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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爱的同胞啊——连自认为比叔本华与爱默生都“高明”的杜威,他也不曾真的为世界开出过包治百病药到病除的药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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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进步到今天,谁还不是哲学家呢?上网看看便知,有几个不是在以哲学家的口吻说话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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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中国的悲观,实际上也包含了全人类对我们这个世界的前途的悲观情绪。只有将此种悲观的共性的部分排除开,所剩才是较“纯粹”的“中国特色”的国家问题,也才是最需要对症下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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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以为,恰恰是中国之发展成就令全世界瞩目的今天,一部分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悲观,反而意味着我们中国人思维的进步与清醒。因为,“居安思危”一词虽是中国典故,但从历史上看,我们中国人经常是一隅“太平”,即使周边危机四伏,往往也会麻木地娱享偏安的。宋是那么亡了的,明是那么亡了的,清也是那么亡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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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句毛当年说过的话,符合杜威之“理性经验主义”之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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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西方国家炒作“中国威胁论”的当前,某些中国人的悲观,对中国不啻是一剂镇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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忐忑的中国人 15.活在“道德底线”上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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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从前时代的中国青年相比,当代之中国青年,半数以上在确确实实地迷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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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我们放眼世界,并且对世界进行历史性的回顾,只要稍加梳理,便不难发现这样一条规律——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过它们内容极为生动活跃的一页,而这一页的内容提要就是“青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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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生动活跃”来形容,意在表述不确定的、介于中性的词性。依我看来,政治进步、经济昌盛、文化繁荣,是为生动活跃。反之,亦是。因既反之,便注定了有青年们被时代所利用、所抛弄于股掌之上,将自己的狂热附祭了历史反面的教训;也注定了有青年们吹响号角,摧枯拉朽,勇作铁血牺牲的大剧上演。只不过后一种大剧的“风格”往往是惨烈的,以“生动活跃”来形容未免轻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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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正面看中国历史,一部《三国》,青年英雄辈出;往前推,“春秋”、“战国”的历史舞台上,青年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比比皆是;往后查,先秦统一的过程中,大唐建业的过程中,戊戌变法、五四运动、辛亥革命,乃至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精英聚结,俊杰代出。倘将中国各个重要发展阶段总结了论,凡社会转型期,几乎皆以各阶层青年立大志、做大事、图大业为时代特点。此特点推及世界史来分析,亦有共性。在这些历史的重要发展阶段,青年们往往在少年时期就萌生了相当明确的想法;二十余岁开始作为;三十余岁便受了种种的时代洗礼和实践考验;四十岁左右,大抵已是较为成熟的社会各方面的实践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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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倘时代出了问题,诸种社会负面氤氲一片,也会自然而然地滋长出破坏性的恶力。比如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迅成气候,便是借助了德国青年迷信大日尔曼民族优胜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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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以往的一页都已成为深刻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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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20世纪的世界,当然包括中国在内,是明智地进入了空前理性的时代了。尤其中国,各阶层维护国家大局的意识也变得相当成熟。虽各阶层有其现时期不同程度、不同性质的迷惘、困惑、无所适从和浮躁,也有相互之间不同程度、不同性质的利益摩擦和冲突,但并不妨碍顾全大局的意识的一致。因为有一点是都明白的:有安定才有发展,有发展才有各阶层乃至具体个人命运朝良好方面的转化。起码是可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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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在中国,在这样的一个时期,也最是青年们的人生希望较多,机遇较多,才能较容易得以呈现和发挥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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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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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人生的能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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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的时代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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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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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的青年与时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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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与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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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回顾一下1949年建国最初阶段中国的年代特征,则任谁都不能不承认,总体而言,那是一个全民热情高涨的年代,并且尤以青年们的建国热情和人生状态最为积极而富有能动力。各行各业,年年涌现模范人物,如雨后春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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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分析起来,那又是一种未免过于单纯,甚至可以说是简单的热情和积极性、能动力。它基本上生发于这样一种理念——我将自己的热情、积极性和能动力,最大程度地奉献给国家,国家对我的人生实行“承包”式的、终身的安排。因而不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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