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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没有。我在提督面前从来没有就此事或者其他事情发表过对您不满的言论。我只是告诫过您，如果您不赶紧抓获进入我房间的窃贼，我将报告九门提督。而您对这件事情的处理使我非常满意，抄写员房间失窃的东西也不是价值连城，因此我就决定不再继续追究此事。实际上，我早就把它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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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您从来就没有向九门提督提起过您被窃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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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间接地提过。对于您所抓获的另外一名窃贼，我当然去了提督那里多次，以同提督商量如何处罚他。在谈话的过程中，我在提督面前赞扬了您那迅速而又令人满意的办事效率。坦率地讲，我告诉他我的确对此既感到惊讶又很高兴。还告诉他，因为对于在这之前一个不起眼的案子，我把它委托给您去处理时，您虽然夸下的海口很大，却根本没有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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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一清二楚了。有一天提督把我叫到他的面前，首先告诉我，您对我的行动是如何如何满意：然后话锋一转，逼迫我向他全部交代第一个案子是怎么回事，接着罚了我一千两银子。而且还警告说，如果在一个月之内我不能把第一次失窃的东西找回来还给您，他将再罚我一千两银子，同时还要撤掉我的职务。您现在再也不需四处奔走抱怨连天了，将来也绝不会有什么窃贼再来打扰贵领事馆。”结果还真的像他所说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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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上所述的内容来看，我们也许会异常惊异地发现，世界上很少有其他一个国家能像中国那样，拥有一个如此完整的统治管理体系。在这一体系中，限制和防范不公正的压迫以及各种滥权等等的措施都设计得相当严密，充满了智慧，的确非其他国家所能匹敌。各种存在保护百姓不受官府欺压虐待的章程和法规，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多如牛毛。建立在此体系基础上的政府应当说是理想的政府。因为各级官员处在广泛的监督之下，他们要忠实地按照各种规定履行自己的职责，不接受监督约束的任何行为都被视为非法和无效。除此之外，我们在前文中还提到过中国的监察制度。这一制度对于公众的利益实行独立的监察权力，不受外界其他因素的干扰。按照规定，监察官们要时时观察，密切注意每位官员的一举一动，无论他的官衔职位有多么高贵，都必须接受这种监督。而且，在这种监察体系下，即使最卑贱低微的人，也可以不受挟制、不花分文地将自己的冤屈达于天听——直接请求皇帝出面主持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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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许多指导任命官员以及规范他们行为的规章制度值得叙述一下。因为不仅我们发现这些规章制度充满了智慧，而且清朝中央政府也已经发现制定这些规章制度对于防止种种社会弊病很有必要。例如，任何人不得在他出生的省份担任官职，同时他也不能让任何亲戚在其手下担任某一职务，哪怕是最卑微的一级，他还不能从其辖区治理的百姓中娶妻纳妾。同时，同一父母的兄弟所生的儿子（堂兄或者表兄弟）也不能在同一个省内担任官职。如果一旦出现上述情况，那么根据这条规定，一般不超过一年的时间便一定将他们调开。以上几条规则的用意十分明确，就是要防止由于家庭裙带关系所产生的任人唯亲、失去公正的现象。中国人所非常重视的另外一条原则就是规定官吏在同一地区的任职不得超过三年。三年任期届满之后，官员要另行迁往他处。根据其上届任职的政绩和表现，至少从理论上讲，他们或者要加官进爵，或者要降级使用。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比如说根据百姓的一致请求挽留，官员可以在同地连任一届。但是就整体上看，三年一届然后再易地为官的原则得到了严格的执行。这种做法的目的同样也十分明确，就是为了预防和消除官员与某些当地人结成过于密切的关系，或者与他们狼狈为奸、鱼肉百姓，以至于使官府失去了正常的管理职能，从而妨害政府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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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清帝国的卖官鬻爵以及通过这一方式步入仕途后官吏们种种荒唐离奇的行为，人们著书立说，已经写了许许多多。对于这方面内容的异常有趣但也可能不足为凭的众多奇闻轶事也在到处流传。但我本人相信，那些说法和其中的观点都没有明确的事实根据。它们是由于人们混淆了清朝两类形如汉界楚河般迥然不同的荣誉后，所产生的自然不可避免的结论。而那两种荣誉本来都是人们所趋之若鹜、孜孜以求的东西。毫无疑问，在形势严峻的非常时刻，朝廷会将一些官方的荣誉头衔大量出卖，这些头衔以在顶子上佩戴一些珠子作为标志。对于类似的荣誉，皇帝还经常授给那些古道热肠、富有公益精神的个人。比如授予那些捐资修筑桥梁、道路、堤坝以及在其他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在这类荣誉中虽然包含着某些法定的特权，但决不标志着你就此可以做官任职。我认识许多购买并拥有这种官方头衔的中国人，但他们都不是正式居官任职者。另外，我在做了大量的调查询问之后，既没有发现，也没有听说过有哪位拥有此类荣誉的中国人，他能据此把官做到了超过了一个村保乡卒的程度。在中国，挂名的头衔和荣誉称号可以用金钱购买。但是，踏入仕途的道路完全在于国家主持和控制的科举考试。同时，如果我们说某人成功地过关斩将通过科举之后，不是金钱为他铺平了升迁的道路，那也是不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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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舆论对于规范各级官员的行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任何人如果忽视了这一点，伤害了百姓的感情或者激起了民愤，那么或迟或早，他一定要倒霉。清朝的地方官员一般要履行三种职责。他要负责维持一方的安定，保持社会秩序：还要负责收取或者主持减免朝廷在此地区规定的捐税，另外他还要保证百姓对他毫无怨言，彼此相安无事。如果做到了以上三点，那么他便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他可以天马行空，飘乎不知所止。只要不出乱子，不激起百姓的不满，不产生虐政，那么就不会有人来过问他理民治政的具体方式。就百姓这方面来说，他们对于地方官所应该拥有的职责和权限比我们所料想得还要清楚明白得多。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述，他们能够容忍地方官在很大程度上越出严格的法律条文而行事。而在同时，当地方官的行为太过分时，他们又会立即作出反应。当某位地方官三年任期届满，面临新的升迁奖惩问题时，一份记录着他政绩不佳的档案材料就会断送了他的前程。这样，洁身自好、严于律己就被中国人视为防范限制地方官越权和滥权的一件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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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清帝国的各个角落，还存在着一个连外国人都很熟悉的“乡绅士大夫阶层”literati）。这一阶层的人都是在他们所居住的地区受过教育的读书人，他们一般都完成了读书人所必读的内容，而且已经通过了一两级通向仕途的科举考试。如果把这一类人用西方社会的各阶层作一比较的话，他们非常近似于我们西方国家不在政府中任职的大学毕业生。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这就是，西方人读书不一定是为了做官，而所有那些东方的莘莘学子孜孜砣砣，皓首穷经追求学问的明确目的，就是为了做官。他们视做官为梦寐以求的终生职业。在科举制度下，他们所有的人也并不是没有步入仕途的希望。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将来出类拔萃、扶摇直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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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预料的，这一阶层在每个社区中都是颇有影响的人物。他们享有某些法定的特权和豁免权。督抚以下的任何地方官对他们的这些特权都无权进行干涉，更不能予以裁减或者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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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一阶层独立于地方官府之上，不受其约束。他们把从事体力劳动和经商看作很不体面的事情。只有在十万火急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才会放下架子去为衣食而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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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般地说，这一阶层都是一些优哉游哉从容不迫之士。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与脑力去研究琢磨将来该投到谁的门下，步谁的后尘，走哪条路子。同时，由于他们将自己视为统治阶层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对于在职地方官的品评论断一般都比较温和适度，不会走极端。然而，他们对于公众舆论却能够起着决定性的形成、引导和调控的作用。他们既是调解平息百姓之间争纷不和必不可少的仲裁者，又是处理官民之间事无巨细大小问题的中间媒介。他们形成了一个非官方然而又是被特别认可的“陪审团”，随叫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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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中央政府通过一系列的监察制度与这一阶层保持着密切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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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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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一般地讲，朝廷对他们的建议和意见等都十分看重，大部分采纳。因为清廷认识到这些人的意见往往代表了民心所向，政府也深知众怒难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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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阶层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所起的缓冲和调控作用，对于那些本性残暴贪婪的地方官一定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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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一士大夫乡绅阶层自视为社会中的统治阶层，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期望着有朝一日也能谋取一官半职。因此，他们在评判贪官污吏时往往羞羞答答、隔靴搔痒， “犹抱琵琶半遮面”：而在另一方面，这一阶层的家人、亲戚或者朋友又往往是苛捐暴政不可避免的受害者，他们对于这些人的申诉求告又不能完全充耳不闻或者袖手旁观。所以，这类人有时也会拍案而起，仗义执言：对于地方官来讲，他也不敢太过于放肆，因为他需要士大夫乡绅阶层的道义支持，以维系自己统治的权威。因此我们说，不管在大清帝国的任何地区，士大夫阶层都是社会生活的调节器、平衡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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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士大夫乡绅阶层在官民之间所起的作用来看，我们自然应当承认他们的介入对于形成好人政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价值不可忽视。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认为他们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也在发挥着作用、渗透着能量。这些作用给国家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导致了大量的对外赔款，而且不止一次把国家推到了战争的边缘。中国的士大夫乡绅阶层素以维护传统的道德说教、古老的习风遗俗和天朝体制为己任。他们每人都认为自己是孔夫子再造，是圣人的化身，都是智慧的源泉、完美的楷模。他们对孔子及其说教顶礼膜拜，亦步亦趋。任何超出他的那块天地的学问都或者被视为罪恶的异端邪说，或者被视为一钱不值的粪土尘芥。他们既偏执冥顽，又狂热盲信。因此，这一阶层实际形成了作茧自缚、深闭固拒的特性，因而也就成了阻挡历史前进的绊脚石。显然，我们有很充分的根据可以指控他们说，是他们煽动了百姓对外国人的敌视和反对，也是他们激起并促成了许许多多的暴力冲突，特别是在那些以外国传教士为重点攻击对象的事件中，他们更是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虽然他们引以自豪地视自己为维系天朝体制的一支非同小可的重要影响力量，而在实际上，他们对国家的繁荣昌盛和健康发展为害甚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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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老百姓发明了许多独特的方式，以褒扬地方官员的突出政绩。某地方官出行，如果在其前面开路的随从手里拿着而不是打着一把红色的绸缎伞，那就表明此官员是一位深孚众望、受民爱戴的人。这种伞一般是由民众共同捐资修制的。他们在伞上刻下一两句颂扬的话，以及所有捐献者的名字后，就把它送给那位赢得了民众敬重的地方官。有时，他们还会举行一个盛大的游行，以这种隆重的仪式将伞送到官府。另外，百姓还可能将一块匾或者一条绸缎的绶带写上一些褒扬的话，然后将其敬献给他们所爱戴的地方官。1870年6月，天津的地方官就被授予了这样的一把伞，另外还有一块上述类似的匾。伞上刻着“万民之伞”之类的字样，以表达整个天津百姓对这位官员的良好祝愿：匾上刻的内容是“万民之活佛”之类的字样。百姓以这样别出心裁的方式将接受者称为大慈大悲的佛祖释迦牟尼，那位他们的保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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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非同异常的礼物显示了士大夫乡绅阶层幕后操纵的可怕力量和影响。对此我们在前面已有论及。毫无疑问，那把伞连同那块匾一道，是在士大夫乡绅的授意下送给天津那位地方官，以作为对他行动的鼓励和奖赏，因为仅仅在那一敬献仗式结束三天之后，便发生了令人恐怖的天津屠杀事件①。对于这一事例，我们可以很确切地说，正是士大夫乡绅和他们对百姓的影响导致了这一事件那令人震惊的后果：二十名外国人为此而付出了生命，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她们被处死的方式令人毛骨悚然，非语言所能描述和形容。那位地方官为一把伞和一块匾所换来的，是被流放到阿穆尔何畔，充军服苦役。二十名当地人被判处死刑，另有一批人受到其他形式的惩处。同时，清朝政府还赔款将近500000两白银，并派遣了一个专门的代表团去法国道歉（在此作者对天津教案的叙述不尽符合历史事实——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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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天津教案：1860年（咸丰十年），《北京条约》签订后，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天津望海楼设立教堂，搜罗爪牙，拐骗人口，强占民地，激起民愤。1870年(同治九年)6月间，育要堂收养的婴孩死去三四十人，同时拐骗幼孩的事件不断发生，拐犯“当堂直供，系天主堂主使”，于是民情激愤，纷起声讨。6月21日，天津地方官吏带同拐犯前往天主堂对证，近万群众亦聚集教堂前要求惩办凶犯。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Henri Victor Fontanien，1830-1870)闻讯，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察原派兵弹压，因崇厚只派去几名官弁，丰大业即直奔崇厚衙门，咆哮辱骂，并向崇厚开枪恫吓，捣毁衙署器物，出衙署后，在路上遇天津知县刘杰，又打死刘杰的随从高升。丰大业的秘书西蒙(Simon)复鸣枪威胁。群众怒不可遏，当场殴毙丰大业及西蒙，随后又鸣锣聚众，焚毁法国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英、美教堂数所，打死教士、商人二十人。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七国联衔向清政府抗议，集结军舰予天津、烟台一带示威，法国海军提督声言要将天津化为焦土。清政府调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到天津“查办”，接着又派李鸿章会同办理。曾、李屈服于侵略者，杀害群众二十人，充军二十五人，把天津知府和知县革职充军，派崇厚为钦差大臣赴法国道歉，并付“赔偿费及抚恤费”白银五十余万两。据《中国近代史词典》——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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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位游历者进入中国的任何城市时，他很有可能发现在那牌楼上悬挂着几双形状各异、腐烂不堪的靴子。这又是百姓表达对他们所爱戴欣赏官员的另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当一位深受拥护的地方官任朝届满、即将封印离职时，百姓便选派当地一些颇有名望的居民作为其代表，去抚慰这名官员，向他说上一些恭维赞扬之类的话，然后异常郑重地请求，给这个城市的百姓留下一双他的官靴。这种请求被视为很高的荣誉，从来没有人表示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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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这双靴子就在锣鼓喧天、音乐震耳的吹奏声中被庄严地送到城门，在那里悬挂起来。它们在那里任凭风吹雨打，直到烂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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