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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中国人是绝对不能理解的。就连周作人后来也惶惑了，最后还是由蔼理斯开导出来。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理论家刘再复提出了文学形象“二律背反”的观点，就引起极大的争议。都说当时是因为“思想僵化”，其实是有文化根源的。中国人思维是单向度的，具有划一的价值观，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孟子说“性善”，荀子说“性恶”，不可调和。还必须思言一致，言行一致，尽管实际上也未必就一致，比如儒和道的价值观。只是要把不一致的掖藏起来，比如嘴里说的是儒，心里信的是道；教育晚辈用的是儒，自己处世用的是道甚至是佛。悲观厌世，也一概地悲观厌世，看破了，躺倒了，破罐破摔了，出家了，或者游戏人生，总之要归到一个世界里去，总之铁板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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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周梦蝶，貌似出现了两个世界，但实际上也只是一个世界，无论是庄周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变成了庄周，都不是两者共存。只是庄周没弄明白哪个是真的。一个是真的，则另一个必定是假的。到“竹林七贤”好像有点化开了，可惜一直没能成为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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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日本 大写的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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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大人们为了让我吃东西，常指着某食物，说：这是毛主席吃的呀！毛主席伟大，吃当然也很伟大了。于是就每每以吃视人、看世界。以至于十几年后去了日本，仍想着，这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的人，该是如何天天山珍海味，日子过得皇帝一样呢？不料到东京，日本老板端上来的第一餐，竟然只是一碗白饭、一碗面。面是拉面，还不如当时国内的五毛钱一碗的面内容丰富，一勺酱油，两片叉烧肉，几丝大葱。配饭的菜呢，居然就是这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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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大陆来国外的人，都以世界观锤炼得出奇坚实而著称。我立刻得出结论：妈的剥削！资本主义社会不把劳动者当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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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同宿舍一个人以中国留学生代表的身份，被横滨日中友协会长邀去吃饭。西装革履，气宇轩昂，虚着肚子，哼着“起来”的《国歌》欣然前往，让我们嫉妒得恨不能将他给吃了。但到了晚上，这老兄回来了，无声无息，坐在铺位上，“沙沙沙”抄着超市的塑料薄膜袋。好一刻，堵着面包的嘴里喷出一句骂：他妈的小日本，瞧不起老子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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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会长大人请吃的佳肴，只是他们叫“新香”的腌菜类东西。亲痛仇快，我弄不清自己是痛还是快，但饮食无疑已成一个巨大的原则，亘在我的心头。那一天，日本皇太子结婚，人家关心的是皇太子妃的门户、长相，婚礼仪式，接亲御车的行走路线；而我，一个中国人，混在他们中间，眼睛幽幽地只勾着宴席的排场。电视上终于披露出了婚宴菜谱，一看：手卷寿司、馅饼点心。最被隆重介绍的，也不外乎一头真鲷鱼，都是市井街头随处可以买得到的东西。有关国体，竟然如此！日本人干死干活，真是白干啦！区区倭寇，野蛮之地，哪里有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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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食文化，吾等同胞都会满面红光起来。中国文化，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冲出亚洲，征服世界，长盛不衰的，就是这个食文化。外国有则笑话，说是假如世界毁灭了只剩两个人，若是拉丁人，一定找吉他跟鼓弄个小乐队；若是德国人，一定去合开工厂；若美国人，他们就组织一个美援委员会；若是中国人，就开餐馆。的确，在日本的中国人大多是靠掌勺而发家的，并且大多如今还靠这个中华勺吃饭，就像许多儒学家靠孔孟程朱吃饭一样。日本闻名遐迩的横滨中华街、神户南京町，其实只是中国饮食街。北京、四川、广东、扬州四大料理，能吃上几天几夜的满汉全席，熊掌、象鼻、骆驼瘤，还有龙虎斗、鲍翅席……瞧着那些满脑子优等民族意识的日本人，吃罢中华料理，一个个抹着油嘴的模样，谁还能说吃喝不是振民族大威的核武器？喂，我们的儒学家们，要捡中华文明之余光，请到这里捡！而不是眼睛盯着所谓的“亚洲四小龙”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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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民族也常常会出叛徒，汉语专备有一词，叫“汉奸”。“汉奸”有邱永汉者，在日台湾人，曾写《香港》获日本第三十四回直木文学奖。写写写，越写越会写了，居然写书揭自家老底来了：中华料理最被珍视的材料，诸如鱼翅、燕窝、鲍鱼，往往是印度洋、越南、印度尼西亚以及日本等地的物产。中国的山珍海味是高价的舶来品，普通百姓往往是吃不到的。相比日本的珍味，那才是今天出海捕到的鲷鱼、前刻从山里挖回的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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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叫人败兴。原来所谓征服世界的中华菜，不过贴在你我的额头上！就好像古时候打仗，说是关羽麾下一卒，其实只是关大帅在开打，你只是呐喊，见着青龙偃月刀劈下对方贼将的头，也妄自胸中激荡着豪情。关大帅成了超然于身体之外的力量，一种纯粹的理念了。好比儒家说教只是理念，道家哲学才用于生存。没弄清这奥秘，中国的事只能越理越糊涂。怪不得中国人见面，一问好，张口就是：吃了没？说吃，是一回事，吃，又是另一回事。我奶奶说“吃了没”已整整一百年了，如今耳朵也聋了，眼睛也瞎了，记性也没了，坐也几乎不能坐，话也不大说，但一开口，就是一句话：什么都是虚的，只有吃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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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家仿佛一个漆器，在世上磕磕碰碰了一百年，什么漆都脱落了，只有吃还挂着。小孩家只晓得玩，青年人只想着情，中年人老盯着钱，老年人还信着吃。吃，是人的终极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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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风云。我奶奶这一百年究竟经历过多少事，受过多少罪？我不想探寻，我只知道，她老人家这一生大约的确没有吃过什么好东西。奶奶有个训小孩的习惯动作，拿筷子敲敲你的碗：快吃了，快吃！像讨喂猫。于是张皇扒饭，下桌，就算吃过了。匆匆中也就没想吃了什么，日子就过了下去。我爸这代就是这样被讨喂大的，后来讨喂我。实际上，吃什么还不就是一个吃？都化作肚子里的屎屙出来，屎一节一节屙出来，人就一节一节长大了。可是偏是小孩不懂得这个道理。小孩子不怕饿死，只被馋死。我小时候就特别挑食。其实也没什么好挑的，六十年代出生，我的革命先辈把血肉都拿去筑新的长城了，只能给我少得不能再少的副食品定量。可我却偏是天生有一种来到这世上就要吃尽天地佳肴的豪情，于是，大人们就做起了“假、大、空”的文章。那年代，革命口号通天价响，其实在广大人民群众那里，最终都落实在了吃上。一个人挨整了，大人们就说：他的饭碗破啦！说一个领导家里有多好，想的就是他家常有人送什么鱼呀肉的。苏修的土豆加牛肉共产主义，不知叫多少人暗流口水。就连电影上的坏蛋，也常演他们大吃大喝。我小时没志气，有一次竟说：我要当坏蛋，坏蛋吃得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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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们哈哈大笑起来。但并没把我抓起来。雷公不打吃饭人么！想吃？想吃就好！吃还不容易？母亲说。其实众所周知那时吃最不容易，非但副食品限量供应，就是主食，也相当部分是地瓜干、地瓜米，一见就胃堵，碰也不碰。可是伟大的母亲却能变戏法似的变出种种佳肴来。饭桌上郑重摆着三角形黑乎乎的东西，这是什么？我问。发糕呀！母亲说，煞有介事，就是对面国营饮食店天天摆着的发糕呀。其实是地瓜米磨成粉做成的，可是被我当发糕吃下去了，还打着嗝。今天咱吃鱼丸，味道做得好好的！第二天母亲又说，那表情就诱煞人。放学回来，饭桌上果然放着一碗碗“鱼丸”，只颜色深些。啊，真想吃月饼啊！母亲又说，咱做月饼吃，好不好？于是向邻居借来一种刻着花纹的枷板，把地瓜米粉泥枷进去，一打开，一块块“月饼”就现在眼前了。我们高兴得直拍手。放笼里蒸，水还没开，就偷偷揭盖子窥觑了好几次。出笼了，呵着热气，啃着，满别人家里走，那老显的劲头，丝毫不差我后来日本同宿舍的留学生代表。高兴呀！有一首歌歌词道：咱老百姓，今儿个今儿个真高兴！不知为什么，一听这歌，就想起当时的高兴情景。老百姓的高兴是穷的高兴，老百姓的富有是穷的富有。既然革命还在继续，既然世界末日还未到来，就该活，就该吃，就该有滋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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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日本渔获量已达1064万吨，中国的食品仍然凭票供应。那一年，投在中国人心中最深的阴影，并不是两三个伟人的去世，而是唐山大地震。唐，中国也。成千成万的人毁于一旦后，福州也流传着一个可怖的预言：福州也将地震！据说，一对夫妇信以为真，赶紧卖了缝纫机自行车所有家当，买回水鸭母，吃饱后，从楼上跳下去。吃，是可以跟死神讨价还价的筹码。家乡有句话：吃死没怨，饿死破相。他们的灵魂满足地飘散了，俯瞰着还在做奢侈吃梦的可怜的众生。他们的人生获得了多么圆满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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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日本 日本人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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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就听说小津安二郎的电影，这两天才看到。先是《秋刀鱼之味》，感觉并不好，生硬。也许跟大家的感觉大相径庭。首先是色彩生硬，早期的彩色片，技术还不足以处理色彩的问题；还有表演上的生硬，好像是话剧，演员们好像总对着话筒念台词，至少是意识到要说给观众听吧，总之是表演的感觉，不是真实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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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当时演艺上的局限？但看几乎同时期的黑泽明的电影，里面的人物表演却是很活络的，给我们展现了有血有肉的日本人。但是小津电影中常用的演员，比如笠智众，也是很好的演员。或者原因出在小津身上？据说小津是把演员当木偶一样牵制的，这种牵制就像专制治国，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如果导演感觉失误，那么则无可避免地砸掉了。似乎小津的感觉并不对，并没有给我们生动的日本人形象。那么日本人应该是怎样的形象呢？我们很容易想到“武士道”，暴力，好斗，拼命，或者像高仓健那样，话不多，从不笑，男子汉是男子汉，但也够给人威压的。早年看电影《生死恋》，两车相撞，一语不和，车上人就下车打了起来。这似乎跟野蛮残暴的日本鬼子很吻合。但是到日本后，发现日本人其实是很温和的，他们几乎不打架。吵架也很少，他们奉行“不争论”原则，以至于见中国人争论（有时候只是在讨论，也许是语气冲吧），或者是动手动脚开玩笑，他们都慌忙劝道：“不要吵架，不要打架！”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两辆车相撞，双方各自下来，不是打架，也没有理论，一开口就达成共识：妥善私了。和和气气。当然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避免叫警察的麻烦，彼此节约时间和精力。但这也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的，如不理性，就只能恶语相向，拳脚相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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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应该明白的，现实和艺术的趣味是不一样的。现实追求的是脱出现实，比如“江山如画”，如果“江山”只是“江山”，是谈不上“美”的，要像“画”一样才是“美”。而有意思的却是，“画”却是相反，要竭力脱出“画”，让“画”接近“江山”，“画如江山”，甚至于竭力表现自然世界的残缺，来实现艺术的“美”。比如画树，是一定要画些枯叶的，而园林师修整树木，则竭力要把残枝败叶去掉。当年看侯孝贤的《咖啡时光》（说是向小津安二郎致敬的电影），主人公被安置在东京的ァパ—ト（公寓），这种房子我住了好几年，破破烂烂，但导演却对之情有独钟，以它为背景，而且在影片中确实也美极了，即便是我也不得不承认其美，当然其中也有因为怀旧而产生的美感。黑泽明也很能营造这种美的，而小津却不想把生活“文艺化”，他恪守着生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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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想想，小津镜头下的日本，倒是真实的日本。只不过我自己离开日本太久，不自觉把日本“文艺化”了。刚回国时，整个人还浸在日本的氛围中，对国内百般的不适应。但要说中国与日本有什么不同，也说不出子丑寅卯来。日本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存在，好像鲜活的树叶。但时间久了，水分没了，剩下干巴巴的叶片，甚至成了标本，它成了本质，被概念化了。于是脑子里也就有了日本应该有的面貌了，而其实很多时候却是从传媒中接受的，或者是被点拨的。概念化的东西十分便于讲述、传播和接受。回头想来，其实日本人的表情，就是小津电影中的人那样。日本人极其讲究“礼”，讲究“礼”，就不能没有一套礼仪。无论是《秋刀鱼之味》还是《东京物语》里，都体现了这种礼仪：举止端庄，点头鞠躬，乃至不喜形于色；说话谦和，节制，乃至谨小慎微。即使是家人之间，也是如此：父母到子女家，要说“打扰了”；父母在子女家吃了饭，要说“感谢招待”；子女对父母，也客套得像对客人；笠智众表演的角色，最常挂在嘴上的口头语是“そつか”（是这样啊！）。套用老托尔斯泰的话，规矩的面目总是相似的，不规矩的面目则各有各的不同。不规矩的面目是生动活泼的，歪话臭话，总比正经话来得有趣，“黄段子”总是充满了创造力。而规矩的面目，就一个词：呆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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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呆板，并不等于傻；遵守礼仪，不等于人心不存在，只能表明，人心被规训得很严实，你很忍耐。日本人确实是很忍耐的，小到人际关系，大到国家命运。比如二战后被占领，日本人很知道自己是个“不正常国家”，但那是没有办法的，只能忍。两次海湾战争和阿富汗反恐战争，日本或是出钱，或是出人，简直成了“美国的提款机”，但还是忍着当了这个冤大头，只求在这种忍之下，有朝一日能抬头。其实，“明治维新”也是忍出来的。当年日本的国门也是被迫打开的，与中国一样，只不过他们在无奈之下采取了与中国不一样的态度。都说日本是个虚心学习的民族，但其实，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窝囊废。原本坚定的“尊皇攘夷”分子、堪称日本“义和团”式的人物伊藤博文，当他在上海和伦敦受到西方文明强烈冲击的时候，内心一定复杂极了，抵抗，不甘，但他最后选择了顺应，把屈辱消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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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消化能力常令全世界惊异。旅日作家刘迪曾经说过自己一个经历，刚到日本时，他发现日本盒饭里常有几根面条。“当时我很不解，为什么米饭中还要加面条，后来日本人告诉我说，那是为消化美国对日输出的面粉不得已采取的办法。”作为基本以大米为主食的国家，二战后美国曾一度给日本提供小麦作为援助，也从而向日本施压，推销自己的小麦。为了化解美国政府的压力，日本政府采取了两个方法：一方面为中小学“给食”提供面包、面条等，另一方面，派出大批饮食专家，通过电视、报纸杂志等各种媒体广泛宣传面食烹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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