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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骗,是自己确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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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心理学家曾经运用基因测试的方法,为二百起案件的被告提供有利的证据。因为证人的错误记忆,罗纳德·考顿被剥夺了十一年自由,而基因测试表明,二十二岁的原告的确回忆错了,导致她相信考顿就是强奸她的歹徒。而在另外一起案件中,因为五名证人都记错了,导致他们全部指认被告是杀害一名九岁女童的凶手。这是我在写作最新长篇《大势》时偶然看到的资料。《大势》写的就是关于记忆,我的整个构思被打乱了。大凡一个作家写作,最终总是要说出所以然来,但是我发现自己说不出来了。怀疑情绪完全淹没了我,最后竟到了无法收场的地步。这大概是后现代时代知识分子特殊的困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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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的日本才走在现代化进程中,芥川却看到了“后现代”的景象,所以他必须死。相比之下,“后现代”作家们常常好好活着,他们甚至没有前代作家的不安。当然当个改编者也好得多,比如黑泽明,在《罗生门》最后,樵夫成了个可信的叙述人,他回归了人性,说出了真相。所以黑泽明虽然也很焦虑,但仍然长寿,芥川龙之介却只能短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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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芥川龙之介也可以长寿的,他完全没必要这么处理《竹林中》。他可以学黑泽明,让一个人说出真相,那么其他所有撒谎者都会变得微不足道,就像我们提倡的小说中应该有“光”一样。无论写得多么黑暗,只要有个光明的尾巴,一切都被蒙上了希望,就好像糊上了窗户纸一样。他为什么不这么做?芥川自杀后,日本举国震惊,评价他身上具有“日本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一面”。之所以“优秀”,就因为他不能自欺欺人。在他自杀的1927年,中国也有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自沉于昆明湖,他就是王国维。他为什么自杀?至今人们还议论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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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还有一个著名人物去世,他就是李大钊。但他是被抓去枪杀的。他不愿死,因为他要改造世界,他有理想,有目标,而且已有行动。因为李大钊首先是个革命家。这就是革命家和知识分子的区别。革命家确信,知识分子怀疑。芥川龙之介如此,他的老师夏目漱石也是如此,“中国的夏目漱石”鲁迅,不是也如此吗?现在想来,鲁迅所处的时代,无论精神生活还是物质生活,其实都并不错,五四时期自不用说,三十年代,中国的现代化初露端倪。夏目漱石所处的时代似乎更好:明治时代。芥川的时代也不错。可是他们却无论如何的要怀疑。其实,导演也更类似于革命家,他目标明确,他知道要创造怎样的效果,他挽起袖子干,他相信只要努力,就可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即便“艺无止境”,也只是技术层面,可以通过努力达到的。而作家却不相信。现在想来,1993年我看《罗生门》时,还太浅薄了。比如我还相信正义,相信真理,相信人间正道,相信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我记得回来前,一个中国人同学在新桥车站前的一家小店为我饯行,他说:“你回去了,日本会成为你永远的痛。”我还是回来了。我想我虽然无法当导演,我可以当作家。虽然我仍不知道哪里会发表我的小说,但是我仍然写。现在终于当成了作家了,却看到了“风月宝鉴”背面的骷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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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设想,自杀前的芥川龙之介是预感到了“风月宝鉴”背后的骷髅了。他对一个朋友写下了这几个字:“模模糊糊不安”。“模模糊糊不安”,这也许是作家特有的预感?非画面的文字的不确定性,是否也是一种“模模糊糊”?我记得二十七年前我写了第一篇小说《坟墓》,就是类似《抓痒》中的那种绝望,让我的老师孙绍振匪夷所思。确实,当时我十八岁,并没有经历过婚姻生活,连女朋友也没有,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也没有读《竹林中》,我完全不知道芥川龙之介。我只是愤世嫉俗之下妄加推断。我曾经偏激地说过,凡事不妨想得坏些,最后都会证明是对的。作家是对未来有着超验预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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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前,我妄言世界是什么样子,二十多年后,世界真是什么样子了。现在我妄言未来,是否仍会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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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不是我妄言,而是世界的内核本来就是这样。不是预感,是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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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日本 你们有罪吗?反正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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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宰治诞辰一百年了。从日本到中国,都在纪念。但我总想,应该纪念的是太宰治的死,而不是他的生。当然他才死了六十一年,要等到百年,等不及了。这时代,对未来有什么好设计的?也无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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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宰治是不要生的。他一生最精彩的作品,就是一次次的自杀。第一次是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当时他还是高中生,追随他崇拜的大作家芥川龙之介,用与芥川同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是服安眠药自杀,可惜的是,芥川龙之介给了自己足够的安眠药,太宰治吞下的安眠药却远远不够,只比平时多吞了几粒,剂量还不到致死量的十分之一,他没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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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1月,他再次自杀。和银座咖啡馆一个十九岁的女招待田部目津子同居三天后,在镰仓的七里滨海岸双双自杀。仍然是吞安眠药,这一次,他吞下的安眠药的剂量仍然未达到致死量,仍没死成。他被救活了,田部目津子却真死了。这下惨了,他还以“教唆自杀罪”被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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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第五次,1948年6月13日,他才顺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仍然和他的情人一起自杀,那女孩叫山崎富荣,他们在东京西郊投河。时值梅雨季节,搜救困难重重,直到六天后,人们才在井之头公园里的一座桥下发现了他们的遗体。好像是命运的安排,这一天,正是太宰治三十九岁生日,他终于给自己的生命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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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圆满”,是以日本人观念而言的。中国人总不理解,日本人怎么如此轻生?在讲求现世快乐的中国人看来,死了,一切都完了,一切以生为先,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按中国人的理解,自杀是求生不得,才求死的,而日本人则是不求生。日本人将生的世界看成“秽土”,将死的世界看成“净土”,死是从“秽土”到“净土”,没有理由不欣然前往。我们看到了一大串的赴死的日本作家的名单:北村透谷、有岛武郎、芥川龙之介、牧野信一、田中光英、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当然还有太宰治。我们还看到日本人自杀的惊人数据。但是个中有所不同,比如太宰治。太宰治自杀,好像是求死,但似乎也是求生的,甚至很求生。他每次自杀,其实都是因为求生的破灭。第一次是对他崇拜作家的模仿秀,模仿崇拜者而死,是求死,但更是求生。大凡追星者,都有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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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宰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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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因为跟女招待同居,被家里“分家除籍”了,断了生活来源,从而太宰治去寻死。当然也跟他当时在学校的处境有关:他不懂法文,仅凭对法国文学的憧憬,就去读东京帝国大学法文系,结果他不但听不懂讲课,还因栽进“左翼”运动荒废了学业,不断被留级。据说在他毕业接受口试时,一名教官嘲弄他说:要是他可以说出老师的名字就让他毕业。然而经常旷课的他却连一个教师的名字也说不出来。叛逆,是求生还是求死?要看具体情况,当一个社会思潮以叛逆为荣时,它就是求时髦,就是求生。20世纪六十及八十年代的中国,以求死而求得精神上的生。而现在年轻人的叛逆,则是生死通吃。在那期间,他还接触到了酒、香烟、陪酒女。沾染恶习是生还是死?当然也是生。我曾说过,恶习是养人的,所有恶习都晓以生的意义,让人陶醉,给人生的诱惑。有一个段子:一个人跑去看医生,说:医生,我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也不玩女人,我能长寿吗?医生答:那你还长寿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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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更是求生了,因为不能获得他认为的一个作家成功的标志的“芥川奖”。1935年,太宰治在《文艺》上发表短篇《逆行》,入围第一届“芥川文学奖”。但评委之一的川端康成对《逆行》提出批评,导致他落选。他对川端恨得咬牙切齿,愤怒反击,诽谤川端。但是他仍然丢不下这个奖。下一届,由于另一个评委佐藤春夫的称赞,他以为这个奖唾手可得了,不料仍然落选。又加上他正患盲肠炎,经常过量服用镇痛药,染上毒瘾,医疗费的欠款在不断增加,他更急需“芥川奖”的奖金。再一届,他居然一反原来的态度,向他的仇人川端康成央求起来。他向川端写信:“请给我希望!”“虽然我死皮赖脸活下来了,也请夸奖一下!”“请快点!快点!不要对我见死不救!”但是即便如此,这一次,他仍然没有能获奖,就连进入《都新闻社》当记者的希望都破灭了。他跑到镰仓的山上要上吊自杀,只因绳子脆弱,断了,又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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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他本已有了幸福的爱情,他爱着小山初代,与她同居。但他得知她曾与他人发生过性关系,精神崩溃。这与其是为爱而崩溃,毋宁是为占有权而崩溃。太宰治仍然庸俗如凡人。他们约好去谷山温泉殉情,仍是服安眠药。但这次服下的安眠药药量仍然不够,就连当地的医院都没有送往,就把他们救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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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生不得而求死的太宰治终于获得了生的机会,1939年,在他的恩师井伏鳟二的介绍下,三十岁的太宰治与石原美知子结了婚。美知子是师范毕业的才女,一个教师,她顶着家庭的压力,跟满是花边新闻的太宰走到了一起,倒有点以身饲虎的不要活的气概。但她迷恋太宰治的才华,不在乎生还是死。世界上女人往往比男人勇敢,男人往往徒有外表,不过是端着端枪的姿势。但是太宰治并不是,他珍惜这个女人了,好男儿面对温情的女人,没有不心软的。他确实用心经营了这个家庭。这个家庭很幸福,他们还生有三个孩子。他享受着家庭生活的温馨、人生的美好。他写的《弃姬》,同样是情死题材,但小说里的死是未遂了,不再颓废,充满了健康向上的活力。健康是谁都追求的。在一个国家走向歧途的年代,向上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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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太宰治是否想过教孩子读世界名著《三剑客》,侃侃博尔赫斯的奇妙与玄乎,像某些中国作家那样,作作“文化苦旅”,甚至劝劝冤鬼“做鬼也幸福”,到国外搞搞文化交流,甚至还可以进进政协,参政议政。当时是战争期间,帝国政府很急需这样的作家,为大日本帝国海外扩张充当“笔部队”。这“笔部队”里已经有了不少作家,比如火野苇平、佐藤春夫等。就连川端康成,虽然没有在创作上“协力”,在活动上也是积极参与的,日本政府组织的各种会议,他都积极参加了。但是太宰治却做得并不好。好男儿一旦成了好男人,就又没出息了,他操的是幽默文字,写《御迦草纸》,去讲什么“劈啪劈啪山”的故事,狸猫大叔暗恋美兔子的故事。这在当时的全民动员战争的形势下,无疑是失策。于是他成不了政府的人。我从日本NHK放送的专题片上,看到太宰治战争后期拉板车拉着全家逃难的画面。吃亏了吧?当年那些“笔部队”的作家们,在大日本帝国摇摇欲坠的时候,是否得到优先的庇护呢?我想会的,至少因为他们对帝国有功,爬上了一定的地位,他们级别比较高,平民百姓跟领导一起面临火灾,肯定要“让领导先走”。但是即便先走,在末日的火场上,谁能逃脱得了惩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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