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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名誉和荣誉如此重要，任何对它的冒犯，当然就绝不能容忍。看时代剧，我们常看到武士拔刀决斗的场面，甚至为此送掉生命。其实不过因为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冒犯。当然这是在我们看来的，在他们心目中，这可不是小小的冒犯。《忠臣藏》里就讲了四十七个忠义浪人，抛弃一切，为主君复仇而后集体剖腹自杀。演绎出如此血流成河的故事，起因却只是他们的主君自尊心受辱。当然其中还有“忠”的成分，所以叫《忠臣藏》，其主旨也在于“忠”吧。对主子之“忠”，但其实同时也是保持自己的操守。对武士来说，不忠即“耻”，这是武士的“义理”。为了这“义理”，《罗生门》里的真砂不惜把杀人之罪揽在自己身上，即使被判死，也要保住“义理”。日本人对“义理”的维护，可谓到了极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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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理”，是打开日本人内心的重要钥匙。它是日本人的荣辱观，是他们特殊的价值观，某种意义上说，是他们的教义。日本人所以让人费解，是因为我们不明白他们看重什么。在我们看来很重要的，在他们看来，却并不重要；相反，在我们看来并不重要的，在他们，却比生命还要重要。所以有时会觉得日本人太斤斤计较。美国人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她的《菊与刀》里，讲述了这么一件事：一个名叫牧野芳雄的日本画家，年轻时为了摆脱贫困，出人头地，去美国闯荡。他去请教一个美国传教士，却遭到了传教士夫妇的嘲笑。也许对方的嘲笑也未必恶毒，但是在这个日本画家心里却掀起了万丈波澜，他觉得自尊心受到极大侮辱了。直到中年，在美国功成名就的他仍然对此耿耿于怀，他在自传里写道：“我总坚信，世界上最大的犯罪就是对人不诚恳，而嘲笑人则是不诚恳的。”他还说：“对人们发怒，我常常原谅，因为有时脾气不好是人的本性。人们向我撒谎时，我一般也能原谅，因为人性很脆弱，在面对困难时不够坚强，不敢讲真话。对无根据的流言蜚语、背后议论，我也能原谅，因为遇到别人说闲话时，难免不陷进去。甚至对杀人犯，我也可以酌情体谅。”他居然能原谅这么多东西。那么他独独对什么不能原谅呢？居然是嘲笑。“但对嘲笑，则无可原谅，因为只有内心不诚恳，才会嘲笑无辜者。请允许我对两个词讲一下我自己的定义。杀人犯：杀害某人肉体的人；嘲笑者：杀害他人心灵的人。心灵远比肉体宝贵，因此，嘲笑是最恶劣的罪行。那一对传教士夫妇实在是要残害我的心灵，我心中感到巨大的创痛，我心里在叫喊‘你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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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目漱石有个小说，名字叫《哥儿》，里面也有这样一个情节：主人公哥儿喝了朋友请客的一杯冰水，价值一钱五厘。之后有人在哥儿面前挑拨，说那朋友在背后说他坏话，哥儿马上想到了那杯冰水，第二天，就把一钱五厘扔到了那朋友的桌子上。他认为，虽然只是一杯冰水，接受这种表里不一的人的恩情，实在有损自己的面子。虽然只是破费他一钱五厘，但一钱也罢，五厘也罢，接受这种骗子的恩情，死了也于心不安。受别人的恩惠，默不作声，就表明尊重对方，看得起他的人品。自己喝的那杯冰水，本来自己付钱就可以了，但他却硬要争着付，弄得自己心里总感到内疚，这可是金钱买不到的。自己虽然无权无势，却有独立的人格。要自己低下头去接受别人的恩情，简直是一百万元的回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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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钱五厘让他想得如此多，如此有涉原则，这是中国人难以想象的。曾经，我们也有卫生工因为被冤枉偷了十元钱而自杀。舆论想到的是：她为十元自杀，不值。没有人想到那已经不是十元钱，而是关乎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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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渡户稻造在他的《武士道》里，说了一个极端的事例：有一个商人，出于好意提醒一个武士，说他背上有只跳蚤，竟被那武士劈成两半，理由是：“因为跳蚤是寄身于畜生身上的虫子，把高贵的武士与畜生等同看待，是不能容忍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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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在于，你身上到底有没有跳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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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头上写的长篇小说《移民》，里面有个日本人叫渡边，是白领，是我在日本期间再熟悉不过的典型的日本人。其实在当时，我就在随身带的笔记本里给他画了速写，其中心词就是“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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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致，并不只是“小”，把日本人的趣味理解成“小”是片面的。与其说日本人喜欢“小”，毋宁说日本人讲的是“精”，精到极致，不达完美绝不罢休，也就是“洁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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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喜欢嘲笑日本人，谓之“小日本”，得意于自己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殊不知，日本虽然地不大，但能够极其有效而且科学地利用；本土的物产不多，但却物质极度富足，而且全是优质的，不像中国那样，几乎没有一样食品让人放心。即使是军队，他们只有自卫队，但从武器到人员素质，都是极精良的。至于人，众所周知，日本人是世界上国民素质最高的国家之一。日本的精致，是着重于实质上的，不像中国人那样重排场，说是大而化之，其实是粗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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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日本人重实质，一定会有许多人出来反对。比如我前面提到的平江不肖生。在他的《留东外史》中，恰就写到了相反的例子。他引用中国武林高手郭子兰对日本剑道的批评：“日本射法流仪太多，闹不清楚，其实没有什么道理，拈弓搭箭，手法微有些不同，又是一个流派。”另一个叫黄文汉的，说得更刻骨一些：“大凡一样技艺，习得一多，就不因不由地分出流派来，其实不过形式罢了，精神上哪有什么区别？都是些见识少的人，故意标新取异地立门户。”哪里是重实质？分明是地道的形式主义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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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中国人，西方人也有类似的说法。法国人罗兰·巴特在他的《符号帝国》中，就用“套盒”来比喻日本文化特征。日本文化的本质就像日本传统工艺品——漆器套盒，从大到小，一个盒子套进另一个盒子，尽管里面空洞无物，但是盒子却很精美。他称说，这是“一种极端的艺术创作”，也就是包装的艺术。他说：“人们精心地运用那种制作技巧，运用卡纸板、木头、纸张、丝带的相互作用，一丝不苟地在上面画出几何图形……由于制作非常完美，这种外皮往往重复制作，你可以没完没了地拆开包装。这种外皮推迟了人们对里面物品的发现，里面的东西通常是无关紧要的，这恰恰是日本包装的一个特点，即里面的东西微不足道，它与外皮的那种豪华不成比例；一块糖，一块小豆糕，一件普普通通的纪念品，像一件珍宝那样显赫耀眼地包装在里面。这样一来，礼品似乎就是那个盒子，而不是里面装着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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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本人打过交道的人，很多都有类似的经历：接受日本人的礼品，看着掂着挺有分量，打开，是一层包装；打开包装，又是一层包装；再打开包装，仍是一层包装；最后终于看到礼品了，却是一把小扇子，或者一双筷子，或者一条手绢。确实是包装重于礼品，形式大于内容，正如罗兰·巴特说的，礼品是盒子。但是且慢，那扇子或筷子也并非不精美，也包括罗兰·巴特所说的糕点，日本的产品没有不精美的。罗兰·巴特所以感觉普通，我想可能是因为他原先的期待太高了，他觉得既然是礼物，就应该稍微贵重一些。但是日本人是不送贵重礼物的，不关日本人小气，也不关巴特贪心，如果要归咎，只能归咎于巴特所说的文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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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下，罗兰·巴特所说的漆器套盒，并非是日本专有，中国也有，而且日本的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只是西方人不知道，就好像他们一想到东方绘画，就想到浮士绘一样。我的家乡就有很多脱胎漆器，当年去日本，也带了几个去，送日本人。结果到了日本，不好意思拿出来了，同样的东西，人家做得精美得多。这就是日本人的产品。罗兰·巴特所见到的，也应该是这样的产品吧，即使只是作为包装。一个能够把包装盒做得如此精美的民族，内里的礼品，能做得不精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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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仍然有人不认可，那就是我所写的渡边先生。作为日本人，他最有发言权。他深陷在这样的精致之中，那是铺天盖地的网，那是沁入毛孔的风。是的，它是内容，也因此更令他欲罢不能。它成了深入骨髓的法则，不能越雷池半步。“水至清则无鱼”，我们可以想象，渡边在这种环境中如何奄奄一息。他努力突围，晚上去泡吧，去胡闹。但日本是个井然有序的国家，他的突围，只能是虚拟的，他被控制在这种法则中。疯狂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得照样去接受那种法则，尽管内心大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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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看到，形式又确实大于内容了。虽然渡边们都不认可这种束缚，但是他们又都遵守了，并且遵守得很好。于是我们看到整个日本社会对规则的绝对顺从，不这样，就被罢黜于日本社会。当形式大到能够吞噬内容了，其景象是多么的可怕。于是我们看到，即使有异端，也很快式微了，被阉割了，被同化了，被清洁化了。即使有人坚守着内心的独立，但又能坚守几何？心是会游移的，心靠不住，这点上，当代企图守住“底线”、“底线”却在步步调低的中国人，一定深有同感。哪怕是信仰，也是集体共同意识的产物，如果被共识为“异端”，没几个内心不打鼓、能够坦然的。而法则是明确的，也是容易把握的，只要符合一定的指标，甚至只是合格的程序，就可以被认可，就可以心安理得。哪怕是杀人放火，但只要语言干净，就可以被文明化。哪怕是强奸敌国妇女，只要有崇高的理由，就可以坦然行之（我的《移民》里就写到了这么一场日本军人对被占中国的妇女的轮奸：列队，排到了，向长官立正、敬礼，然后钻进帐篷，脱裤子。完事后，出来，再敬礼，俨然是执行了庄严的任务）。只要厘清“从西方人手里夺回亚洲”的逻辑，就可以越界侵占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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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是被确认为犯罪了，也可以通过仪式来洗罪。其实，日本人除“晨浴”外，还有一种洗罪的仪式，那就是沐浴戒斋，然后去神社举行禳祓仪式。经过这种仪式，犯了罪的人就清白了。对日本人来说，犯了罪，只要经过一次或多次的“晨浴”，就可以清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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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无所谓清白，无所谓罪恶，所谓日本人的“洁”，某种意义上只是“空洞”。空洞是极其可怕的东西，不问内容，只知形式，任何内容都可以装进这个形式里，包括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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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清洁本身就是滋长法西斯的温床。希特勒当年就是以清洁的名义施行屠杀的，“灵魂深处闹革命”，不也是一种“洁癖”吗？一切以清洁的名义，这是多么理所当然、理直气壮的理由啊！清洁，有多少罪恶假你之名！在追求清洁之下，潜藏着多少暴力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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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日本 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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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前在东京，听到日本男人当面夸奖女人漂亮，甚不可思议。要在中国，定被啐为“不正经”了。即便是情不自禁，也应该藏在心里的，所谓“发乎情，止乎礼”。当然，现在的中国也已不“止乎礼”了，甚至在男女关系上的大胆，比日本有过之而无不及。不知是不是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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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日本人好色，连西人都为之愕然。19世纪，有一个德国医生叫Siebold的来到日本，在江户近郊见到全裸的嫖客在妓院无顾忌进进出出，不禁瞠目结舌。他在他的《江户参府纪行》中这样记载：“妓院像餐馆一样同是日常生活必需品，白天公然进出于妓院，如同进出咖啡厅。”看日本的文学作品，更是白纸黑字证据确凿了，比如众所周知的《源氏物语》。其实在《源氏物语》之前，还有一部《伊势物语》，不过是和歌物语，不是叙事形式的传奇物语，但“色”的味道丝毫不差。《伊势物语》写的是贵族在原业平连同一些好色男女的风流账。据说这个在原业平是有名的风流美男，一共跟3733个女子有染。至于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男》等作品，更是直接以“好色”为名了。这些作品，甚至有个直截了当的称呼：好色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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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学乃至日本文化，确实有着“好色”的传统。但这“好色”跟我们理解的含义并非完全一致。“色”这概念，在日本是有个发展过程的。根据叶渭渠先生的说法，在公元8世纪的奈良时代，“色”，只是指色彩、表情；到了9世纪到12世纪的平安时代，“色”的概念有所发展了，被加上了华美、情趣等内涵，而“好色”，则是选择女性对象的行为，跟汉语中的意思并不一样，并不是指色情，而有着肉体和精神的一致性的内涵。所谓“好色文学”，就是以恋爱情趣为主要内容，探索人情与世相的风俗，把握深层的人性。这么一说，就不惊世骇俗了。世界上哪个地区，哪个国家、民族的文学乃至文艺，无论是欧洲的、阿拉伯的、非洲的，不是如此呢？这似乎还是文艺的本质特征。即便是传统中国，也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只不过在日本人这里，被推到了极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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