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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管？“天”来管。所以夏目漱石提出了“则天去私”。“私”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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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天”？夏目漱石本人没有作出具体阐释，后来学者们也各有各的诠释，至今没有个定论。但按夏目漱石深厚的汉学底子，我们不妨从中国的“天”里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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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天”，是个模糊的概念，但又包罗万象，可以包括“自然之天”、“主宰之天”、“义理之天”、“命运之天”。“自然之天”是中国人所生活并且思考的天地，中国人观念中是没有天外之天的，即便有，也与我无关，所以“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所以，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既没有六天创世的上帝，也没有救赎人类的神人耶稣，更没有超越人世的天堂，只有这载满幸福和苦难的天下人间。当然中国人也曾相信有“主宰之天”的，但随着殷周时的上帝的远去，“主宰之天”已渐渐泯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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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天”就是对天道、对宇宙法则的猜想和寻求。但这种猜想和寻求，并没有将客观世界对象化，并没有发展到对其认知，而只是把自己跟客观世界混在一起。于是儒家从孟子开始，就走上了尽心知性，也就是“知天”的道路，希望人道契合天道，以德配天，这样，天道也就被染上了浓重的社会人伦色彩了。天意人心合为一体，相互发明，这就形成了“义理之天”。这“义理之天”也到了日本，《从此以后》里的崇尚“自我”（真正的自然）的代助，遭遇的就是与“义理”关系的问题。小说家武者小路实笃说：“漱石先生在《从此以后》中表现的思想，主要是自然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向人波及了如何的力量。违背了自然的力量，人的内心得不到安慰；违背了社会的力量，人得不到物质性的安慰。人必须服从自然的命令，可违背社会规范却又只会灭亡。于是，很多情况下，服从自然便遭受社会的迫害，造成外伤；服从社会又会遭受自然的惩罚，造成内伤。人究竟怎样活着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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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只剩下了“命运之天”了，相信潜藏着一种难于参透又不可抗拒的法则，“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所谓命运，只有信时才有，信什么就是什么。那时代的日本人信什么呢？我们同样看夏目漱石的作品，《三四郎》里有一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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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人真漂亮啊。”男子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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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郎没什么可答的，只是表示同意地“嗳”了一声，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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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很可怜啊。”于是，这个长着胡子的男人说：“这副长相，这么无用，即使日俄战争打赢了上升为一流强国，也是无济于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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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将来日本也会渐渐发展吧。”三四郎辩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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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男子装模作样地说：“将会亡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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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化过程中，日本出现了一些很伤民族自尊心的论调，比如“日本没有历史”等等。当时文部大臣森有礼甚至还提出让日本人跟西洋人通婚，来改善日本人的人种。这种自惭形秽的心理，夏目漱石不能说没有。实际上，夏目漱石在英国的不适应，就是他骨子里的民族尊严受到了挑战。他于是最终把原先信奉的英国文学是世界的，降为英国文学是跟日本文学一样的“地方文学”。他认为：“我们日本人”因文化背景不同，自然不可能和英国人完全一样地欣赏英国文学，这固然有令人遗憾的一面，但也未必全是坏事。因为如此一来，“我们日本人”反倒可以不受英国这一地方性的、历史性的趣味的束缚，而有可能从另外的角度评价英国文学。所以日本人在研究英国文学时，完全没有必要感到比英国人矮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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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夏目还用平等主义来阐释惠特曼。平等，本来是来自西方的概念，当然我们也可以辩解说东方也有，比如中国就有，但那是偷换了的，这是东方人在耍小聪明。夏目也耍小聪明，拿平等主义为我所用。在《文坛上的平等主义的代表者》中，他说惠特曼的平等主义包括时间的平等、空间的平等、人的平等和自然界万物的平等，所谓时间的平等，指的是不要一味崇拜古典；空间的平等指的是“非洲的沙漠和伦敦的繁华都有同等的权利进入诗歌”，所有的民族和国家是平等的；人跟人之间虽然存在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差异，但不应该有身外的门阀和贫富的差别，人人都是平等的；自然界万物也是平等的。表面上说，这是在抵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是到他把英国文学也降为跟日本文学“平等”的“地方文学”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他的用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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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目漱石后来回忆说，许多人“那时只要是西洋人说的话就盲目崇拜，并以此自得。因此，开口便讲片假名胡乱吹嘘的人比比皆是。”但这并不表明夏目漱石嘲弄日本人只模仿西洋的“表”。如果日本真的完全洋化了，夏目漱石是否就赞许呢？未必。这是“被现代”民族的宿命。鲁迅就曾意识到中国这个落后国家在“被现代”过程中的危险，要现代化，就得面临外来压力；要抵抗外来压力，就又得把传统捡起来。至今中国仍处在这样的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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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抵制崇洋媚外的风气，夏目漱石认为，有必要加强日本的传统文化教育。在《中学改良策》中，他基于“独立”、“平等”的理念（仍然是“独立”，还有“平等”，但我们已经知道，那已经不是那么回事了），指出“教育只为受教育者而实施，培养其固有的才能，涵养其天赋特性，提高其修养”，不能将教育放在这以外的目的上。但同时他又说，这样的教育固然好，但在当时还显得过于理想化，就日本所处的受列强威胁的状况看，还不能断然“废弃国家主义的教育”。当然这里的“国家主义”，跟当时日益高涨的国粹主义及将国家利益绝对化的“国家主义”还是有所不同的。1911年，他还拒绝接受政府授予的博士称号，认为这是国家权力干涉学术，这可以证明他的清醒。日本在明治二十二年（1889）已经颁布了《帝国宪法》，确立天皇在国家体制中的绝对君主地位，但夏目漱石在这里只字不提天皇，模糊天皇在教学实践中的地位。在《我的个人主义》里，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有人主张现在的日本需要国家主义。并且不少人主张不蹂躏个人主义，国家就会灭亡。但是绝不会有如此傻的事情。”确实，他不在乎天皇。1916年7月20日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话：“今晚看到天皇重病的号外。号外上说天皇因尿毒症已陷入昏迷状态，并告知大家因天皇病危，传统的开山活动停办。天皇还没去世没有必要停办民间活动，因天皇生病而波及到一般百姓的生活，真为当局者的无知感到震惊。”但是百姓毕竟是日本的百姓，日本又是需要振兴的日本，靠什么振兴？只能靠天皇。夏目漱石应该也清楚这是回避不了的。“主宰之天”在这里似乎复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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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乎天皇，但不能不在乎有益于皇国的方针政策。1909年9月2日至10月17日，因“国策”而应运诞生的“满铁”的总裁中村，邀请夏目漱石到中国东北及朝鲜访问，历时四十六天。夏目漱石去了，固然有无法推脱的因素，从他回来写的游记中，也看出他有意回避直接描述见闻，但是在日记里，仍然有着对“荣光的明治”的沾沾自喜。1904年，他还写《从军行》，歌颂日本打败俄国，认为俄国是西方列强的代表，打败了它，就是打败了西方。日本近代史上有两场大大增强日本人自信力的战争，一场是甲午战争，一场是日俄战争，前者让日本人不再敬畏中国，后者让日本人不再害怕西方。夏目漱石也迷失在了日俄战争所带来的自豪感中。固然，作家可以反叛自己的祖国，但是一个卖国的灵魂又无法面对文字的审视。夏目漱石对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时代，既恨又爱，爱得深，因此也恨得切；也因为恨得切，难免有“恨铁不成钢”的不择手段。但是这样又跟文学精神相背离，这是难以闪避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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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吧，一个杰出的作家就是永远处在困境中。之所以杰出，就因为他足够矛盾，足够痛苦，因此足够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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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日本 罗生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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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我住在东京洗足池，常去附近的一家图书馆搜集资料。有一天，图书馆一楼放映厅放映电影《罗生门》。这部黑泽明导演的电影，在中国国内时常听提及，特别是其中的蒙太奇片段，几乎成了经典的范例。但就是没机会看到影片。果然精彩！包括光影的运用，阳光从树丛中漱漱泻下来，就连黑白胶片也成了独一无二的选择。当时我仍处在对电影的迷恋期，异常感动。这也许跟我早年学画有关，对画面的感觉强于语言。我一直觉得，文字如何绘声绘色，诸如“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跟直接的声画比起来，也不过是捕风捉影、隔靴搔痒。大学时代的后期，我的兴趣终于从文字中溜达出来，转向了能够具体传达声画的电影。作为中文专业的学生，我的本科学位论文居然是关于蒙太奇与长镜头的。我还想当导演，乐此不疲地写分镜头剧本，设计镜头画面，还试着给影片配乐。但是我也清楚，当导演只是我的白日梦。那时电影学院毕业的都没有拍片机会，而我连小说也都没地方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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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生门》是根据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竹林中》改编的，被黑泽明拍成了电影，标题也改了，叫《罗生门》。我当时还没读过这小说，我的大学教科书上，日本现代作家只有小林多喜二。即便是后来，文学界谈的也只是获得了诺贝尔奖的川端康成，以及被误读了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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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罗生门》也是芥川龙之介的另一篇小说，说的是战乱年代，一个破产农民被迫走上行盗的道路。但他体弱胆小，而且还有羞耻感。他到一个刚刚发生过大战役的城门，想在战死的尸体上找一些财物，发现一个老妇人正在拔一个女尸头上的头发。他冲上去指责对方连尸体也不放过，老妇人答：“你以为她生前是个善人吗？她可是把蛇晒干了当成鳝鱼来卖。”他有所醒悟，就也抢了老太婆的衣服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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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是一个佛教故事，被移植到了日本。那城门，就叫罗生门。芥川龙之介这样描绘罗生门的景象：“荒芜不堪的罗生门下，被狐狸当成栖身之处。盗贼也住了进来。最后，甚至衍生出把没人认领的死尸抛弃在城楼的习惯。因此，夕阳西下后，人们都惧怕这一带，没人敢在城门附近走动。”据说在京都，原来确实有这么一道门。我当年去京都，有心去造访一些耳熟能详的场所，比如川端康成笔下的平安神宫、祇园，比如三岛由纪夫笔下的金阁寺，甚至谷崎润一郎喜欢的“童子”饭馆，不点电灯，只点蜡烛，当然是不可能存在了。还有就是罗生门。罗生门更不可能存在，但日本人说，它确实存在过，不过是后来毁于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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