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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本人打过交道的人，很多都有类似的经历：接受日本人的礼品，看着掂着挺有分量，打开，是一层包装；打开包装，又是一层包装；再打开包装，仍是一层包装；最后终于看到礼品了，却是一把小扇子，或者一双筷子，或者一条手绢。确实是包装重于礼品，形式大于内容，正如罗兰·巴特说的，礼品是盒子。但是且慢，那扇子或筷子也并非不精美，也包括罗兰·巴特所说的糕点，日本的产品没有不精美的。罗兰·巴特所以感觉普通，我想可能是因为他原先的期待太高了，他觉得既然是礼物，就应该稍微贵重一些。但是日本人是不送贵重礼物的，不关日本人小气，也不关巴特贪心，如果要归咎，只能归咎于巴特所说的文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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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下，罗兰·巴特所说的漆器套盒，并非是日本专有，中国也有，而且日本的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只是西方人不知道，就好像他们一想到东方绘画，就想到浮士绘一样。我的家乡就有很多脱胎漆器，当年去日本，也带了几个去，送日本人。结果到了日本，不好意思拿出来了，同样的东西，人家做得精美得多。这就是日本人的产品。罗兰·巴特所见到的，也应该是这样的产品吧，即使只是作为包装。一个能够把包装盒做得如此精美的民族，内里的礼品，能做得不精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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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仍然有人不认可，那就是我所写的渡边先生。作为日本人，他最有发言权。他深陷在这样的精致之中，那是铺天盖地的网，那是沁入毛孔的风。是的，它是内容，也因此更令他欲罢不能。它成了深入骨髓的法则，不能越雷池半步。“水至清则无鱼”，我们可以想象，渡边在这种环境中如何奄奄一息。他努力突围，晚上去泡吧，去胡闹。但日本是个井然有序的国家，他的突围，只能是虚拟的，他被控制在这种法则中。疯狂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得照样去接受那种法则，尽管内心大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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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看到，形式又确实大于内容了。虽然渡边们都不认可这种束缚，但是他们又都遵守了，并且遵守得很好。于是我们看到整个日本社会对规则的绝对顺从，不这样，就被罢黜于日本社会。当形式大到能够吞噬内容了，其景象是多么的可怕。于是我们看到，即使有异端，也很快式微了，被阉割了，被同化了，被清洁化了。即使有人坚守着内心的独立，但又能坚守几何？心是会游移的，心靠不住，这点上，当代企图守住“底线”、“底线”却在步步调低的中国人，一定深有同感。哪怕是信仰，也是集体共同意识的产物，如果被共识为“异端”，没几个内心不打鼓、能够坦然的。而法则是明确的，也是容易把握的，只要符合一定的指标，甚至只是合格的程序，就可以被认可，就可以心安理得。哪怕是杀人放火，但只要语言干净，就可以被文明化。哪怕是强奸敌国妇女，只要有崇高的理由，就可以坦然行之（我的《移民》里就写到了这么一场日本军人对被占中国的妇女的轮奸：列队，排到了，向长官立正、敬礼，然后钻进帐篷，脱裤子。完事后，出来，再敬礼，俨然是执行了庄严的任务）。只要厘清“从西方人手里夺回亚洲”的逻辑，就可以越界侵占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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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是被确认为犯罪了，也可以通过仪式来洗罪。其实，日本人除“晨浴”外，还有一种洗罪的仪式，那就是沐浴戒斋，然后去神社举行禳祓仪式。经过这种仪式，犯了罪的人就清白了。对日本人来说，犯了罪，只要经过一次或多次的“晨浴”，就可以清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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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无所谓清白，无所谓罪恶，所谓日本人的“洁”，某种意义上只是“空洞”。空洞是极其可怕的东西，不问内容，只知形式，任何内容都可以装进这个形式里，包括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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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清洁本身就是滋长法西斯的温床。希特勒当年就是以清洁的名义施行屠杀的，“灵魂深处闹革命”，不也是一种“洁癖”吗？一切以清洁的名义，这是多么理所当然、理直气壮的理由啊！清洁，有多少罪恶假你之名！在追求清洁之下，潜藏着多少暴力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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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日本 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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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前在东京，听到日本男人当面夸奖女人漂亮，甚不可思议。要在中国，定被啐为“不正经”了。即便是情不自禁，也应该藏在心里的，所谓“发乎情，止乎礼”。当然，现在的中国也已不“止乎礼”了，甚至在男女关系上的大胆，比日本有过之而无不及。不知是不是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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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日本人好色，连西人都为之愕然。19世纪，有一个德国医生叫Siebold的来到日本，在江户近郊见到全裸的嫖客在妓院无顾忌进进出出，不禁瞠目结舌。他在他的《江户参府纪行》中这样记载：“妓院像餐馆一样同是日常生活必需品，白天公然进出于妓院，如同进出咖啡厅。”看日本的文学作品，更是白纸黑字证据确凿了，比如众所周知的《源氏物语》。其实在《源氏物语》之前，还有一部《伊势物语》，不过是和歌物语，不是叙事形式的传奇物语，但“色”的味道丝毫不差。《伊势物语》写的是贵族在原业平连同一些好色男女的风流账。据说这个在原业平是有名的风流美男，一共跟3733个女子有染。至于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男》等作品，更是直接以“好色”为名了。这些作品，甚至有个直截了当的称呼：好色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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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学乃至日本文化，确实有着“好色”的传统。但这“好色”跟我们理解的含义并非完全一致。“色”这概念，在日本是有个发展过程的。根据叶渭渠先生的说法，在公元8世纪的奈良时代，“色”，只是指色彩、表情；到了9世纪到12世纪的平安时代，“色”的概念有所发展了，被加上了华美、情趣等内涵，而“好色”，则是选择女性对象的行为，跟汉语中的意思并不一样，并不是指色情，而有着肉体和精神的一致性的内涵。所谓“好色文学”，就是以恋爱情趣为主要内容，探索人情与世相的风俗，把握深层的人性。这么一说，就不惊世骇俗了。世界上哪个地区，哪个国家、民族的文学乃至文艺，无论是欧洲的、阿拉伯的、非洲的，不是如此呢？这似乎还是文艺的本质特征。即便是传统中国，也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只不过在日本人这里，被推到了极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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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这民族的长处之一，就是什么东西在它手里，都被发展到了极致。比如从中国来的茶道、花道，在中国人这里，无非是喝茶活动、插花艺术，至多是修身养性，到了日本人手里，就变成了“道”。又比如从西方来的电器。“好色”在日本，也是如此。日本古代甚至有“好色家”。“好色”成了家，听起来就匪夷所思。“好色家”并不是谁都能当的，必须符合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和歌的名手。当个名人，已是不易，那些“追星族”一定能深切体会的。这还不够，还必须具有“礼拜美”。什么是“礼拜美”？就是在一切价值中以“美”为先。这更不容易。现在许多明星，只能做到人前“美”，在台上，在镜头前，憋住几十分钟或几个小时，化着妆，取个特定视角，端着个神采、礼仪，下去之后是怎样的呢？狗仔队偷拍到的他们日常状态，往往让人失望。套用一个耳熟能详的句式：一个人在人前“美”一“美”并不难，难的是在一切时候“美”。这一点，“好色家”是要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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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色”，在日本人的精神意识中是根深蒂固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改变它。即便是宗教，比如佛教。佛教在日本可谓势力强大的，明治维新时期，政府企图以推广基督教来抵制佛教，也没有动摇过佛教的地位。公元6世纪，佛教传入日本，按一般的推断，“色”该寿终正寝了，然而却没有。佛教在日本衍生出了许多宗派，这些宗派却几乎都打破了佛教中禁欲的戒律，其中就有“戒色”。有趣的是，很“色”的浮世绘的“浮世”，恰是来自佛语，颇有“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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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僧侣是可以食人间烟火的。小说家村上春树的父亲就是佛门弟子，生下了这个著名的儿子。据说在公元11世纪的时候，摄政的关白有个女儿，爱上了净土真宗的亲鸾小师傅，父亲甚是支持，可是对方是出家人，明摆着是不可能的事。关白就找来亲鸾的师父法然上人，问：“我今在家，上人出家，我们同是念佛，是否功德同等：同生西方，同了生死？”法然上人自然点头。关白便道：“既然出家在家念佛同等，那么就请上人命令高足亲鸾与小女结婚！”法然无话可说。自此以后，净土真宗的徒子徒孙都跟着沾光了。当然其他宗派仍然在死守着，但是口子已破，只是时间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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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江海有时山，世外道人名利间。夜夜鸳鸯禅榻被，风流私语一身闲。”这首《梦闺夜话》，是“破戒不惭的狂僧”一休的生活写照。“一休哥”在他七十八岁高龄，遇到了一个盲女，有了感情，他索性让自己从此坠入爱河。他还写情诗袒露自己的爱情生活，宣称“淫酒淫色亦淫诗”。这比那个把女孩抱过河的中国和尚冒渎多了，日本人真能把事情推到极致。也许，到了极致，才到了境界。这才是到了境界了，“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才是根本。宗教的根本精神是反体制、反世俗的，在这个根本里，坦荡与好色并不矛盾，“真”与“美”恰是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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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不明白梅兰芳美在哪里。据说他幼年相貌平平，小圆脸，眼皮下垂，无神，还常迎风流泪，秦老太太为他下过评语：“貌不惊人！”其实何止是幼年，他一辈子也没有漂亮过。作为男人，即便是留了胡子，也不够男人气；在舞台上扮女人，如果撇开演技，那模样也无论如何不算美女，既不水灵，也不轻盈，其妩媚也是怪怪的。也许艺术这东西，就是怪怪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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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梅兰芳到了日本，引起了轰动。当然日本人是爱艺术的民族。明确地说，日本人有着这种审美取向。从日本回来的鲁迅先生对这点是有点明白的，所以他说：“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所谓“男人看见‘扮女人’”，其实就是男人把对方这个男人作为女人，类似于男同志中的“1号”对“0号”。在日本，这种事并不鲜见，随手拈来的就是若干年前火暴的大岛渚的《御法度》。大岛渚搞了“异色”的《感官世界》，多年后又搞了个“男色”，再一次震惊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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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世界各国也都有这种事，包括中国。在明代，甚至到了泛滥的地步。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日本最早的关于同性恋的描述，是成书于720年的《日本书纪》，其中第九卷就有神功皇后二月条小竹祝和天野祝的故事，是汉文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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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南诣纪伊国，会太子于日高，以议及群臣。遂欲攻忍熊王，更迁小竹宫。适是时也，昼暗如夜，已经多日。时人曰：“常夜之行也。”皇后问纪直祖丰耳曰：“是怪何由矣？”时有一老父曰：“传闻，如是怪谓阿豆那比之罪也。”问：“何谓也？”对曰：“二社祝者，共合葬欤。”因以令推问巷里。有一人曰：“小竹祝与天野祝，共为善友，小竹祝逢病而死之。”天野祝血泣曰：“吾也生为交友，何死之无宜同穴乎！”则伏尸侧而自死。仍合葬焉。盖是之乎。乃开墓视之，实也。故更改棺衬，各异处以埋之。则日晖炳爃，日夜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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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男色”之风来自于中国。公元9世纪，密宗大师空海入唐求法，将唐朝佛教寺院里的“男色”风气传入日本。空海还将此道传给了他的弟弟真雅僧正，真雅僧正于是又跟平城天皇皇孙有染，这个皇孙，就是那个美男在原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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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来有“男女之大防”，即便是开放的唐朝，至少在佛教界，也是有所忌惮的。空海在大唐，其所受的煎熬可想而知。但是这世界上没有绝对可禁的东西，人心是活的，活人不能被尿憋死，“条条道路通罗马”。不能以“女”为“色”，就以“男”为“色”。“男色”往往产生于“色”禁森严的寺庙、军队，乃至道貌岸然的宫廷。朱元璋之前朝廷大多设有官妓，朱元璋认为官员狎妓破坏政事，遂下令禁止，于是渐渐的男色就盛行了。“男旦”也就是在这时候产生的。其实，日本歌舞伎中的男扮女，也是源自于禁忌。阿国创建了歌舞伎，京都、大阪一带就出现了“游女歌舞伎”，除了演剧，还从事卖淫，于是当时的德川幕府就公布了禁止女人演戏的法律。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女人不让演，就男人来演，由年轻貌美的男子扮演女人的角色，叫“女形”，这就是“若众歌舞伎”，照样做那种事。当初是被禁没有办法的，后来竟乐于此道了，倒开辟了福柯所说的新领域，还时有殉情、私奔的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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