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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像“这个老家伙”、 “那个巡抚”和“那个老太婆”之类的称呼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存在的，至少绝对不敢对自己的父母使用这样的称呼。在中国，年老便是一种荣誉，是该受尊重的象征。走在大街小巷乞讨的衣衫褴褛，肮脏不堪，气味熏人的女乞丐也会由于满头的白发而备受人们的敬重。人们总是一律称她为“老太太” （即令人尊敬的妇女之意），而不用其他的称呼。朝廷里白发苍苍的大臣们在繁重忙碌的公务之余，仍然要抽出时间侍奉照顾自己的老母亲，他们的母亲也许早已老态龙钟、牙齿脱尽、两眼昏花。然而，八十老人似顽童，她也许正在经受着那种返老还童的折磨：暴躁易怒、哭笑无常，且满脑子都是各种各样的怪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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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大臣的儿子们要像母亲照顾他们的孩童时代一样，细致入微、百依百顺地照顾她。如果长寿的确是由于子女们敬爱孝顺的因果报应，那么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应当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要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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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老年人的孝敬和尊重虽然符合他们的思想观念和礼仪风俗，但有时在我们看来却很难理解，值得探讨和商榷。在北京或者中国其他的一些城市，我们常常会遇到下列的景观：一列由男人们组成的长长的队伍，在乐队和彩旗的引导下，正浩浩荡荡地行进在大街小巷里。在队伍的中央虽然有人抬着两口棺材，然而并没有那种标志着举办丧事的任何白色装饰。那吹吹打打的欢快音乐，以及洋溢在队伍中每个成员脸上的那种美滋滋的神情，使人确信他们并不是在为死者举行那一最后的悲哀的仪式。实际上，那两口棺材是由，比方说，张先生和张太太的儿子们所购买，以表示他们对自己父母的一片深情厚谊的孝顺之心。上述的景象是他们正在盛况空前的一路炫耀着向父母的家中走去。到达目的地之后，儿子们先对父母说上一番体贴顺耳的话，然后敬献上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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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往往吃惊不小的父母们也要很得体地作一番应答。在我们看来，如果收到这样一份礼物，那将无异于我们正在拜访一位朋友时，他突然拿出表来看时间的举动。那种举动暗示我们最好还是赶紧告辞，不宜再久留。但是，中国的为人父母者绝没有此类敏感的神经。他们会欣欣然接受那油光锃亮、精雕细刻的棺材，并认为这足以证明自己的孩子们考虑得体贴入微、尽忠尽孝，非常周全。送来的棺材往往被安置在家中的正房里，平日精心看护，使之不受一丝一毫的损伤，并被经常作为向朋友们炫耀的资本。中国人的家里可以没有一架值钱的钢琴，但一般不会不提前预备下一副他们百年之后容身的棺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做法正满足了中国人爱面子的心理。对于这种礼物中所包含的很悲哀的一面，他们却从来都是无动于衷。在这里他们所看到的，只是孩子们的恭敬孝爱、思虑周全。因为通过它，那些父母在他们所极为牵挂的一件重要事情上吃了一颗定心丸：它是日后孩子们将为他们举行隆重而体面葬礼的明确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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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想顺便提及与本章宗旨不太相关的一点内容。上面已经说过，中国人往往提前数年还在身强力壮之时，便把棺材准备好。将其认真护理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有许多年我曾雇佣过一个无儿无女的寡妇。她以最节衣缩食的方式，从每月只有四元的工钱中省出一部分，日积月累，终于为自己买了一副薄薄的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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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副棺木既没有经过任何雕饰，也没有上过任何油漆。棺材买来后，却没有合适的地方放置。有个农民住在城外几里远的地方，他是老太太的远房亲戚，提出可以把棺材放他的家里。老太太就答应了。在此后的三年里每隔半年，她便不辞辛苦地骑着毛驴像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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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一般去一次亲戚家，亲眼看一下自己的棺材是否保存完好。但是当最后一次从亲戚家朝圣回来之后，她的心碎了，几乎痛不欲生。她带回了一个悲哀的故事：她的亲戚因为急需用钱，把那口棺材押给了当铺后，接着竟然又被当铺卖掉了。这一来使得老太太伤心难过到了极点。从这次不幸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之后，老太太又重新振作起来一文一文地攒钱，准备再买棺木。然而这一愿望还没有来得及实现，霍乱便夺去了她的生命。我和朋友共同帮忙，给老妇人操办了一个体面的葬礼，了却了她最后的一桩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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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中国佬 第五章 中国人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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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很少将时间花费在娱乐和消遣方面。对于占人口总数绝大部分的贫困阶层来说，生活就是与饥饿所进行的无休无止的艰苦抗争。他们早出晚归，勤奋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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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岁年年，既无星期天也没有其他节假日。一年之中，他们只有三个约定俗成的所谓休息日。其中结婚和举办丧事是最令他们兴奋和激动的时刻。在这些场合除了享用千篇一律的米饭、甘蓝菜、茶水和烟叶之外，偶尔还能有一斤两斤零星的猪肉，对他们来讲那就是梦寐以求不可多得的奢侈品。如果他们懈怠半天，便意味着有半天要饿肚子。而且他们似乎既没有机会参与所谓的社会娱乐活动，也没有足够的实力与能力介入其中，社会的中等阶层虽然也是来去匆匆，忙前忙后，但看去他们好像能够比较从容地应付生活。大多数官员有充分的休闲娱乐时间。但是那些深受皇帝宠幸信任的大臣却很不幸，因为他们一般都是日夜操劳负担沉重。有一次我请一位朝廷的内阁成员介绍一下他的日常工作情况，因为他经常诉说自己疲于奔命和应付，感到心力交瘁。他说自己每天清晨两点便要动身，因为他从三点到下午六点的这段时间都在朝中或者部里当班。如果皇帝有政事与闻于他，那么总是在黎明之前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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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军机处的一名成员，从六点到九点他要在那里处理政务：他还身兼兵部尚书一职，因此从九点到十一点必须去兵部理事：同时他还是督察院的官员，因而必须在每天的十一点到下午两点去那里出头露面：另外他在总理衙门还身兼要职，每天下午两点到五点或者六点他又必须在那里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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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便是他通常的日程安排。除此之外，他还要经常接受一些特殊的使命。比如应付皇帝的咨询顾问，处理许多要付出额外劳动的差事等等。所有这些都与他的其他事务搅和在一起。他要见缝插针，运筹帷幄，尽其所能把各种问题处理得圆满周全。他说自己从来没有在晚上七点或者八点之前进过家门。他与家人只是保持着名义上的关系而已，因为他几乎从来不能与他们同桌吃上一顿饭。他还说他对家事的了解程度远远不如对主子（即皇帝）的事务那样熟悉。与他关系十分密切的倒是一些饭馆，因为在处理政务的间歇之余，他只好到附近的饭馆就餐。我与这位大臣的谈话刚刚过了六个月，他便死去了。实事求是地讲，他的死完全是由于过度的奔波操劳所致（关于此事，我在数年前曾写过一篇文章，刊载在《青年伴侣》杂志上）。许多其他很有作为的中国官员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耗尽了自己的生命。实际上，他们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摆脱这样的命运。因为对于他们来讲，皇帝的意志便是至高无上高悬在头的尚方宝剑。臣子们只有俯首听命、苟延残喘，勉强地支撑着局面，超负荷地消耗着体力和脑力。直到有一天，他们或因体力不支、或因脑力枯竭，或者二者同时俱废，他们便过早地进入了坟墓。这类人与社会的休闲娱乐消遣根本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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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人所不同的是，中国人关于什么是社会的观念建立在另外一套模式之上。他们局限在陈规陋俗的老一套中，对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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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的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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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的很正当普通的一般交往，他们却视为很荒唐的行为。这里的交往就是男女两性之间的共同相处。在中国的社会交往中，男女接触视为至关紧要的大防，绝对不允许这种现象的存在。在大清帝国之内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社会活动或者集会，以便使男子和女子能够像朋友一样在一起交往和娱乐。如果不对中国的礼教习俗进行彻底的改革，这种有益无害的男女交际活动便永远不会存在。说得更准确一些，在中国，指导两性交往的正确原则，就是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两性往来。这一规则相当严厉，没有打折扣的任何余地，绝对不许标新立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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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人，即使老朋友之间，他们也从不询问一下对方家庭中女同胞的健康起居如何，更不会以其他任何方式提及她们。对于他们，如果问一句“您的妻子好吗？”这样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如此普遍无害的客套话，也会被认为是极不礼貌、对他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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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侮辱。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多年的老交情也会侧目以待。相互厮混，一直到白头老翁的人们也只是天马行空、信口开河地询问和谈论对方的儿子如何，有没有出息：他们绝对闭口不谈家庭中的女性如何。即使谈一下关于家中一个八九岁的女孩子的话题，也不可能。他们所采用的一个最接近于那讳莫如深话题的一个词，大体上是“您的家人”(your family)这几个字。但实际上这几个字的含义相当模糊。关于中国人社会交往中男女之大防的习俗，下面是一个很值得一读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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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5月，有消息传到北京，说一位尊贵的清朝官员与一位美国姑娘喜结了良缘。当然那位官员正在美国，得知这一消息之后不久，我与我们的领事正巧有事去总理衙门进行交涉。领事告诉我，说他想顺便就中美联姻一事向总理衙门的官员表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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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他建议说，谈论那个话题将有悖于中国的礼俗，会引起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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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总理衙门，还是按照平时的次序，我们与中国官员们正襟危坐。茶水端上之后，接着便是一套例行的客套和寒暄。然而出乎我的意料，领事要求我向那时还位居清朝群臣之首的恭亲王说以下的话？中美两国的关系，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得到了良好的发展，而近来杰出的中国官员与美国美丽姑娘的联姻，将把这种关系大大地加强并向前推进一步。”我又一次劝领事最好不要说这样的话，但他还是要求我照他说的去做。于是我只好用汉语将上述的话向恭亲王复述了一遍。当时我们都围坐在一张圆桌旁，除恭亲王和我们两名美国人之外，在场的还有内阁中的其他六名成员。他们都是白发苍苍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我的话说完之后，有一段时间是死一般的静寂。他们所有的人都低头望着眼前的盘子。谁也不敢开口接话。最后还是恭亲王先抬起了头，他默默地盯着我看了一会，接着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今天真是热得可怕。”这就是我们领事那好心好意，然而却不合时宜的祝贺所得到的唯一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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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礼仪风俗不仅禁止男女两性共同参加公共活动（比如集会等），而且即使夫妇也不能在公众场合同时抛头露面。只是在个别情况下，比如所有的家人要作长途的奔波旅行时，这一清规戒律才可以稍微通融一些。但即使在那种环境中，家庭中的女性成员也要由专门的仆役来照顾她们的旅途生活，家庭的男主人总是尽其所能不与其打照面。事实上，在中国，每个人都固有的那种整个的夫妻亲情关系普遍地受到漠视，而且还被人为地设置了重重的障碍和禁忌。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这种关系的实际存在，但是从来没有人主动提及它，更没有人公开认可它。我们很少看到一位中国的绅士与他的夫人共同逛大街。即使偶尔有之，他也决不会与夫人携手并肩，而是尾随其后。并且，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被打动去与夫人同乘一辆马车。如果那样做，将对他个人的身家名誉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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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北京的一次口角争执很能说明中国人对于夫妇关系的那东方式的偏执。那次口角发生在一名外国人和几位中国的赶骡人之间。几名外国人准备乘骡车（两头骡子拉的大车）共同外出作五天的旅行，其中有一位绅士希望与他的妻子同乘一辆车，以便旅途中相互做伴。而只要稍微挤一下，一辆车中是可以容得下两人的。但是车夫们对此立刻就表示强烈的抗议，并且拒绝赶车上路。他们坚持认为那种做法严重地违反了中国的习俗，在旅途中他们会因此而招致人们的嘲讽挖苦和责骂。他们甚至还暗示，即使那位外国绅士一点也不在乎自己和妻子的名声的话，他们却要为自己的妻子着想，他们要保护自己妻子的名誉不受损害。因此，他们表示决不与这种惹是生非遭人口舌的行为同行共伍。结果，无论怎样进行劝说解释，怎样答应加额外的工钱，他们都还是无动于衷。在他们看来，金钱事小，违礼失德事大。最后，那位外国绅士无可奈何地放弃了自己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