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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辛苦》电影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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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日本 放逐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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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日本的灾难,最容易让人想到的,就是地震。地震最大的威胁,就是脚底下这个土地不稳了,甚至消失。曾看过一部日本电影《日本沉没》,表达的就是这种恐惧。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各媒体有一条令人惊悚的预测,据说“关东大震灾”是七十年一个周期轮回,此时若是大震,可达7.9级,死者9300人,重轻伤14.7万人,倒塌建筑物11.5万幢,63.2万幢房屋毁于由于地震引起的火灾。其中最危言耸听的便是日本可能沉没。整个日本笼罩在“末日” (不只是“世纪末”)的恐惧中。我写长篇《放逐,放逐》时,就用过“日本沉没”这个预测。虽然我并不相信,但这无疑是个极好的象征——日本沉没,一直是悬在日本人头上的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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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没何以令人恐惧?就是因为会被放逐至水。其实整部《放逐,放逐》,就是这样一个象征故事:一个族类,从陆地被放逐到岛,再放逐到海。《放逐,放逐》中还借用了一个福建古老的故事——《沉东京浮福建》。说的是东京和福建五百年一个浮沉——东京浮了,福建沉了;福建沉了,东京浮了。当然这里的“东京”,并不是日本的东京,而是中原的宋的京城。福建和中原你浮我沉,照见了福建作为边缘地域的悲哀。当然我用这故事,也确实有意误指日本东京,小说里写的就是福建人跑去东京求生存的。然而大半个世纪前,日本人却是往中国这边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政府就窥视中国北大荒的大片沃土,号召无地可种的农民组成“垦荒团”,来到中国强占土地。武力侵华是如此企图,填海筑地也是如此企图。史载,江户时代加贺地方的巨商前屋五兵卫,为了围海囤田,竟然不惜以身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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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土狭窄,作为一种资源补偿,日本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所以填海筑地成了必然的选择。东京湾有个著名的地方,叫筑地,顾名思义,就知道是填筑出来的土地。说是距今三百五十年前,筑地这地方还是一片海,江户开府后才在此填海。七十年后,一场大火将之前的工事付诸一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屡次在此筑堤,都被海浪冲垮了。有一天,人们发现大海中闪烁起一点亮光,原来是“稻荷大神”的神像。于是人们就在这里设立神社祭拜。说也奇怪,从此以后,大浪渐渐平息了,填海筑地的工事也终于得以完成。所以这神社也被称为“波除神社”了,现在还立在筑地市场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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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日本人填海筑地的历史,有个引人注目的关键词——“海之手”,英文翻译作water front,中文呢,可译为“海进”。这种“海进”,早在公元4世纪就开始了。进入江户时期后,以农业和盐业利用为目的的围海造田活动就更具规模了,据统计,从16世纪末期到18世纪初期的一百多年间,日本的水田面积增加了一倍,达300万公顷。明治维新后,企业家浅野总一郎又提出了在大城市的海湾填海造陆,建设大型现代化工业。从明治、大正到昭和20年(1945),全日本临海造地大约达到了14500公顷,到了1978年,竟约达73700公顷了。直到1973年,日本人才意识到如此大量的填海造地,同时也给生态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于是政府通过了《公有水面埋地法修正案》,填海筑地政策才从鼓励转为限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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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岛国,身在海洋之中,难免有危机感,有着被世界放逐的感觉,所以日本人要“脱亚入欧”,竭力融入西方列强行列。在以西方为主体的世界里,日本也是边缘化的。尽管它拼死拼活地努力,有了钱,但是很多时候也只是个埋单的冤大头。所以他们竭力要成为“政治大国”。政治决定命运,没有政治权力,就无地位。这类似于中国粤、闽、浙沿海游荡的疍民。疍民世代以船为居,被看作“卑贱之流”,“不容登岸居住。挨户亦不敢与平民抗衡,畏威隐忍,足局足脊舟中,终身不获安居之乐。”他们不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的弃民。民国二十三年《查禁压迫歧视蛋民》的通令载:“各属蛋民,多有被人压迫,如禁止蛋民船只泊岸,遇喜庆事不许蛋民穿着鞋袜长衫,有病不准延医诊治,死亡不准抬棺柩上岸,娶妻不得张灯结彩,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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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除神社及纪念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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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蛋民”,即是“疍民”,也就是等外之民。其实日本也有类似疍民这样的等外之民,就是“部落民”。熟悉日本文学的人,一定知道岛崎藤村的《破戒》,里面的丑松就是“部落民”中的“秽多”。江户幕府实行身份分级制度,将国民分成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同时又设立了等外的“部落民”,诸如“秽多”、“非人”等等。“秽多”是那些从事皮革业、处刑、押送犯人等职业者,“非人”则是那些从事表演艺术,如曲艺、音乐、舞蹈的艺人,或者乞丐。这些人也是只能在规定的区域居住。不同的是,“部落民”可以居住在陆地上,但这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虽然可以居住在陆地上,仍然是不能拥有土地。“陆地”和“土地”是不一样的,陆地只是一个形式,土地则是生存的依托。没有了土地,即使住在陆地,也仍然被放逐。丑松当上了教师了,却仍然必须隐瞒他的“部落民”的身份。明白地说,他能当上教师,是以隐瞒自己的“部落民”身份为前提的,一旦他暴露了这身份,他就当不成教师了,就被放逐,等着他的就是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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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可先生在《“底边”的叙事》里,谈到梁启超对广东一带疍民的考察。梁先生认为疍民是“为我族所逼”,“由陆入水”的。不知是否因为梁先生去过日本,对这种“由陆入水”的心态有着特别深刻的理解。他看到了疍民与陆上居民的根本区别,一是土地,二是水。人必须附着土地,没有土地,就失去生存之本。并非只有中国人有强烈的土地意识,马克思也看到了:对土地的占有或缺失,决定了一个人的阶级属性。福柯在他的《水与疯狂》里则说:“在西方人的想象中,理性长期以来就属于坚实的土地……而非理性则自古以来就属于水,更确切地讲,属于汪洋大海,浩瀚无际,动荡不安,变化无穷,却只留下淡淡的痕迹与浪花,无论是狂涛海浪还是风平浪静,大海永远是无路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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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整个人类都对失去土地、放逐至水存在着恐惧。许多民族都有着关于被洪水淹没的传说,中国的大禹治水,自不待言;古代犹太人的诺亚洪水,也已经耳熟能详了;英国民族学家弗雷泽发现,在美洲的一百三十多个印第安种族中,几乎都有以大洪水为内容的神话;在文明发祥地的两河流域,考古学家发掘出公元前3500年的泥版文书《吉尔枷美什史诗》,其中也记载了洪水来临时的恐怖景象,以及幸存者用船载着自己的亲属、工人和家畜逃亡的故事。在《辞源》里,放逐远方即是“流”。中国古代有“流刑”,即把人遣送到边远地方服劳役,这在隋五代是“五刑”之一,一直沿用到清。这里的“流”字,贴切地点出了这种处罚的状态,不得不佩服中国人祖先的形象思维能力。其实当代中国也有个跟“水”有关的词——下海。下海了,就失去体制保障了,就被放逐了,虽然也许是自我放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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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日本 自由下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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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6月9日,全日本国休假。本来,休息日在日历上应标有红色的,那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颜色。但那天,却是普通的颜色。那是临时决定的假日,因为皇太子大婚了。当然更惊喜的应该是那些被自民党政府大赦的囚犯。曾私下问几个日本人:休息日准备怎么过?大多回答:睡觉。不睡觉的只是媒体,他们大造舆论,制造了举国欢庆的景象。当然那些普通的日本人也可以在睡饱之余,懒洋洋看看电视,或者上街溜达,看热闹。有人分发来小国旗,也可以拿着挥一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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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休假。不过心境比日本人更疏离,因为我是个外国人,这个皇室,跟我八竿子打不着边。利用这机会,我跟一个一直没时间会面的国内同学见了面。我们逛街,仰头看天上盘桓着的监视飞机,想:这个温顺的国家是否真有可能发生“右翼”之外的骚动?据说便衣已埋伏在怀疑有共产党赞助的咖啡厅里。我们去新宿,第一次登上了高高的新东京都厅舍,在顶楼眺望全东京。那与在东京塔上眺望有着不一样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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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为外国人,我也更会稀奇地睁开眼睛,张开耳朵。特别是,当我知道那个将要成为皇太子妃的叫“雅子”的女孩,一处住所就在我的住所附近,隔着半面洗足池。我拐到那里,门口有警察把守,姿势僵硬。当然之所以让我感兴趣,更因为我的国家已经消除帝制一百多年了,当然又在四十多年前复现“万寿无疆”,然后又“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向现代化国家奔去了。可是这个我们学习的对象之一,却居然还有皇帝。这有皇帝的国家,在我眼里感觉是在现代社会上演着古装戏。可是这不是戏,是真的,皇太子要结婚了,皇太子妃就在我的附近,有名,有姓,有工作——在外务省,她爸也在外务省,是个次官。照片中的她,穿着我们日常都能见到的现代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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