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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在以法国大革命时期“发生的现象”为例，而这对法国大革命也许是不公正的，甚至有诋毁之嫌。我的例子来自某些以法国大革命为内容的书籍，包括某些文学作品。那些书籍本身对法国大革命也许便持歪曲的态度。但法国大革命时期肯定是法国充满了血雨腥风的时期，这一点雨果在《九三年》中有令读者不寒而栗的描写。英国宣布为共和国之前的内战时期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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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任何国家的血雨腥风的时期，都是暴民们所乐见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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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民基本上是不参与暴动的。因为暴动须有组织性和纪律性来保障成功。比如光复会的徐锡霖们当年所进行的暴动，暴民预先是混入不了的。暴动的组织者们鄙视他们，他们也绝对没有参与暴动的胆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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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暴动发生，暴民是密切关注的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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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暴动失败，暴动者被残酷镇压，暴民更是看客。不管哪一方胜利哪一方失败哪一方镇压哪一方，暴民都爱看。因为镇压往往是冷酷无情之事，能间接满足暴民残暴的心理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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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暴动大获成功，往往会引发连暴动者们也始料不及的骚乱、混乱。而此时暴民便有事可干了，在乱中打砸抢烧杀。来得及奸淫妇女便奸淫她们，来不及便杀了她们。他们作恶时，“聪明”地呼喊着胜利者们庆祝胜利、仇视敌人的口号。这会使胜利者们困惑，以为他们是“自己人”。而他们那时乐得被视为“自己人”。因为“自己人”对“自己人”的暴行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使内心里认为未免残暴，但却会错误地认为那是因共同的仇恨所至。一这么认为，便等于不反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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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错误的是，有时暴动的一方，为了声势浩大，明知暴民之不可靠，却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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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凡是犯这种错误的，不论曰暴动也罢，造反也罢，革命也罢，没有不最终失败的。那时大多数暴民逃之夭夭，隐迹遁形了。而他们留给了镇压者们血腥镇压的正当理由——“镇压暴民”是不必手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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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那个杀死了一个贵族少女，并将她的头插在矛尖的男人自我辩护道：“我这么做因为我比你们更仇恨我们共同的敌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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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果当年我们是法国大革命的组织者，诸位，我们该怎么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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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出的说法乃是：“那你也必须被公开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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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革命是人进行的事，而暴民是“民”外表的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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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了他们的暴行，便是容忍了对革命的玷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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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中国、外国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战斗终于决出胜败，获胜的一方下令屠城。而此时，军队集体成了暴民集团。在任何一本书籍中，任何文艺作品中，此类罪行都是人类诸宗罪中的首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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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侵华期间，便一次次对中国人民犯下了那首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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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文革”十年，也是暴行多多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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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坚决反对“文革”十年全民都疯狂了的说法，更坚决反对全民皆有罪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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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全民都被卷入了运动，这一说法比较的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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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呼喊过口号，参加过游行，对别人进行过文字批判，并不足以被定性为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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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活活将人打死肯定是暴行。后来的事实证明，当年全部被活活打死的人，与打死他们的人相比，无一例外都是好人，起码比打死他们的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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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打死他们的人其实是暴民。年龄不同、性别不同的暴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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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难道同样不也是暴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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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干的难道不是暴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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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之于将人活活打死的暴民，后者们罪轻一等。但即使罪轻一等，也还是罪轻一等的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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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十年中，暴行罄竹难书，暴民几乎哪一座城市、哪一个乡村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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