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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我对我的好人朋友说：你我互为朋友，是因为我们都认为对方是好人，对吧？那就让我们把好人做得再好一点点，而别在乎以后看不到某些电影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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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我下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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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英也罢，赵丹也罢，在我的头脑中，渐渐的不留任何记忆痕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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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1973年，我到佳木斯去参加兵团总司令部文艺处举办的文学创作学习班，听说黄宗英由周总理亲自点名予以“解放”，并在哈尔滨观看“全省青年诗歌朗诵会”。我们文学创作学习班的几名知青，发起了对学习班组织者的建议——将黄宗英请到佳木斯来，与我们文学创作学习班的知青们交流交流创作体会和经验。这自然也是我所希望的事，所以我对那建议表现得格外支持。学习班的组织者崔长勇是我们共同的“好大哥”，我们的建议正中他下怀。但那也得向上级请示啊！政治部的批复很快，大意是——黄宗英既然是周总理亲自点名予以“解放”的，但请无妨。“好大哥”特高兴，欲亲自到哈尔滨去请黄宗英。却随之传来了令我们震惊的情况——她被省革委会的干部从哈尔滨驱逐走了，并且还被扣上了一项新的罪名——企图靠昔日名气用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影响文艺青年，实行反革命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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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热情澎湃洋溢的《小丫扛大旗》的作者，头脑中会有什么“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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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禁地都愤愤不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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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大哥”居然信誓旦旦地表示——早晚有一天，会想办法将赵桔调到兵团来，并且要尽早满足其入团愿望。但他这种决定直至“文革”结束也没实现，而赵桔在东北下乡九年也终究还是没入得了团。此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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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听来的情况，促使我做出过一件既郑重又特不“明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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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我入复旦大学前两天，仍在木材加工厂做出料工，那是比抬木头更累的活儿。我可以不干活儿了，入取通知书已发给我了，按规定我享有几天准备行程的时间。我却觉得自己是个幸运者，一心想用坚持劳动到最后一天来抵消一些别的知青对我的羡慕。两天后就将离开北大荒了，我决定为某些知青作最后一次代言。于是前两天的晚上，我独自坐在食堂里，给连队团支部、党支部写了一封信，并要求将信转送团里。那是一封谈我对发展知青入团入党的组织路线之意见的信。我的信指出——在有些人的头脑中，“重在表现”四个字，几乎不起作用，他们对于那些家庭出身“有问题”或父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打入“另册”的知青，其实实行的是发展践线上的“关门主义”。还举了赵桔的例子，写下了这样一句话：“难道用多年的艰苦劳动和青春岁月，还换不来一枚团徽吗？”而实际上，所谓“关门主义”并不表现在我们木材加工厂，因为在木材加工厂，担任团支部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的，恰恰便是两名家庭出身属于“剥削阶级”的天津知识青年。在我曾经当过班长和小学教师的老连队，实行的也是“重在表现”。进言之，在能入团或不能入团这件事上，赵桔的例子具有较多特殊性。我明知此点而举她这名并不属于兵团的知青为例，委实是有些蛇口蜂针的。我的动念，确乎也主要是为她那样的知青们一鸣不平而矣。（三十几年后，木材厂的两名天津知青非将我请到天津去做客不可。我去了，他俩在招待我的饭桌上对我说：你幸亏走得及时，晚一天你就去不成复旦了。当年我们觉得你那封信的思想老反动了。你虽然走了，我们还是将信的反动思想批判了一通，并且要求团里严肃处理。你居然顺利地成为复旦的学生，证明当年团里有人暗保了你一下啊！我于是明白，他俩非把我请到天津不可，是要当面道歉。而我却早已将那事忘了。我在木材厂时与他二人关系良好，我的信肯定使他俩当年大为其难了，他们除了那么做显然也没有另外更“正确”的做法，于是互相举杯一撞，皆释怀而笑。再后来我在创作电视剧《知青》时，自己当年写的那一封信，成了剧本中的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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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复旦的三年，自然是思想孤独而苦闷的三年。那三年里，所知“四人帮”迫害知识分子和文艺人士之事更多，反而又将黄宗英、赵丹、赵桔这一家三口人的名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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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文革”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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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五月，上海以极大的动作召开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如今想来，那般隆重地予以纪念，用心可谓良苦。那应该说是一次被打入“另册”的上海文艺界人士的集体大亮相。也许是由于应该参加的人数太多，复旦大学仅获得一个名额。名额自然给在了中文系，而中文系居然将名额给在了我这名七月份就将毕业的学生头上。由此可见，当年大学母校的老师们是多么的厚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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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会共开三天，我所分在的一个组，组长是茹志鹃老师（当年我才三十余岁，自然称她老师。现在我六十余岁了，她已驾鹤西去，那么我就同样在此文中称她先辈吧。她也是有恩于我的人。此不赘述，当另记之。）、副组长是黄宗英，而我是召集人兼书记员，即负责记录整理发言的人。至于组员，不得了——巴金、黄佐临、吴强、师陀、施存蜇……共十一二人，每一个名字都令我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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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一再想到了“缘”这个字。黄宗英这个数次在我头脑中留下深刻印象，又一次次被我忘记的名字，忽一日与我自己的名字印在同一页纸上，而且都成了对一次大会负有小组责任的人！不是“缘”的话，我这个东北知青，又怎么能在上海与黄宗英并肩而坐呢？真的，三天的小组讨论中，只要她到了，必定与我并肩而坐——因为我和她和菇志鹃先辈三个人的座位是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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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上午黄宗英没到，下午才出现在组里，看了组员名单才知道自己是副组长。她在外地深入生活，接到通知赶回来的。她说自己回到家里换了一身衣裳就来了，而她穿的是一身旧衣裤，脚上也是一双旧的，许久没打过油的平底皮鞋。她衣着朴素得令我暗暗讶异。虽然菇志娟的衣着也是极朴素的，但并未使我讶异，反而觉得她就该是那样的。一想到赵丹此时还没被公开“平反”，我的讶异也就转瞬即消了。她和菇志鹃坐在一起——都像五十年代初期的女工会干部，将工会工作当成全心全意为工人阶级服务之使命的女工会干部，不善于搞阶级斗争并且还希望能搞好阶级调和的那么两位女工会干部。我有这么一种印象乃是因为，她们的面相都是那么善良，而我相信“相由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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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黄宗英挺“壮实”，身材颇似六十年代的马玉涛。六十年代后的马玉涛开始发福了。我知道她们以前的身材是很苗条的，我猜得到黄宗英变得“壮实”了肯定与多年参加体力劳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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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她的面容依然漂亮，依然具有曾被称为“甜姐”的俊美线条。她发过几次言。显然的，每次发言前都有满腹想说的话。但真开口了，似乎又不想多说什么了。所以她每次的发言其实又很短，并且每次都出人意料地戛然而止。我注意到，她每次发言时，总有人向她传递暗示的目光——说几句就行了。一接触到那种友善的目光，她就很懂事地赶紧再说三言两语结束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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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那时的她极像一个童言无忌又特别喜欢表达内心思想感情的孩子。因为懂事，所以在被对她友爱的大人们以目光制止时，便立刻装成沉默寡言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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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那时的她内心里一定是隐觉委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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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我所崇拜的人那样子我的心情也颇觉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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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每次发言的内容，也只不过是在一次次强调，自己是多么愿意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而已。那显然是她真诚的想法，但又显然不是她唯一真诚的想法。她分明很想说出另外某些同样真诚的想法，特别是在那么一次纪念会上，当着那么多老朋友的面，而且是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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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分明的——老朋友们认为那是不明智的，甚至还是冒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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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的讨论气氛特沉闷。主持会议的菇志鹃肯定不是善于启发别人发言的人，并且我看出，她也不打算那么做。和黄宗英一样，她也是前一天从深入生活的外地赶回上海的。正因为气氛沉闷，黄宗英才发了一次言又发一次言，我看得出她很希望自己能使气氛活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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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书记员的我几乎无可记录，只得一段段读《讲话》原文以及文件材料。我内心里对那种沉闷倒反而挺欣赏。人们只是在中午吃饭时，晚上分别时，话才多起来。嘘寒问暖，互道珍重，情形动人。吃饭时，黄宗英很主动地替这位盛汤，为那位添饭。在众人中，除了我，按年龄论她是小字辈，年长于她的那些男士们，对她的服务都很受用。那时的黄宗英显得很快乐，并且希望以自己的快乐使大家也快乐起来。她的快乐也只不过就是一种表情现象。没人开玩笑，她也不。人们的话也只不过局限于互相询问亲人及儿女的情况。没人问黄宗英、赵丹的情况，显然都不愿影响她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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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是大会发言——有人在发言中又批判了《百合花》，认为不管到任何时候，《百合花》的创作倾向都是不符合《讲话》精神的。也有人批判了《小丫扛大旗》，认为所谓“生活气息”抵消了“突出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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