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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伎里的女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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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只是男人“色”男人，并不是“男色”的全部。其实，“男色”这概念一直很含混。按中国《汉语大词典》的释义，“谓男子以美色受宠”，又说，“后指出卖色相的男人”。这都没有说明白“宠”与“买”的主体。也许是因为没必要说清楚，中国是男权社会，女人是没有主动权的，这主体理所当然就应该是男人。就连鲁迅，也只看到了“表面上是中性，骨子里当然还是男的”。但其实也有例外的，比如当女人掌权的时候，比如武则天宠冯小宝们。当然这在传统中国是特例，但是渐渐也不是特例了，还可以变换着面目“宠”和“买”，比如女人们的看“男人扮”。这其实是个男人，男人扮成了女人，表面上看，我看的是女人，并不违反纲常，但其实心里想着的是这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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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开放，后来就更大胆些了。比如女人看足球，其实大多是看踢足球的男人，女“球迷”“迷”的是“人”，而不是“球”。至于看“超男”，则是明目张胆指点江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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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色”男人，在日本早就有之，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女》里的“好色”，就是女“色”男。女主角天性好色，纵横色界，凭借天生丽质及幼时良好家教培养出来的好气质，无往而不获。但随着年龄日增，容颜日衰，就不得不降格以求了。中国的文学，是男人站在自己性别的立场，写男人“色”女人的事，其中对女人的情欲描写，多是臆测乃至于恶测。井原虽然也是男人写女人，但是却写得比较客观。当然这该归功于日本文学的传统，日本文学的最初写作者往往是女人，写《源氏物语》的紫氏部是女人，写《枕草子》的清少纳言也是女人，女人写女人，就比较客观。当然当她们看男人，那目光也难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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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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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人物图（奥村政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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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要面临女人的目光，当然也面临同胞男性的目光。在这种种目光之下，不检点自己的形象是不行的，于是就得化妆。按一般的印象，武士是粗犷的，但是日本的武士也是化妆的。《叶隐》的作者山本常朝认为，为了容貌的适宜，武士“最好要不断地照镜子”，“胭脂之粉，还是经常装入怀里的比较好，倘若遭遇万一，于醉醒或睡醒之时，脸色有时会一塌糊涂。”他描绘道，五六十年前的武士，每天早晨起来，首先做的事就是沐浴，然后剃净月代，梳理好发型，往头发上喷香，修剪手足指甲，用浮石打磨平滑，为了使它艳若光鲜，再用金色草涂抹，时刻谨慎自己的起居坐卧举止。他自己也花费了很多时间这么做，因为“武士的工作，就是些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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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死，也要死得漂亮。如果是很邋遢的样子战死，那么这武士平素的觉悟就值得怀疑，他会被敌人轻视，被敌人鄙贱，所以身体的教养要好自为之，化妆是作为武士的修养。听说日本女人把化妆看作对人的尊重，是一种修养，却不知道大男人也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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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一生两件事：功业，女人。有的男人为了功业，荒废了对自己形象的整理，邋邋遢遢；而有的男人则是为了女人，堕落得骨头酥酥，一身脂粉气。如何把这两者统一起来？就用“美”。这种美意识也体现在了武士的武器上。欧洲的骑士们也有武器，那武器大多只是考虑到实用，想方设法防身杀敌；中国越王勾践的青铜剑，虽然剑身有规则菱形暗格花纹，剑柄正面镶蓝玻璃，背面镶绿松石，但也没有日本武士的刀来得唯美。当年的佐贺藩的武士，连毛毯如何使用都不知道，可是进攻大阪城的时候，穿的战盔是用香熏的。我们还可以在《平家物语》中看到，出征一之谷战役的梶原源太景季，将一枝梅花插在铠甲的背上。这时候的武器，已经超越出了战斗的血腥，与其说是武士使用武器来制敌，毋宁说是敌人使武士发现了武器的瞬间之美，他穿透了这一瞬间，把握了美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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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瞬间之美，就想到了樱花。樱花花期虽短，但是当开则开，艳美异常；又当灭则灭，刹那寂灭，用寂灭把美瞬间定格了。三岛由纪夫就憧憬这种“瞬间美的闪光”，这种向死而生。他说：“存在的确证，只能通过存在被破坏的瞬间、死亡的瞬间来得到保障。”他也以武士的方式切腹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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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最初的樱花只有白色的，武士们喜欢在樱花树下剖腹，樱花树下血流成河，从此樱花就开出了红色的花。樱花的花瓣越红，说明树下的亡魂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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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武士，花是樱花。”樱花是男人的花，武士是花一样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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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日本 [:1702275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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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日本 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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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事记》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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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降到岛上，树起“天之御柱”，建立起“八寻殿”。于是伊邪那歧命问他的妹子伊邪那美命：“你的身体是怎样长成的？”她回答：“我的身体已经完全长成了，只有一处没有合在一起。”伊邪那歧命说道：“我的身体也都长成了，但有一处多余。我想把我的多余处，塞进你的未合处，生产国土，你看怎样？”伊邪那美命回答说：“这样做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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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土就这样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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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各个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世记传说。这些传说，很多都跟男女之事有关。西方的是亚当夏娃，已经很著名了；中国的创世记神是女娲，但女娲造人是跟男女无关的，她只是自己捏泥巴，这体现了汉民族的禁忌。但跟汉民族交往密切的其他少数民族，他们的女娲故事里还有一个男人，就是伏羲。女娲和伏羲是兄妹，他们要结合，但这分明是犯禁的，于是就让老天来定夺，对天咒曰：“天若遣我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烟合，于是他们行事，是天意，于是无关罪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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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因为一次犯禁，就认为自己永远有罪，中国人也羞羞答答，遮遮掩掩。日本人则不需要寻找托词，也没有罪恶感。往好里说，是坦诚，往孬里说，是“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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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日本人“好色”，但似乎也并不尽然。我曾说过日本男人见到女孩子漂亮，会直截了当加以赞美的，不觉得这是“不正经”，而觉得是坦诚。但高桥敷《丑陋的日本人》里面却又说，日本人对于外国人的直露表达方式颇有微词，他们通常不很轻易表达自己的爱，似乎又不坦诚了。其实坦诚不坦诚，是一个相对的问题。人不能都坦诚，也不能都不坦诚，即便是阴谋家，也有暴露自己的潜意识冲动。爱伦·坡有篇小说就写了这种情形：罪犯一方面掩盖自己的罪行，另一方面又难以抑制地自我暴露。即便设想人是完全理性的，也有各种因素的掣肘，不能都占其好，必须取什么，舍什么。实际上，日本人的为人处世是有一套“义理”原则的，看重什么，不看重什么，何为先，何为后，有个权衡的层次。在芥川龙之介《竹林中》里，强盗多囊丸和新娘真砂本来应该竭力逃脱杀人的责任，却都说是自己杀了武弘；而被杀者武弘本来应当恨不得法办了杀他的人，可他却也说是自己杀了自己。看似不合常理，但这是被“义理”原则所支配的。虽然人人都知道生命的重要，杀人者害怕偿命，被杀者祈求伸冤，但是这种愿望如果跟更重要的原则相冲突，就不得不舍弃了。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人想要得到什么，就得舍弃什么，比如日本人不能随地吐痰，但随地小便却似乎无所谓。这正应了我的家乡对日本人的评价：“有礼无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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