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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员的宅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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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物品之外,一般不会涉足其他的地方去买东西。据说她们不仅会赌博而且还会公开地吸食鸦片烟。但对这种说法的真假虚实,我却不甚了了。很难想像,当她们呆在自己的家里,或者傍晚共同聚在一起喝茶时,她们能够有什么娱乐活动,能够想出什么法子打发和消磨时光。她们无需劳动,因为她们有家仆来照顾一切家务(显然作者在此谈论的是中国上层社会的妇女——译者注),她们中既没有人会写字,也没有人能够读书。作为她们是妇女(ladies)的唯一证明,并且作为她们长期不劳动的必然结果,是她们都让自己的指甲长得长长又长长——如此之长,以至于事实上她们都套上金子或银子的“指甲箍” (nail sheaths)。这种指甲箍很像妇女们穿针引线时所戴的顶针,也就是说,就像顶针一样很合适地套在手指上,其延伸的形状恰如指甲弯曲的曲线。另外这些指甲箍上还悬挂着一些用细链串起的小铃铛。这种装饰很有效地限制了妇女们的活动。她们不能像异国他乡土地上的女士们一样,能够手指灵巧地做一些无聊又稀奇的小玩意儿,以打发大量的闲散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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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贫困阶层的妇女们除了做家里的日常杂务、除了与吃饭穿衣、柴米油盐酱醋茶打交道之外,绝对不会去想别的东西。的确,她们喜欢在夏季三五成群地聚集在树荫下,或者在冬天的阳光下靠在土墙边,交换和谈论关于邻居们的零星的闲言碎语。但是对于西方人所理解的关于社交聚会的概念,可以说她们根本就没有想过。一位外国夫人有一次邀请了几名较贫困的妇女和她共同消磨一个下午。这些妇女都是彼此很熟悉的邻居。外国夫人用很简单的方式招待她们,给她们准备的是小果子面包和茶水。客人们到来之后,那些物品便摆上了桌子。由于女主人因事要回屋一下,于是她请客人们不要拘束,随便享用茶水和点心。等女主人回来之后,她发现客人们已经仔细地数算了桌上共有多少面包,每人平均分得了一份,还剩有一个不能整分,她们便以最公平精确的方式将其切割瓜分。这样各得其所后,每人端起一杯茶走到客厅的角落,在那里悄悄地尽情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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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乡村生活中,对于那些严格限制和禁止异性交往的清规戒律,人们似乎可以有较宽松的自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其搁置一边。例如,许多乡村的村民们会自愿筹集一小笔款子,然后请人搭起一座简易的戏台。每当中秋和春节到来之时,村里就请来一些四出流动演出的戏班子唱上一两天的戏。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家庭成员,不论男女老幼,都可以前往观看。但是,妇女和姑娘们总是小心翼翼地安坐在专门为她们保留出的位置,男女能够接触交往的机会极为稀罕。在较大一些的城市里,女子有时会上剧院看戏,但存在一个永久不变的通行做法,即她们总是必须坐在为她们单独设置的、用帘子严密遮挡的包厢里。我们在上文已经说过,在乡村里,男人、女人、老人和孩子黎明即起,一块下地干活,直到黄昏才收工回家,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们的交往实际仍然受到严格的控制和加强,这正像在那环境相对较宽松一点的城市里一样。在一起下地干活的人群中,老年妇女的眼光特别敏感锐利,她们总是紧盯着年轻的女子和男人们,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这使得对方如芒刺在背,很少能够自由随便地交谈一些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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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这种两性之间形同汉界楚河一般的划分和隔离,使得在我们看来社交生活的许多高层次的乐趣和享受不复存在。因为那些乐趣与中国人观念中的娱乐迥然相异,形同冰炭。据记载,第一位踏上美国土地的清朝官员有一次被邀请出席在华盛顿为他举行的一个招待会,其中舞会是晚上招待的主要内容。那位官员以无法掩饰的惊异神情看着一对对两颊绯红、热情奔放、翩翩起舞的人们。他们那潇洒活泼、近似野蛮的舞姿与其做工考究、高雅昂贵的服饰在他看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欣赏了一阵之后,那位官员把头转向一位朋友问道:“那些人为什么做这么艰苦的工作?难道他们不会花钱雇用另外一些人来干吗?”对于这故事的真实性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但即使它不是真实的,类似的事情也可能发生过,因为它非常准确地说明了东方人如何看待我们观念中关于社交的乐趣,他们的观念形成于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模式之中。孔子及其儒家门生是他们生活中唯一效仿的楷模。作为一名正人君子,最最重要的首先是他要举止稳重,一本正经,要永远做出一副尊严高贵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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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步行走不合礼仪,而拔腿便跑更是邪恶和堕落。在他们看来,如果一群男人们在打磨得溜光锃亮的地板上张牙舞爪地转圉圉,那就几乎可以证明这些男人们是神经病,正在发疯。而如果男人和女人在那里紧紧地手拉手、臂挽臂地跳舞,让中国人按照他们的社交礼仪观点去品评一下,其结论一定很不妙。他们绝对不会对此大唱赞歌。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女性根本不应该享受正当的娱乐权利,更不能像绅士们那样做任何剧烈的活动以消遣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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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男士们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比较自由地相互拜访,招待娱乐一番。但是他们那中国式的矫揉造作的繁文缛节(对此将在另一章有专门的论述)令人不胜烦恼,疲于应付。在主客之间要经过的那些细小琐碎的细节,那些嘘寒问暖的客套,使得对客人的招待多了一些虚情假意的味道,而少了一点开诚布公的气氛,因而也使得它变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而不是充满了轻松愉快的乐趣。比方说,如果有人去拜访一位朋友,在门口,那位朋友会亲自迎接他,这时客人必定要花上五六分钟的时间争让一番谁先进门的问题。其实这一问题根本不用争执。对于谁先应当跨进门槛,彼此都明白得很,只是心照不宣而已:在中国那个讲求礼仪的社会中就是这样。客人进门时必须要与主人再三揖让一番,落座之后,不管他口渴与否,一杯茶水必定先送到他的面前。另外在与主人交谈的过程中,他必须小心翼翼,察言观色,掌握好分寸。从拜访朋友时所涉及的这一切礼仪习俗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的社会交往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令人十分厌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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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许多士大夫都拥有大量精美的藏书。这些藏书大都是古代作者的经典作品。这些文人士大夫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有着极大的兴趣和非常渊博的知识,谈论起来如数家珍、滔滔不绝,见解独到。他们中还有许多人对于中国古代的瓷器、玉器、钱币、绘画等方面的研究和造诣很深。如果遇到某人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甚至有一些研究,他们一定会大喜过望,非常愿意把他引为同调或者至交。在与他们谈论诸如上述古玩钱币的问题时,外国人会很自然地发现自己成了小学生,而他的中国主人成了先生。中国绅士会向外国佬展示自己那精深的研究成果,他们能很耐心地具体深入到每一个细微的环节,以便使自己的学生大吃一惊,继而对先生景仰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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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西方思想观念的人们如果想对中国人有某些全面系统的了解,并要与之友好相处的话,那么就需要那些获取了实际经验、对中国有全面了解的人为他们开设一门有关这个方面内容的指导课程:而中国人如果想处理好与西方人的关系,他们也需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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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方都应当设身处地,都要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为对方留出操作的余地。因为双方各自的教育体系和教育内容一直迥然不同,双方的思维方式也大相径庭,各自的价值观念、取舍标准也因人而异。总而言之,每一方都会发现对方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上表现出严重的愚昧和无知。因此,只有通过一个长期的相互接触和了解的过程,才有可能成为友好相处的朋友。举个例子说,我们很难发现一个具有正常逻辑思维和判断能力的人不知道地球是圆的,同时他也应当知道,如果有某位旅行者打算从纽约去北京的话,那么无论自东向西走还是自西向东走,这位旅行者最终都会到达目的地。然而,在中华帝国之内确实就有许多人不明白这些道理。另外,人们也绝对不会相信,有哪一位被称为目光敏锐洞察秋毫的政治家不仅不知道万有引力定律,同时还坚持认为日食和月食是由于天国中的一只狗试图将太阳或者月亮一口吞掉所致。这种情况在中华帝国内也不是天方夜谭,而是确有其人。还有一种现象令我们大惑不解,即许多在文章写作和风格的运用方面以优美雅致、如行云流水而素享盛誉,堪称大师一级的人物,却对于我们所认为的组成一个人最基本的教育框架的基本内容一无所知,此类人在中国也有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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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一般都是通过了某一级科举考试的文化人,他们特别喜欢和擅长辩论。他们拥有自己的一套逻辑思维,总是把自己的结论建立在据我们看来有时很奇怪甚至很荒谬的理论基础之上,他们思路敏捷,眼光犀利,能够很快抓住推理论证中的缺陷和弱点,然后对此加以充分的利用。但是,如果有谁能从孔子的著述中引证某些论点,他会乖乖地屈服和让步,因为他们把孔子视为天上的神明。在许多情况下,他能使双方争辩的结果至少达到自己的满意:他能够勇敢地面对对手,在紧要关头力挽狂澜、转败为胜。因为他们往往在双方共同认可的事实基础之上,按自己的观点对争辩的内容加以阐释,这样使自己在同对手的激烈交锋中占上风。正是由于这一特点,与中国文人士大夫们的争辩才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他们总是以盲目的轻信去取代普遍公认的一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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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一次我与一位著名的中国学者就一个问题争论了几个小时。当时那位学者在朝廷里担任重要职务。他提出一个命题,即:狐狸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随意转变成人。虽然这一命题很古怪滑稽,我们经过数小时唇枪舌剑的争论之后,结果谁也无法明显地驳倒对方而取胜。但是过了一会那位既是我的朋友又是对手的官员突然说:“但是您能够否认在北京发生的一件真人真事吗?您本人对那件事的来龙去脉非常熟悉和了解:几年之前的一天晚上,英国使馆的一名士兵正准备上床就寝,这时突然听到院子里有狐狸的叫声。于是他重新穿好衣服,抓起一杆枪,告诉妻子说他要去把那只狐狸打死,然后他就出去了。过了一会,他的妻子听到一声枪响,她接着便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早上醒来后,士兵的妻子吃惊地发现丈夫不在自己的房子里。几分钟之后,另外两名士兵把她丈夫的尸体抬了进来。尸体是在一丛月桂下面被发现的,一颗子弹射穿了其脑袋。那杆枪还在他的身边,而狐狸早已经无影无踪。您看,”我的对手叙述到这里以得意洋洋胜利者的姿态宣布道, “事情的真相不是已经大白了吗?那名士兵正在月桂丛中追逐狐狸,眼看就要追上的时候,狐狸看到自己马上会被抓住,于是它灵机一动,一眨眼的功夫就变成了一个人。它从那倒霉的士兵手里一把将枪夺过来,于是子弹便打穿了士兵的脑壳。接着狐狸又立刻恢复原形,溜走了。对于这些事实,您还有什么可争论的呢?”说完这些,那位官员面带微笑,信心十足地等待我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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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答——也可能是唯一的解释和答案,是我承认他所叙述的事实,这些事实情节的确几乎每一位北京人都很熟悉,但是,对于他的结论我坚决否认,不能苟同。因为他所说的狐狸变成了人并将士兵射杀完全不是事实,而是单纯的主观猜测。我对此事的判断是,当时那名士兵是手脚并用匍匐在上,悄无声息地从月桂丛中慢慢接近狐狸。但是士兵疏忽了一点,即在爬行的时候他把枪拖在身边,枪口正靠近他的头部。碰巧一根树枝挂住了扳机,于是便“砰”的一声枪响,子弹飞进了其脑袋。我们的争论就此结束,双方都没有赢得对方去服从自己的观点。在那件事情上虽然那位中国官员的自然知识少得可怜,他的结论也显得古怪离谱,但在其他事情上,他仍不失为一位深谋远虑、胸襟开阔的朝廷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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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客厅和书房一般布置装饰得非常雅致和考究,古色古香。虽然从我们的观点看来未必方便实用。让我们旧话重提,继续探讨一下中国家庭中女性“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种种情形。我们注意到,当某位来访者走到书房或者客厅门口的时候,他应当事先咳嗽几声以告知有客到来,使里面的女性有足够的时间在他进屋之前回避。中国人对于他们的儿子特别引以自豪和骄傲,客人来访时,他们可以在场。但是其父在把他们介绍给客人时,总是以一种无所谓、轻描淡写的口气,说上一些他们愚笨无知、孺子不可教养的话,整个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不过所有这些却能让人感觉到,那不过是掩盖着自豪与骄傲的面纱而已。赢得一位中国做人父者的好感并与之建立良好关系的最万无一失的办法,如果有可能的话,是去家里亲自拜访他,当面对他的儿子们大加吹捧和赞赏,舍此之外,别无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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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毫无疑义,在中国,当地人与外国人之间的一切社会交往都是严格限制在同性之间。不管从哪一方面来看,这都是令人非常遗憾的事情。但是,除非东方的礼仪观念和社交规则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和松弛,使之与西方的习惯做法相衔接,这种状况便不会有所改观。而且,欲速则不达,变化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发生。任何形式的强迫或者生拉硬扯只会导致与本来愿望恰恰相反的效果。目前在中国举行的一切国际性的集会活动(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称呼),整个说来单调乏味,令人昏昏欲睡。它们缺少只有女士们才能带来的那种温文尔雅、机智俏皮、和谐完美的气氛。我们需要巨大的耐心和富有哲理思辨的头脑去容忍此种现象的存在。或者最好换句话说,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不使一桌宴席不欢而散,正是为了不使那种极为滑稽可笑的现象长此以往永恒不变地为我们的宴会“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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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为外国人举行的宴会上,客人们总是发现自己完全处在主人的任意摆布和支配之下。因为中国人的饮食文化丰富多彩,其每一道菜都各具特色,与西方的饮食习惯迥然不同。主人和客人之间的礼仪应答、推杯换盏等形式也与西方的做法千差万别。因此,与其说这种宴会使西方人疲于应付,感到异常乏味外,倒不如说由于他们的种种滑稽可笑的表演而妙趣横生。这些西方客人在自己的国家当然一般也都是美食艺术的老手,然而在中国,面对以如此奇特的方式烹调出的如此奇特的食物,以及食用它们的那如此奇特的用具,他们就成了动辄得咎的小学生。一位美国人在中国人的宴席上做客时,他可能手持一双筷子在盘子的周围为夹住一颗米粒而奋斗不已,大出风头:而当他回到自己的国家,先前的主人变成了他餐桌上的客人时,他也许会看到这位客人在经过无数次试用刀叉的努力失败后,阴沉着脸把刀叉扔在一边,而得心应手地应用起他那大自然恩赐的工具一一十个手指头。在这里,美国人会幸灾乐祸地作为旁观者而得到心理上的极大满足:因为他也终于有机会报复了中国人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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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招待异国宾客时,人们总会发现有许多乐趣存在其中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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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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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领略某些东西。我曾有幸招待过一位朝鲜的尊贵客人,他是朝鲜的内阁成员之一,率领每年一度的使团来拜见中国皇帝。此人举止有度,修养很高,一眼就可以看出既精明又能干,他以渊博的学识和文学才华而得到人们的交口称誉和尊崇。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名人,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在我那里看到照相机并得到了一张自己的照片。一盏煤油灯对于他也绝对是一件完全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鲜玩意,而他也显然不相信灯里的煤油是采自地下的说法,他从来没有见过西方人的住房是什么样子,更不用说深入其内体会一番。因此当时我房间里的一切陈设和安排对他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当他一屁股坐进装有弹簧的沙发椅子时,惊讶得几乎灵魂出窍,往日的尊严也随着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在我为他和他的一位同事举行的宴会上,那两位先生可怜兮兮地观察着餐桌上其他人的一举一动,然后效仿他们的样子,拿起刀叉去对付桌上的食物。在宴会进行的中间,客人向主人解释了朝鲜人在举行宴会时的一种习惯做法,并要求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风俗也那样做。我答应了他们。那种做法开始看上去倒是很有趣,但最终的结果却很不妙,令人哭笑不得。原来他们的做法是,每人都把贴身随从带到宴席上,让他们站在各自的身后。因为随从并不参与宴席上的一切活动内容,因而他们的在场最初看去只是一种点缀或者仅仅是用来标志其主人的高贵头衔的而已。但后来证明并非完全如此,随从在场并站在主人身后的位置是很有油水可捞的一件差事。因为每当其主人尽情享用过一道他们所喜欢的菜之后,他们就把自己盘中所剩之物,或者手里所余的东西一股脑儿从肩头递给身后的随从,再让他们去尽情享用。例如,当上来一道炸鸡排,主人就把他啃得还有一星半点余肉的鸡肋递给随从,随从将其啃得一干二净后,再郑重其事地把骨头扔在地毯上。也许我们觉得很有趣,但那对于我的地毯来说,可是受罪不小。然而,报应很快就来了。在那个对他们来说很倒霉的时刻,金洪吉(Chin Hong Chi)陛下把吃剩的一块硕大无朋的法式芦笋的残根余节递给了他的随从。在此之前,金洪吉效法其他先生们的做法对付那根芦笋,结果还相当不错:但是到了他的随从手上后情况就很不妙。随从英勇顽强地啃嚼、吞咽着那种神奇的食物,结果弄得满嘴满脸花里胡哨,一片漆黑,这使我感到于心不安,因为是我导致了他大出洋相而有失东方人的礼仪风度。而当那位可怜的随从在离开筵席时,他很可能对外国佬那坏透了的口味感到异常的痛恨:他们竟然将煮熟的、像玉米秸一样的东西浇上黄油,然后端上餐桌让客人享用。同时,他也可能对外国佬那坚强的嘴巴和锋利的牙齿惊异不已,因为他们竟然能对付这种在他看来如此坚硬、令人望而生畏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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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中国佬 第六章 中国人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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