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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每千字十五至二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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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你听我的——，从今以后，每个月，你前二十五天休养，后五天写作。写个六七千字的小东西就可以。每月都有一百多元的稿费，既补贴了生活又休养了身体，不是挺好的一种活法嘛！你怎么就算不过来这个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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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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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到了外边候诊者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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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聊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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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不是聊大天，这是医生在给作家开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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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也听见了这话，笑笑，说：“我给你开的这偏方，治本。再给你开两瓶肌苷片，算是治标的。治本与治标结合吧，你要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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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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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我的身体早已不信任。我顶不愿意的事，便是到医院去检查身体或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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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以说，我对我的身体怀有恶意——它不给我以健康，那我则干脆不把它当成怎么回事儿。所谓一报还一报。最大了不起，同归于尽而已。我吸烟是因为我根本戒不了烟。我写作像我吸烟一样。文字尼古丁早已“毒害”了我，融入我的血液，形成某种异常的体质平衡。某些人戒了烟反而猝死。停止写作我也等于缓慢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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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小说家而言，他的生命便是一页永远写不满字的稿纸。故他们的生命只能了断在逗号或删节号上。大抵如此。这对他们都是没奈何的也几乎都是甘愿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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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疲力竭的身体稍觉恢复了点儿，我忍不住翻开了我的记事本——那上面记载着某处某月某日我所欠的“文债”。一个事实是，我不欠任何一家刊物任何一位编辑任何形式的债务。我顶不愿过的日子便是似乎欠着别人某种债务似的日子。另一个事实是，我竟欠下了那么多的“文债”，只怕想还也是还不清的。我夹在这两个事实之间做丈夫、做儿子、做父亲、做小说家，失去了原本生气勃勃的自我。哪一方面我都想做好，哪一方面也没做好过。第三个事实便仿佛是命中注定了的——我不是一个好丈夫、好儿子、好父亲、好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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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的情况往往是这样——一位编辑登门约稿，倘是熟人、朋友，彼此诉诉苦衷，也就罢了。倘是第一次见面呢？倘对方的虔诚令一位小说家感动了呢？倘对方给予你的期限极宽，不过寄他或她那虔诚的希望于小说家“将来”的某一天呢？那你还能断然拒绝吗？你好意思使对方仿佛感觉到你根本没有了“将来”似的吗？而我们的可敬的编辑们——这些兢兢业业为他人做嫁衣的文学“工蜂”们啊，他们初登某一位小说家的家门时，有哪一个不表现得极为虔诚呢？虔诚是他们的竞争法宝、通用的法宝。我们的小说家大抵被这一法宝所降服。即令最不讲情面的，也难免有俯首帖耳之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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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我是个“抹不开情面”的人。北方俗话所谓“破车子好揽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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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性格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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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现实生活为我们每个人规定了宿命的角色。我们往往无奈地陷入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它只允许我们的内心发挥与这一角色相适应的特点。内心其他的部分正在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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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正在死亡。连企图挣脱出自我的希望亦已在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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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一切被谓之为“好人”的人，十之八九都是自己将“自我”活生生扼杀了的人。更令人沮丧的问题在于，倘我们做一个绝顶的“怪人”、“恶人”，现实便肯还给我们那点儿自我了吗？倘我们拒人于千里之外，情形便会好了一些吗？倘我们囚自己于方寸之中，个性的自由反而会更大了一些吗？我不信。故我常在委屈自己的境况下体验人生，默默地认同那一种畸形的“自我”恐怕便是命中注定的属于梁晓声名下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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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咄咄的现实中我常认为我们不是堂吉诃德便是桑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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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都差不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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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见面时，从来不问：“你吃饭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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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极少有为了维护自我而大声说——“不”的。正如中国人即使在厕所里见了面也要问：“吃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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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最经常承担的负荷其实是他的性格所造成的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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