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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正在死亡。连企图挣脱出自我的希望亦已在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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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一切被谓之为“好人”的人，十之八九都是自己将“自我”活生生扼杀了的人。更令人沮丧的问题在于，倘我们做一个绝顶的“怪人”、“恶人”，现实便肯还给我们那点儿自我了吗？倘我们拒人于千里之外，情形便会好了一些吗？倘我们囚自己于方寸之中，个性的自由反而会更大了一些吗？我不信。故我常在委屈自己的境况下体验人生，默默地认同那一种畸形的“自我”恐怕便是命中注定的属于梁晓声名下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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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咄咄的现实中我常认为我们不是堂吉诃德便是桑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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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都差不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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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见面时，从来不问：“你吃饭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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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极少有为了维护自我而大声说——“不”的。正如中国人即使在厕所里见了面也要问：“吃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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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最经常承担的负荷其实是他的性格所造成的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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忐忑的中国人 9．缺失灵魂的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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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欠债簿子”上四五页记载了二十几笔“债”——而排在第一位的便是《花城》。这一笔“债”我已经拖欠了三年多了。每次收到刊物我都非常内疚。尽管《花城》早已经不再来催稿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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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还是得写。我还是得还“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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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我死之日，可以大言不惭地对自己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欠任何人任何方面的什么。我应诺过的竭力去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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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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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出一篇草稿，我求人订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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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草稿，我去往广州。那是我第一次去广州。飞机误点五个小时，走出机场，已是晚上九点多。天在下雨。许多人举着牌子接客。我一一细看那些牌子，没有接我的。我拍给《花城》的电报，在他们下班后才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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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机乘客一出机场，便奔上各宾馆专车。我早听人说，广州住宿很贵，又正值广交会期间。八九十元住一夜通常事。故我一上车，先问房价。一听房价，咂舌退下。如是者三，衣服便已淋湿。直至最后一辆车，是广州军区第几招待所的，上去问最便宜的房价，十七元。十七元——我还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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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有点儿良心的作家居然不为编辑部的经济而精打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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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吧！再不走，没车了！广州这地方，十七元一宿够便宜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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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男人好心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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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上已没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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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着往窗外看，透过密织的雨帘，并未看到什么不夜城的灿烂灯火。这里那里，稀稀疏疏的光亮，反而越离越远了。车分明地是驶在城郊公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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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终于到达。三人一房间，同宿舍乃两小青年，从上海到广州跑买卖的。一对合伙的“阿庆”。我一向认为，买卖之事，一步一个凶险，才二十来岁，便下海经商，足见当代青年铤而走险的气魄，不禁由衷佩服。两小青年，神神秘秘的样子，频频做耳语状，喁喁咕咕的，仿佛看出我是个缉私的便衣。我不愿讨人嫌，何必主动攀谈？道句“晚安”，倒头便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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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睡多久，被激烈的吵骂声惊醒，猛睁眼，但见屋里多了一个妙龄女郎，抄起不论什么，发疯似的打一对小青年中的一个，飞快的上海话夹杂着黑话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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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室操戈，内部火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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