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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癖”具有极端排他性。日本一个生物学家曾经拿西欧蜜蜂跟日本蜜蜂的生态习性做实验,发现:将两者的蜂巢互换,对日本蜜蜂的旧巢,西欧的蜜蜂可以习惯地利用,但对西欧蜜蜂的旧巢,日本蜜蜂却不屑一顾,而将它咬坏,再筑自己的新巢。这有点类似于中国古代,新王朝一般不用旧朝的宫殿,而将之烧毁。近的例子是,现在许多单位新任一把手,总不喜欢用前任的东西,包括建筑格局,新官上任,先要装修。这当然有迷信的原因。日本的蜜蜂估计是不懂得迷信的,它只是凭直觉,凭本能,但这岂非是更根深蒂固的宿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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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日本人的生活习性跟日本蜜蜂很类似。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忌讳使用别人的东西,哪怕是一家人,也是一样。在电视剧里,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情节:父亲不小心错用了女儿的饭碗,女儿才六岁,就已经有“洁癖”了,抗议道:“脏,脏,父亲真讨厌!”也许,“他人不洁”的观念在日本人血液里就有了。日本人是很回避身体接触的,很多时候,很多场合,他们彼此不得不靠得很近,他们就竭力缩紧自己。人毕竟是群居的动物,日本人的集团意识更是举世共知,日本人一方面喜欢群处,另一方面又竭力跟他人保持着距离,真不知道他们怎样练成了在拥挤的空间里互相隔离的奇特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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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周一在他的《杂种文化》中说,日本人具有一种要么主张全盘西化,要么主张保持国粹的“试图将日本文化纯粹化的倾向”。主张全盘西化,那是比中国五四时候某些人还要彻底的,并且有更多的支持,差点就把文字罗马化了。后来选择了“和魂洋才”,但“魂”仍然是大和的。表面上看,日本人是善于学习的,对外来文化,喜欢“拿来”;但是实际上,他们保存了相当完整的内核。日本人的内心是相当坚固的,跟他们接触,你会发现,进入他们的内心是极其困难的。可以敷衍你,同意你,帮助你,但是他不会跟你融为一体。这就是外国人常感觉到的日本人的排外。美籍建筑师安东尼·雷蒙德在日本生活了五十年,但他仍然感觉自己依然是“外人”,不是因为拿着外国人登录证,而是实实在在被当作了“外人”。雷蒙德在日本生活了五十年,尚且如此,何况我生活的时间还不到他的十分之一呢;“崇洋媚外”的日本人对美国人尚且如此,何况对我等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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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日本人被派驻海外,也会自行跟所在国家所在社会隔离。他们身在异国,心仍在日本,仍然是纯粹的日本心。这可不是中国人唱的“我的中国心”,也未必存在因为被人家歧视而掉头爱国的情形。他们像蜗牛一样蜗居在自己的文化密封舱里,不愿跟当地人来往,唯恐冲淡了身上的“日本气”。他们进门仍然脱鞋,出门仍然坐日本产汽车,喝酒往往仍喜欢喝日本清酒,或者日本产啤酒,吃食仍然钟情于荞麦面和寿司,说起话来,仍然是日语。更过分的,有人去国外旅行,居然带着国内的生活用品,不管麻烦不麻烦。他们吃不惯别的国家的饭,喝不惯别的国家的水,睡不惯人家的床。人未必就那么娇贵,其实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但是他们就是矜持地娇惯着自己的民族习惯,保持着自己的文化血统,令人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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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邀请到新疆参加了一个回族文学座谈会。我不是回族,是作为特邀的。在这之前,对回族,乃至穆斯林,好像很知道,但其实并不了解。平生第一次跟这么多穆斯林在一起,感觉很新鲜。特别是他们对清洁的要求,让我惊叹。比如一日三餐,在我看来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也是可以随意对付的,但是在他们却不能,不能吃“不洁”的食物。所谓“不洁”,即是没经过阿匐的手,或者未曾行某种仪式的食物。人总要出行,所遇到的食物,又如何鉴定其“洁”与“不洁”?又何况,还有逃亡的时候,在逃亡途中,又如何保持?但是他们是坚决要保持的,因为清洁已经上升到了信仰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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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理解,宗教的要义就是给自己困难,让自己行不能为之事,从而产生与众不同的崇高感。因不能为,所以为之。困难多,则乐趣多;越是受难,则越有升华的感觉。所以有宗教感觉的人,是会创造出惊人奇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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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大多没有宗教信仰。虽然有基督徒,也有穆斯林,但只是少部分。虽然日本人很信佛,虽然遍地是神社,但大多也只是跪跪拜拜,跟中国没什么两样。但是他们却有着宗教式的清洁欲求,简直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我很奇怪,他们的精神动力是在哪里?大概也在于对受难的特别理解,明白地说,是把受难理解成了享受。这种享虐倾向,弗洛伊德曾经从人的“死亡本能”上来解释,但更多的研究者认为,那是人把痛苦变成了快乐,是经过心理转换的。比如男人喜欢喝烈性酒,女人喜欢穿高跟鞋,都是让自己痛苦的事,但是他们却乐此不疲。再比如以读书为乐,其实也是经过心理转换的。读书其实是很苦的事情,如果问一个孩子,喜欢读书还是喜欢玩,一定会回答是后者。这是人的本能。但是如果你认识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那么就会喜欢读书了。读书苦,仍然没有改变,但是在心理上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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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能够理解,那些朝圣的藏民,他们在向圣城拉萨朝拜的途中,为什么要三步一叩头,并且是五体投地地,绝不敷衍、偷懒。他们愿意花上几年的时间去接近心中的圣城。有人作了计算,如果一个朝圣者从西宁出发,要到拉萨,即使他身体健康,沿途没有遇到暴风骤雨、山洪雪崩和酷暑严寒,没有缺水断粮,就按平均每天五公里的速度,这单程近两千公里的路程,至少也要花去两年半的时间。汉人喜欢坐飞机坐车去西藏,或者自驾,都是很享受的。虽然很多人下了受苦的决心,但也是去猎奇。虽然有追求精神的初衷,但也不过是时尚化的,是附庸风雅。受难才是真正的雅,虽然可能千疮百孔;受难是一种高级,虽然以一种匍匐的姿态;受难是灵魂的狂欢,虽然很痛苦;受难才能达到圣洁,虽然已经衣衫褴褛——因为心能够改变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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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全心投入到某个事情上去,虽然他不是穆斯林,不是基督徒,不是佛教徒,但他也已经有了信仰了。他信仰的是他所投入的东西,这时候,那东西就已经不是那个东西了,而是神。它不能被敷衍,更不能被亵渎,必须把它高高举起,必须为它付出全部,哪怕是生命。因为它已经是精神性的东西。洁癖,难说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也许最初是物质的,但是当它的需求成了一种道德伦理,情况就发生变化了。日本近代有个学者,叫冈仓由三郎的,他在《日本的生活与理想》中说:“所谓日本人的心理特异性,很多来自喜爱洁净及与之相联系的厌恶污秽。否则无法解释这些现象:我们被训练成(实际情况如此)遇到侮蔑家庭名誉或者国家荣誉,就视若污秽或疱疥,必须通过申辩洗刷干净,否则就犹如不能恢复清洁或健康。对日本公私生活中常见的报仇事例,不妨看作是一个喜爱洁净成癖的民族所进行的晨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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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把精神跟物质绑架在了一起。这里展示了肉体和精神的逻辑纠葛:家庭名誉和国家荣誉被污蔑了,就等于身体有了污秽,就必须通过“晨浴”来洗刷,而“晨浴”并不是普通的洗澡,又是精神之“浴”——雪耻。不这样,就不能恢复身体健康,延续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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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名誉和荣誉如此重要,任何对它的冒犯,当然就绝不能容忍。看时代剧,我们常看到武士拔刀决斗的场面,甚至为此送掉生命。其实不过因为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冒犯。当然这是在我们看来的,在他们心目中,这可不是小小的冒犯。《忠臣藏》里就讲了四十七个忠义浪人,抛弃一切,为主君复仇而后集体剖腹自杀。演绎出如此血流成河的故事,起因却只是他们的主君自尊心受辱。当然其中还有“忠”的成分,所以叫《忠臣藏》,其主旨也在于“忠”吧。对主子之“忠”,但其实同时也是保持自己的操守。对武士来说,不忠即“耻”,这是武士的“义理”。为了这“义理”,《罗生门》里的真砂不惜把杀人之罪揽在自己身上,即使被判死,也要保住“义理”。日本人对“义理”的维护,可谓到了极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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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理”,是打开日本人内心的重要钥匙。它是日本人的荣辱观,是他们特殊的价值观,某种意义上说,是他们的教义。日本人所以让人费解,是因为我们不明白他们看重什么。在我们看来很重要的,在他们看来,却并不重要;相反,在我们看来并不重要的,在他们,却比生命还要重要。所以有时会觉得日本人太斤斤计较。美国人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她的《菊与刀》里,讲述了这么一件事:一个名叫牧野芳雄的日本画家,年轻时为了摆脱贫困,出人头地,去美国闯荡。他去请教一个美国传教士,却遭到了传教士夫妇的嘲笑。也许对方的嘲笑也未必恶毒,但是在这个日本画家心里却掀起了万丈波澜,他觉得自尊心受到极大侮辱了。直到中年,在美国功成名就的他仍然对此耿耿于怀,他在自传里写道:“我总坚信,世界上最大的犯罪就是对人不诚恳,而嘲笑人则是不诚恳的。”他还说:“对人们发怒,我常常原谅,因为有时脾气不好是人的本性。人们向我撒谎时,我一般也能原谅,因为人性很脆弱,在面对困难时不够坚强,不敢讲真话。对无根据的流言蜚语、背后议论,我也能原谅,因为遇到别人说闲话时,难免不陷进去。甚至对杀人犯,我也可以酌情体谅。”他居然能原谅这么多东西。那么他独独对什么不能原谅呢?居然是嘲笑。“但对嘲笑,则无可原谅,因为只有内心不诚恳,才会嘲笑无辜者。请允许我对两个词讲一下我自己的定义。杀人犯:杀害某人肉体的人;嘲笑者:杀害他人心灵的人。心灵远比肉体宝贵,因此,嘲笑是最恶劣的罪行。那一对传教士夫妇实在是要残害我的心灵,我心中感到巨大的创痛,我心里在叫喊‘你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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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目漱石有个小说,名字叫《哥儿》,里面也有这样一个情节:主人公哥儿喝了朋友请客的一杯冰水,价值一钱五厘。之后有人在哥儿面前挑拨,说那朋友在背后说他坏话,哥儿马上想到了那杯冰水,第二天,就把一钱五厘扔到了那朋友的桌子上。他认为,虽然只是一杯冰水,接受这种表里不一的人的恩情,实在有损自己的面子。虽然只是破费他一钱五厘,但一钱也罢,五厘也罢,接受这种骗子的恩情,死了也于心不安。受别人的恩惠,默不作声,就表明尊重对方,看得起他的人品。自己喝的那杯冰水,本来自己付钱就可以了,但他却硬要争着付,弄得自己心里总感到内疚,这可是金钱买不到的。自己虽然无权无势,却有独立的人格。要自己低下头去接受别人的恩情,简直是一百万元的回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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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钱五厘让他想得如此多,如此有涉原则,这是中国人难以想象的。曾经,我们也有卫生工因为被冤枉偷了十元钱而自杀。舆论想到的是:她为十元自杀,不值。没有人想到那已经不是十元钱,而是关乎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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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渡户稻造在他的《武士道》里,说了一个极端的事例:有一个商人,出于好意提醒一个武士,说他背上有只跳蚤,竟被那武士劈成两半,理由是:“因为跳蚤是寄身于畜生身上的虫子,把高贵的武士与畜生等同看待,是不能容忍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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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在于,你身上到底有没有跳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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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头上写的长篇小说《移民》,里面有个日本人叫渡边,是白领,是我在日本期间再熟悉不过的典型的日本人。其实在当时,我就在随身带的笔记本里给他画了速写,其中心词就是“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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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致,并不只是“小”,把日本人的趣味理解成“小”是片面的。与其说日本人喜欢“小”,毋宁说日本人讲的是“精”,精到极致,不达完美绝不罢休,也就是“洁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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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喜欢嘲笑日本人,谓之“小日本”,得意于自己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殊不知,日本虽然地不大,但能够极其有效而且科学地利用;本土的物产不多,但却物质极度富足,而且全是优质的,不像中国那样,几乎没有一样食品让人放心。即使是军队,他们只有自卫队,但从武器到人员素质,都是极精良的。至于人,众所周知,日本人是世界上国民素质最高的国家之一。日本的精致,是着重于实质上的,不像中国人那样重排场,说是大而化之,其实是粗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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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日本人重实质,一定会有许多人出来反对。比如我前面提到的平江不肖生。在他的《留东外史》中,恰就写到了相反的例子。他引用中国武林高手郭子兰对日本剑道的批评:“日本射法流仪太多,闹不清楚,其实没有什么道理,拈弓搭箭,手法微有些不同,又是一个流派。”另一个叫黄文汉的,说得更刻骨一些:“大凡一样技艺,习得一多,就不因不由地分出流派来,其实不过形式罢了,精神上哪有什么区别?都是些见识少的人,故意标新取异地立门户。”哪里是重实质?分明是地道的形式主义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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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中国人,西方人也有类似的说法。法国人罗兰·巴特在他的《符号帝国》中,就用“套盒”来比喻日本文化特征。日本文化的本质就像日本传统工艺品——漆器套盒,从大到小,一个盒子套进另一个盒子,尽管里面空洞无物,但是盒子却很精美。他称说,这是“一种极端的艺术创作”,也就是包装的艺术。他说:“人们精心地运用那种制作技巧,运用卡纸板、木头、纸张、丝带的相互作用,一丝不苟地在上面画出几何图形……由于制作非常完美,这种外皮往往重复制作,你可以没完没了地拆开包装。这种外皮推迟了人们对里面物品的发现,里面的东西通常是无关紧要的,这恰恰是日本包装的一个特点,即里面的东西微不足道,它与外皮的那种豪华不成比例;一块糖,一块小豆糕,一件普普通通的纪念品,像一件珍宝那样显赫耀眼地包装在里面。这样一来,礼品似乎就是那个盒子,而不是里面装着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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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本人打过交道的人,很多都有类似的经历:接受日本人的礼品,看着掂着挺有分量,打开,是一层包装;打开包装,又是一层包装;再打开包装,仍是一层包装;最后终于看到礼品了,却是一把小扇子,或者一双筷子,或者一条手绢。确实是包装重于礼品,形式大于内容,正如罗兰·巴特说的,礼品是盒子。但是且慢,那扇子或筷子也并非不精美,也包括罗兰·巴特所说的糕点,日本的产品没有不精美的。罗兰·巴特所以感觉普通,我想可能是因为他原先的期待太高了,他觉得既然是礼物,就应该稍微贵重一些。但是日本人是不送贵重礼物的,不关日本人小气,也不关巴特贪心,如果要归咎,只能归咎于巴特所说的文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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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下,罗兰·巴特所说的漆器套盒,并非是日本专有,中国也有,而且日本的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只是西方人不知道,就好像他们一想到东方绘画,就想到浮士绘一样。我的家乡就有很多脱胎漆器,当年去日本,也带了几个去,送日本人。结果到了日本,不好意思拿出来了,同样的东西,人家做得精美得多。这就是日本人的产品。罗兰·巴特所见到的,也应该是这样的产品吧,即使只是作为包装。一个能够把包装盒做得如此精美的民族,内里的礼品,能做得不精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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