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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辛苦》电影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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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日本 放逐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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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日本的灾难，最容易让人想到的，就是地震。地震最大的威胁，就是脚底下这个土地不稳了，甚至消失。曾看过一部日本电影《日本沉没》，表达的就是这种恐惧。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各媒体有一条令人惊悚的预测，据说“关东大震灾”是七十年一个周期轮回，此时若是大震，可达7.9级，死者9300人，重轻伤14.7万人，倒塌建筑物11.5万幢，63.2万幢房屋毁于由于地震引起的火灾。其中最危言耸听的便是日本可能沉没。整个日本笼罩在“末日” （不只是“世纪末”）的恐惧中。我写长篇《放逐，放逐》时，就用过“日本沉没”这个预测。虽然我并不相信，但这无疑是个极好的象征——日本沉没，一直是悬在日本人头上的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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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没何以令人恐惧？就是因为会被放逐至水。其实整部《放逐，放逐》，就是这样一个象征故事：一个族类，从陆地被放逐到岛，再放逐到海。《放逐，放逐》中还借用了一个福建古老的故事——《沉东京浮福建》。说的是东京和福建五百年一个浮沉——东京浮了，福建沉了；福建沉了，东京浮了。当然这里的“东京”，并不是日本的东京，而是中原的宋的京城。福建和中原你浮我沉，照见了福建作为边缘地域的悲哀。当然我用这故事，也确实有意误指日本东京，小说里写的就是福建人跑去东京求生存的。然而大半个世纪前，日本人却是往中国这边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政府就窥视中国北大荒的大片沃土，号召无地可种的农民组成“垦荒团”，来到中国强占土地。武力侵华是如此企图，填海筑地也是如此企图。史载，江户时代加贺地方的巨商前屋五兵卫，为了围海囤田，竟然不惜以身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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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土狭窄，作为一种资源补偿，日本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所以填海筑地成了必然的选择。东京湾有个著名的地方，叫筑地，顾名思义，就知道是填筑出来的土地。说是距今三百五十年前，筑地这地方还是一片海，江户开府后才在此填海。七十年后，一场大火将之前的工事付诸一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屡次在此筑堤，都被海浪冲垮了。有一天，人们发现大海中闪烁起一点亮光，原来是“稻荷大神”的神像。于是人们就在这里设立神社祭拜。说也奇怪，从此以后，大浪渐渐平息了，填海筑地的工事也终于得以完成。所以这神社也被称为“波除神社”了，现在还立在筑地市场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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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日本人填海筑地的历史，有个引人注目的关键词——“海之手”，英文翻译作water front，中文呢，可译为“海进”。这种“海进”，早在公元4世纪就开始了。进入江户时期后，以农业和盐业利用为目的的围海造田活动就更具规模了，据统计，从16世纪末期到18世纪初期的一百多年间，日本的水田面积增加了一倍，达300万公顷。明治维新后，企业家浅野总一郎又提出了在大城市的海湾填海造陆，建设大型现代化工业。从明治、大正到昭和20年（1945），全日本临海造地大约达到了14500公顷，到了1978年，竟约达73700公顷了。直到1973年，日本人才意识到如此大量的填海造地，同时也给生态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于是政府通过了《公有水面埋地法修正案》，填海筑地政策才从鼓励转为限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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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岛国，身在海洋之中，难免有危机感，有着被世界放逐的感觉，所以日本人要“脱亚入欧”，竭力融入西方列强行列。在以西方为主体的世界里，日本也是边缘化的。尽管它拼死拼活地努力，有了钱，但是很多时候也只是个埋单的冤大头。所以他们竭力要成为“政治大国”。政治决定命运，没有政治权力，就无地位。这类似于中国粤、闽、浙沿海游荡的疍民。疍民世代以船为居，被看作“卑贱之流”，“不容登岸居住。挨户亦不敢与平民抗衡，畏威隐忍，足局足脊舟中，终身不获安居之乐。”他们不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的弃民。民国二十三年《查禁压迫歧视蛋民》的通令载：“各属蛋民，多有被人压迫，如禁止蛋民船只泊岸，遇喜庆事不许蛋民穿着鞋袜长衫，有病不准延医诊治，死亡不准抬棺柩上岸，娶妻不得张灯结彩，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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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除神社及纪念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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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蛋民”，即是“疍民”，也就是等外之民。其实日本也有类似疍民这样的等外之民，就是“部落民”。熟悉日本文学的人，一定知道岛崎藤村的《破戒》，里面的丑松就是“部落民”中的“秽多”。江户幕府实行身份分级制度，将国民分成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同时又设立了等外的“部落民”，诸如“秽多”、“非人”等等。“秽多”是那些从事皮革业、处刑、押送犯人等职业者，“非人”则是那些从事表演艺术，如曲艺、音乐、舞蹈的艺人，或者乞丐。这些人也是只能在规定的区域居住。不同的是，“部落民”可以居住在陆地上，但这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虽然可以居住在陆地上，仍然是不能拥有土地。“陆地”和“土地”是不一样的，陆地只是一个形式，土地则是生存的依托。没有了土地，即使住在陆地，也仍然被放逐。丑松当上了教师了，却仍然必须隐瞒他的“部落民”的身份。明白地说，他能当上教师，是以隐瞒自己的“部落民”身份为前提的，一旦他暴露了这身份，他就当不成教师了，就被放逐，等着他的就是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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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可先生在《“底边”的叙事》里，谈到梁启超对广东一带疍民的考察。梁先生认为疍民是“为我族所逼”，“由陆入水”的。不知是否因为梁先生去过日本，对这种“由陆入水”的心态有着特别深刻的理解。他看到了疍民与陆上居民的根本区别，一是土地，二是水。人必须附着土地，没有土地，就失去生存之本。并非只有中国人有强烈的土地意识，马克思也看到了：对土地的占有或缺失，决定了一个人的阶级属性。福柯在他的《水与疯狂》里则说：“在西方人的想象中，理性长期以来就属于坚实的土地……而非理性则自古以来就属于水，更确切地讲，属于汪洋大海，浩瀚无际，动荡不安，变化无穷，却只留下淡淡的痕迹与浪花，无论是狂涛海浪还是风平浪静，大海永远是无路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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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整个人类都对失去土地、放逐至水存在着恐惧。许多民族都有着关于被洪水淹没的传说，中国的大禹治水，自不待言；古代犹太人的诺亚洪水，也已经耳熟能详了；英国民族学家弗雷泽发现，在美洲的一百三十多个印第安种族中，几乎都有以大洪水为内容的神话；在文明发祥地的两河流域，考古学家发掘出公元前3500年的泥版文书《吉尔枷美什史诗》，其中也记载了洪水来临时的恐怖景象，以及幸存者用船载着自己的亲属、工人和家畜逃亡的故事。在《辞源》里，放逐远方即是“流”。中国古代有“流刑”，即把人遣送到边远地方服劳役，这在隋五代是“五刑”之一，一直沿用到清。这里的“流”字，贴切地点出了这种处罚的状态，不得不佩服中国人祖先的形象思维能力。其实当代中国也有个跟“水”有关的词——下海。下海了，就失去体制保障了，就被放逐了，虽然也许是自我放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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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日本 自由下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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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6月9日，全日本国休假。本来，休息日在日历上应标有红色的，那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颜色。但那天，却是普通的颜色。那是临时决定的假日，因为皇太子大婚了。当然更惊喜的应该是那些被自民党政府大赦的囚犯。曾私下问几个日本人：休息日准备怎么过？大多回答：睡觉。不睡觉的只是媒体，他们大造舆论，制造了举国欢庆的景象。当然那些普通的日本人也可以在睡饱之余，懒洋洋看看电视，或者上街溜达，看热闹。有人分发来小国旗，也可以拿着挥一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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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休假。不过心境比日本人更疏离，因为我是个外国人，这个皇室，跟我八竿子打不着边。利用这机会，我跟一个一直没时间会面的国内同学见了面。我们逛街，仰头看天上盘桓着的监视飞机，想：这个温顺的国家是否真有可能发生“右翼”之外的骚动？据说便衣已埋伏在怀疑有共产党赞助的咖啡厅里。我们去新宿，第一次登上了高高的新东京都厅舍，在顶楼眺望全东京。那与在东京塔上眺望有着不一样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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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为外国人，我也更会稀奇地睁开眼睛，张开耳朵。特别是，当我知道那个将要成为皇太子妃的叫“雅子”的女孩，一处住所就在我的住所附近，隔着半面洗足池。我拐到那里，门口有警察把守，姿势僵硬。当然之所以让我感兴趣，更因为我的国家已经消除帝制一百多年了，当然又在四十多年前复现“万寿无疆”，然后又“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向现代化国家奔去了。可是这个我们学习的对象之一，却居然还有皇帝。这有皇帝的国家，在我眼里感觉是在现代社会上演着古装戏。可是这不是戏，是真的，皇太子要结婚了，皇太子妃就在我的附近，有名，有姓，有工作——在外务省，她爸也在外务省，是个次官。照片中的她，穿着我们日常都能见到的现代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