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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联想到他的这句话，心中总不免生出一股冷嗖嗖的敬畏。那敬畏如一个凡人对神祇的预言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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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反复咀嚼这句话，越咀嚼越觉得，其中既包含着上帝般的自信，亦包含着对于后人的轻蔑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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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些什么因素，竟使逝世前的毛泽东如此之自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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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当代世界史上，除了毛泽东，又有哪一位领袖或政治家敢在生前说出这样的话呢？而且还说对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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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人，哪怕将“毛泽东现象”思考明白了一点点，对于中国之事，或许也就会看得稍微清楚了几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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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即使不能说是有意义的，也起码是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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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们也是人。帝王们的思想，也是人类思想的一部分。中国历代帝王们的思想，是中国人思想体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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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平庸的帝王；也有英明的帝王。有将治国当成“专业”，“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帝王；也有荒淫无耻、终日享乐不理朝政的帝王。有推广仁政的帝王；也有以实行暴政统治为能事的帝王。有具有深刻的政治家思想的帝王；也有根本无思想可言的帝王……在资本主义革命之前，世界上的每一个已有国家都是帝王们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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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人的一切政治思想和政治抱负，无不建立在帝王思想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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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此乃经文人之口说出的政治思想。但其实并不代表文人们自己的政治思想，而是由文人们表达出来的，主要体现在庶民百姓们身上的政治思想。“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这才是文人们头脑中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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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身在江海上，心连京国深”、“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这又是自觉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的文人们的政治心态之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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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愤胡兵父，常为汉国羞”、“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但得将军能百战，不须天子筑长城”、“黄河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是将帅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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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了却君王天下事，留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这又是大功告成以后，名帅勇将们的生活归于寻常寂寞之境时的心态。他们那时内心深处，相信皆有反思和失落，当然折射出的也是一种政治心态。所引虽为古诗古词，但从古至今乃至将来，凡将帅，凡军人，心路莫不如此。别国的将帅军人也不例外。巴顿便是极典型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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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被四表，格子上下”、“一轨九州，同风天下”、“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泽被鱼鸟悦，令行草木春”——这便是以摄国政为己任的帝王们的思想的至高境界和抱负的远大无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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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意指帝仪王威的影响，直可达到四面八方极广袤的疆域，而且存在于天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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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轨九州，同风天下”——当然指的是亿万人的意志和意识，统统统一在帝王所颁的神圣的种种法令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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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被鱼鸟悦，令行草木春”——李白的两句诗。非常明白地形容：其恩泽连鱼和鸟都感到愉悦、感到幸福，其旨令所及之处，使花木如同春天到来一样欣欣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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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便是帝王思想中最积极的内核。当然，并不产生于帝王们的头脑中。古今中外的帝王们，头脑中没什么政治思想的比头脑中有点儿政治思想的多得多。帝王们头脑中的政治思想，或者不用“政治思想”这个词，而用“治国思想”四个字来说——大抵是在知识分子们的“思想教育”之下形成的。中国民国以前的知识分子们亦即传统文人。所以历代中国帝王们的治国思想，又几乎是历代中国传统文人们的治国思想的“折光板”。故中国五千余年的历史中，其实没有几位帝王真正算得上是政治思想家的。进言之，中国帝王思想中所体现的那一部分最积极的治国思想，归根到底是中国历代传统文人们治国思想精华的集大成耳。由于这一种思想首先从传统文人们头脑中产生，总是具有着非常显明的理想主义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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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种理想的终极目标，一向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而非是一个“共和”性质的国家；一向是以一个好皇帝为前提的，而非是以一个好制度为前提的；一向是以王权为最高权威的，而非是以宪法和法律为权威的；它主张从“人治”走向“仁治”，但是几乎从来也没提出过以法制取代“人治”的主张。更不敢提出以“法制”限制王权的要求。尽管也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呼吁，但止于王子，绝不敢再往上比说王子的老子帝王本身。并且，那呼吁乃是在较开明的帝王们执政时斗胆说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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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亦即没有系统地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前的毛泽东，他头脑中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抱负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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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在那一时代，完整的系统的马克思著作的中译本尚没在中国出现。在中国出现的第一册中译本的马克思著作是《共产党宣言》。而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也非常令后世遗憾地并不曾出国留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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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时欧洲各国政治思想活跃，“共和”思想的主张和要求极为盛行，日渐成为被普遍认同和接受的崭新的国家观念。它与历代中国文人们所理想的由一位好皇帝替一个国家当家做主的国家观念是有本质区别的。当年凡是出国留过学的，有远大政治抱负的进步青年，头脑中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共和”思想。他们中最敢作敢为的伟大的实践者是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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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当然是一位伟大的“造反”者。他的“造反”目的极其明确，不仅是要改变他所处的黑暗中国的现实，而且要彻底铲除影响中国文明、进步、发展的延续了五千余年的帝王政治的根基。要建立一个“共和”性质的新国家。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未达目的，死不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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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孙中山头脑中思考过“功成身退”的问题。因为他明白这乃是一个“共和”性质的新国家的至高原则。总统不同于帝王之处正在于总统不可以终身。一个“共和”性质的国家的宪法中若无这一条，它必是一个虚假的共和性质的国家。孙中山当然并不想创建一个徒有虚名的“共和”性质的国家。尽管他曾被公选为“终身大总统”。但是当袁世凯逼位时，他并没有为保住自己“终身大总统”的地位即刻下令讨袁。他让位的前提是，要求袁世凯保证继续“共和”制。袁氏背信弃义，复辟帝制，这才激起孙中山向全国发布讨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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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中的火药味儿，想必非常鼓舞青年毛泽东头脑中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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