵学校”。时间背景为18世纪，地点为瑞士山中某城堡。而电影则将时间背景后移为20世纪“二战”末期；地点虚构为意大利北部一个叫作“萨罗共和国”的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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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在山区，同样是在一幢古城堡里，接连120天，上演了一幕幕“萨罗共和国”的政治权力人物、商业大亨们对一些被诓入城堡的青年学生尤其女学生的种种心理的、生理的，包括性的虐待和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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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政治经济大权在握、总是以正面形象出现于公众眼前的显赫人物们，为什么在特定的时空会有种种的病态行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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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无非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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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他们的权力是不受监控的，或者这么说，他们拥有绝对的、毋庸置疑的监控一切的权力，但“萨罗共和国”却又绝对不存在任何有资格监督他们的权力。所以，当他们想要或身心需要放纵时，可以随心所欲地放纵。当然，他们的放纵行径一向不被公众所知。要做到这一点，对他们根本不是什么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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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战”末期，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政权临近崩溃，而所谓“萨罗共和国”，乃当时之意大利的附属小国。那么，他们便产生了一种末日迫近之感。他们对于各自拥有的权力还能拥有多久，心中全然无数。正所谓“瞻念前程，不寒而栗”。于是，心理上的忐忑不安，促使他们“玩”出更加违背正常人性的放纵“游戏”。又于是，那“游戏”便呈现出变态的、病态的特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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